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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海小三线放电影 ——贺兴根等访谈录
2019-06-11 13:55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小三线一支专门播放电影的电影放映队的故事。
采访对象:贺兴根、陈  多、强自民、毛宗康
采 访 人:徐有威、韩佳、李帆(上海大学历史系)
整 理 人:韩佳、李帆、屈晨熙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
采访地点:上海大学文学院A楼511室
小三线的电影放映员

小三线的电影放映员

在皖南山沟中看电影,是1960—1980年代上海小三线干部群众乃至皖南当地民众业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好好回忆。我是直接分到上海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分进去就是放电影的。我们片子的来源是后方基地管理局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就是上海电影公司(全称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设置的一个联络站。小三线后方基地管理局有四个下属的公司,包括机电公司、化工公司、仪电公司和轻工公司,还有几个直属单位,基本都在它那里换片。这个联络站虽然是设在安徽,但是它是属于上海管,是双重领导的一个机构,所有片子实际上就是从上海来的,是上海拨到后方。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属于后方。总共三个联络人员分别是王益彪、金志连、虞善华,他们的行政关系都是属于后方的,但是业务还是上海管的。我们去联络站取片子。一个片子15天放完了,我们就到那里去把旧的片子给他,新的再拿过来,在那里有一个同志会专门排片。但不是所有的上海小三线厂都去这个联络点拿片子,有的大厂比如八五钢厂就不在那里拿,去另外一个点拿。
放电影的地点基本上都是在厂内,原来就一台机器,放映周期15,职工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看两次电影的样子。毛宗康老师和强自民老师是我们公司放映队的老前辈,他们是最早的放映队,就这么一直干到七几年,才有了一套新机器。以前最早的时候,后来我们公司里面增加一台机器,我们就跟毛老师分开了,一分为二,三个人一个小组。机器增加了以后,需要我们服务的单位也增加了5家,之前是15家单位,(这时)就变成了20家单位,一个放映队放10家单位,周期短了,这样就能一个月看两到三次。过去这个电影,不像现在的电影,都是很落后的。就是从8.5毫米,然后到16毫米,再到35毫米,35毫米就是标准的,到我们以后还有宽银幕。我们那个时候的35毫米的放映机在当地是最先进的,当地都是8.5毫米、16毫米,这种机器放出来的影片都是很模糊的。 放宽银幕电影的机器还是老机器,就是在镜头前面再加一个,套上去。画质清晰度是差不多的,我们原来的机器必须再装一个变形镜头,才能放宽银幕电影。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电影的放映机器也是不断更新的。
那时候片子断了是自己接的。每一部电影它有10到12盘的胶片,分两个铁箱子装。因为是流动的,到一个厂就要把它从车上拿下来,放完以后,把机器再装上去,都很重的。外面是一个大木箱子,机器装在里面防震。要两个人才能拿得动,有好多东西,比如电源电线是一组,音箱是一组,也是一个箱子装的。然后两个提包机,两个三脚架。还要挂大屏幕,银幕还要拉上去。原来我们拉银幕是没有固定银幕的,就是在外面有一个篮球架什么的,把这个绳子拉起来。后来宽银幕更宽了。
后方厂里的这些职工业余生活是非常枯燥的,看电影就是过节,每次放电影职工都是趋之若鹜。放好看的电影的时候,几乎全部都会来看。小青年现在看电影是享受,那个时候实际上根本谈不上享受,放在广场上面看还可以,因为抽烟也不影响。如果放在室内的话,老乡过来看,他们都抽烟,画面是很模糊的。只有一个音响,没有什么立体声,都谈不上的。在室外放的时候,天冷冷死,天热热死。下雨天,打着伞看也有,穿雨衣看的也有。放电影的也要穿雨衣,还要把伞打好,保护我们的机器。
放电影最兴旺的时候,就是1977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的时候。当时整个后方小三线叫做812指挥部,后来改名为后方基地,我们仪电公司当时叫四工区。1971年10月之前,后方小三线只有一支放映队,由金志连师傅和虞善华师傅两个人承担整个小三线放映工作,他们很辛苦。后来为彻底解决小三线生活单调、无电影看的问题,后方基地开始筹建电影放映工作组,购置放映器材,每个工区筹备一支放映队。1971年9月中旬,812指挥部在岩寺的培新汽车厂举办了首届电影放映员培训班。指挥部宣传处一位姓王的军代表做了动员。时间紧任务重,后方基地领导要求大家一定要克服困难,学会学好,以满足广大三线职工对精神文化需求的热切期盼。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技师做了讲课培训,手把手教我们一整套的放映机器的操作。培训班一结束就是国庆节,全体学员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到四个工区各个工厂放映。从此以后,后方小三线电影放映就全面开展起来了。
我们第一次下去放映果然出了不少问题。我们四工区用的机器是上海南市区(现黄浦区)的蓬莱电影院的一套老机器,是他们送给后方的小三线的,因为是老式电子管设备,小三线山路不平,车子一震,音响设备就坏了。我们去工厂的时候有各个厂子里面的大卡车来接我们,我们把这个机器装上去,几个放映员要抬一米多高放上去,开到人家厂里面去。路都是灰尘路、泥巴路,卡车一开过去,身上扬的就像白毛女一样,一走几十公里。然后放好了住在那里,第二家来接我们。就这样一家一家接过去。
到工厂里面是电话联络,路上是没有的。比如我们到第一家厂,我们就会通知第二家厂来第一个厂来接我们。白天睡觉,下午第二个厂来接我们,小三线厂很乐意来接我们,放电影的时候就等于过节,周围老乡,十几公里都过来的,全厂职工就像赶庙会一样,这也丰富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安徽当地百姓一年就只能看两次电影。我们原来是1台机器15个单位一个周期,后来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就增加了一台,再到后来就是三台。所谓的一台就是一套,要两台机器交接才能放,必须要两个放映员到两个头,两台机器,这台开始闪这个光了要接上去,这个接好了,那个就开始准备,这个是有信号的,比如这盘胶卷距离结束6秒的时候,它会出来一个圆圈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要高度集中,顺利的把它切换过去。从头到尾,整场电影放下来,不会间断。电影还有两个特点,出来两个白点,第一个白点,准备,第二个白点,大家同时跳上去,准备切换,不然中间要断片了。就跟在上海电影院看是一样的,一气呵成。
刚才讲到的那个后方基地电影放映工作组王益彪,他是从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调到后方基地,加强电影放映工作的,对我们到上海拿新片好片很有帮助。片子拿下来之后,先拿到后方基地所在地——屯溪,再排到上面提及的四个工区,大家轮换放,全部结束了,再到上海去换片。四个工区的放映员平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为了使自己负责的工区的职工早一点看到新片好片,每次排片都要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改用轮换挑选,使优先挑选的机会均等。看出了当时放映员的敬业和服务意识。到我们这一批,机器从一台(套)发展到两台(套),最后是三台(套),整个公司是三套机器分三个放映队,负责祁门片和旌德片。祁门是个县,有两个单位分布在那边,还有一个单位在黟县,他们专门负责在那边放映;旌德有两个队,一个队负责整个旌德的德山里,有六个单位,旌德德山里相对来说厂子比较集,在第一个厂里放完电影后就住在厂子里,第二天其它厂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接我们去放电影。旌德其它地方,分布的比较散,他们后来还配了一辆车子。1978年,配给我们放映队的车子闯祸了。这个事情当时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伤掉三个人,死了一个,就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早一年去的,去年我们几个老同志还专门为他去扫墓。有一次去后方基地取片是下雨天,地面都是打滑的,车子一下子就会翻起来,幸亏河的旁边有一颗树,把车挡住了,不挡住的话,就出大事故了。
1971年放映队刚成立时的确碰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山路不好、震动大,机器很容易出故障,加上我们都是新手,处置能力差。正常放映应该有两台机器配合进行,有时候一台机器出故障了,我们只能用一台机器放,每本片子放完,都要卸下,再装上下一本片子,中间有停顿,看的效果就会很差,我们称为“独眼龙”;要不然就是音响设备“哑巴”了,有画面没声音了。我们压力很大,只能坚持放完。使我们感动的是观众对我们十分支持和理解。我们那是军工厂,电子器材三厂的工程师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主动帮助我们,免费给我们设计定制了一台晶体管功放设备,又轻又不怕震,从此解决了“哑巴”问题。后来后方其他工区向我们学习,全部换成这种设备,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2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上海上映,很受好评。我们不能以没设备为理由使后方职工失望,虞善华师傅搞出了变形镜头图纸,材料要求是铝合金的,当时是买不到的。后来是电子器材四厂送给我们一段材料。变形镜头的加工是向阳厂机修车间王月芬完成的。第一次试放是在仪电公司大院进行,取得了成功。
放电影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在屏幕上一共四根绳子,上面两根绳子,下面两个绳子。当时我们放电影的时候,就是挂这个黑的银幕,四方的银幕已经很困难了,后来到宽银幕的时候,就靠我们把这个绳子甩上去,甩上去以后两个人在那边拉,把这银幕装好很难的。我们放电影的时候,人家听我们是宽银幕,本来我们放小电影(窄银幕)的时候职工已经很开心了,他们看到我们放电影的来,很热情:“啊,你们放映员来了,我们很高兴啊,今天放什么电影啊?”都会来问你,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回答他们。
当时在上海小三线厂,说起来是青山绿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文东西。甚至有些厂离当地的农村都是很远的,呆在那边就知道什么叫好山好水好寂寞。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电影。农民知道这个厂放电影,十几公里也会赶过来,其他厂的也会赶过来。
到联络站拿片子的时候不需要给他们钱,去厂里放映的时候电影票每人五分钱一张。假如职工要是400个人,就是按照四百个人收费,问厂里的工会收费。农民不收费,每个职工也是不收钱的,对于厂里职工来说,这就是福利。放电影的时候,哪怕你这里是一万个人来看,还是按照四百个人收。
我们放映队原来像一盘散沙一样的,他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后来公司党委很郑重的把贺老师派来,专门来加强我们放映队的领导、放映人员的思想、团结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工作。贺老师是我们年轻的“老干部”,大家有困难找贺老师,他会协调,他就是专门的工会委员。放映队实际上是工会管的,后来我们是10个单位,最远的我们要跑四五十公里才可以到这个单位。
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不休息的。过年的时候,人家都很好地招待我们。因为要吃年夜饭,所以人家就希望我们晚一点放,所以我们就是“夜神仙”。他们走了就结束了,我们把机器整理好搬回去。我们那个时候也“跑片”,比如当时我们放了 《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我们就“跑片”。就是两套机器弄到一个点上,比如说一共五个单位,他们先早放半小时,我们的晚放半小时,他们放好之后马上要倒片。这个倒片也是有难度的,不是像上海电影院一样明明亮亮的灯光,就在黑暗里面倒,倒的时候出现断片,片子“啪”断了,还要拿个手电筒,这样照着用药水刮,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进行自己业务的训练。片子断了,要给它接起来,要接的看不出痕迹。闭上眼睛,摇的时候就知道这里坏了。这个片子就像黑白胶卷,它就是一卷,一秒钟走24张,就像动画片一样。片子很重的,铁盒子装的,就是一盘一台机器,二盘两台机器,上面都有编号。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到屯溪拿这个片子,片子拿到之后,给我们的时间期限很短,他要拿到上海去放了,所以先给我们小三线职工看了,我们就进行“跑片”。
为了职工能及时地看到这个电影,放映员很辛苦。比如说,我们需要50天,公司说不行,25天。后方说,好,拿过来吧,25天完成。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多瑙河之波》,是罗马尼亚电影,上海买票都买不到,很稀奇。当时的后方基地局说,你们能放几家就几家,但我们当时就尽量全部都放到。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奢侈生活,看电影就是最奢侈的生活。没有谈恋爱的小青年,除了上班没有事情做,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之类的东西,生活很枯燥。当时这些职工除了看电影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但八五钢厂是一个大型的工厂,自己有组织一些文艺小分队的演出。但我们放电影,就算他们工厂只有100个人我们也去放。
放映队是没有假期的,就是内部自己调整,也不会缺人的。比方讲,本来是三个人,现在是两个人。有时候临时替代,比如讲他探亲去了,那么我是工会的,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厂里放电影,也要跟他们一起放。但是我只能帮他做体力活。
我们最有趣的一次放电影,是在旌德县政府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去放电影,总共五十个人的会议,拿了五块钱给他们放电影。这个里面有讲经济效益的问题,原来是不讲究经济效益的。后来慢慢改革开放了,我们这批人去放的时候,他们就强调经济效益了。一种形式是我们自己要印很多票子,发到每一个厂,要根据这个票子,卖掉多少我们收多少钱,我们去收钱;还有一种是包场制,规定一场60元,我们那个时候工资是39元,这一场电影不到两个月的工资,不算很贵,这是上面规定的。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有一个档案,这个档案除了记录(片子)质量问题以外,它还记录放映次数,每放映一次,就是要在机器里面滚一次,必须要做记录,那个时候很严格,这个算片子损耗,它就是根据这个记录来收钱。照道理,我们放映员私下是不可以放电影的,有时候为了要私下放,就找一个借口,要试机器什么的,在小房间里面放,一般情况下是不敢放的,而且这一次是不记录到这个卡上面去的。如果记录上去,就是要拿钱了。因为收钱的事情,闹的很不开心,经常发生矛盾。因为他们不卖我们的票,卖自己印的票,卖了钱以后,他们就收进自己的“小金库”,虽然现在说起来也不对,但那个数量小,那个时候,他们基层厂很可怜,工会没有多少经费,就是靠比如说,放电影这些东西,私下搞点票,搞点小外快。我专门到祁门就是我们放映三队在的那个地方去调查过一次“逃票”“漏票”的事情,为这个事情跟基层的工会也闹过一些矛盾。这些都是后来强调经济效益发生的事。
到了80年代,因为电视机慢慢普及了,电影就不那么吃香了,不像我们刚刚到的时候,人山人海,特别像《红楼梦》这种经典越剧戏曲片子,到东到西我们就是有一批越剧谜。就跟着车子,听不厌的。我们每个厂都有自己的小广播室,广播员都到我们这边来录音,录好之后回去每天放。比如这是第一家,这个工区里面是五家,这个职工在第一家看了,哇,这个《红楼梦》这么好看,晚上到第二家放的时候,走五六里路过来,到第三家,他还去看,第四家,他还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原来规定的我们三线厂的职工是不允许到外面去把放映队接进来放电影的,就是不许请县里的放映队进来放电影,因为怕影响经济效益,原来不讲究这个东西,只讲究宣传。放映队有一个很大的政治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寓教于乐,这是很主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到后来,这种任务就淡化了,要考虑经济效益了,所以就接当地的放映队进来放电影,影响我们的票款,有的时候就要有矛盾了,加上后来电视出来了,看电影的人慢慢也少了,只有特别好的电影,才会满座。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放映队不光给小三线职工放电影,当地农民也来看,我们还搞“拥军爱民”放电影。比如我们在旌德地区,有工程兵部队,他们有几个团在那里,我们也去放电影,为了“拥军爱民”,“八一”建军节,我们也去给他们放电影。到部队放电影我们很开心,这一天可以喝酒,菜很丰富。每到一个食堂,都会给我们准备晚饭,晚饭很丰富但是很便宜。我们放电影很晚,有时候晚上7点开始放,天热的时候,我们在大礼堂,有蚊虫叮咬,又没有什么蚊虫水,我们都要坚持住。天冷在外面穿棉大衣放,食堂晚上给我们做一点夜宵,钱是付的,给我们做一点菜汤面吃一下。
那时候放电影,当地有请我们去放的,县里开会也请我们去。因为我们上海人的片源比他们丰富,而且及时。有时候旌德县电影院也请我们去,但是我们要先满足我们的职工,然后再可能给他们放一次。他们有一个电影院,但是他们电影院放电影的时候,这个片子已经放了很多次了,上百次了,我们这个片子有时候新片就到了,放上去观赏效果很好。片子经常摩擦以后,就会出白点,就是模糊了,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胶片,每盘最多10来分钟。最早的电影,旁边还要放灭火机,要烧起来的。电影胶片绝大多数都是柯达公司的,电影都是用这个胶片拍的,出来拷贝也是用这种胶片。
我们当时一起招进来的放映员大概有十来个,后来大概有十五六个,因为有三套机器,放映员就更多了,一般就是配备三个。一机两个,下面一个倒片的,放映员一个月最多休息两天。不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坐小车子回公司拿片子,然后坐卡车去工厂放电影。我们要用车的时候就和公司说,发车频率则是公司安排,每个厂放电影,都是每个厂单位自己来接送的。每天一个厂,每天要扛着机器,放映的时候,就把机器打开,放映完了,再把机器全部收好。住在招待所里,招待所也很冷,手伸进去,被子都是潮的。
当时不是自愿去放映队的,是公司下来招的。因为复员军人思想觉悟高,所以当时放映队招人有时会指定要复员军人。工资则是各个单位发的,公司不付钱,陈多老师是公司付钱的。后面进来四个人,是公司付钱的,前面放映员的工资都是原单位负责的。我们是行政关系改为公司的,但劳动工资还是原单位发的。工资标准跟三线职工一样,39块。老职工高一点。这个是有历史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就是所谓的“老三届”,还有我们“新三届”,这些人的工资是重新核定的,跟过去的八级工资制就不搭界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实行的都是八级工资制。我们是技术工种,要在厂里当学徒满三年。学徒工资第一年是17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满师以后,在上海是36元;在安徽小三线,就是39元。复员军人的工资是四十几块。当时的公司党委书记,他说已经要拿到一百八十几块。他们都是十二级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定的行政级别,也就是正团级以上,他们就等于是部队副师级的工资。
有的人的待遇、编制、户口全部都在上海的一直没动过,一直就在上海。但后来为了工人们的思想稳定,安心小三建设,就把有些人的户口迁到安徽当地派出所集体户口里面去了。以后回沪的时候又把户口迁回来了,但在安徽当地集体户口呆过的人户口只能迁到上海的郊区,不能进上海市区。很多职工是有牢骚的。支援小三线是光荣的事情,“好人好马好刀枪”,像我到那个放映队,都是经过挑选的。所以觉得回上海了,户口还不能进市区,想不通。
家属在上海的,正常探亲假是一年12天,一年只能回去一次。所有三线职工都是这样,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就没有探亲假。如果想要回家探望父母只能请假,请假是要扣工资的。有小孩的,夫妻两地分居的精神包袱是很重的。但是放映员还有个优点,可以坐厂里卡车回上海,坐他们的卡车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坐班车要九块两毛钱回上海,为了省钱,就这样坐卡车。所以放映员的工作从各个厂的条件来说应该算是很好的,单位的领导都喜欢你们去早点给他们放电影。食堂的员工也喜欢,生活上跟下面的职工差不多的,就工作的确是有点艰苦,风里来雨里去,下雨照样走,而且有一点风险的。那个时候对放映员的劳保也是不错的。每个人有一件黑色的军大衣。后来还有皮鞋,因为搬东西怕砸伤;劳保用品还有手套,那个时候手套也是很吃香的,因为必须要带手套的。要在一个大箱子里把很大的机器拿出来,还要架在一个很高的三脚架上面,放电影必须要超过这个高度才能射过去。这样一个机器,一下子拎上去,起码有40多斤。所以对于放映员的身高也是有要求的,后面招的4个人都是人高马大的。
职工回到上海,住房都有安置。已经结婚的放映员在上海可以分到房子,没有结婚的就回自己家,不然就借房子住。有的单位单身的还给他两万块钱安家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拿到房子才不到八万块,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们在莘庄去建房子,每一个人一个平米是700块钱,两个人60平米,钱不多的呀。后来有点涨价了以后,改为750块钱一个平米。 有小孩家庭,给我们60几个平米。从皖南回上海的小三线人员有六七万人,虽然上海政府全部“消化”有些困难,但还是全部解决了。
放映队是一个团结,艰苦奋斗的集体。据不完全记录,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包括:徐剑池,周占林,毛宗康,陆雪歧,强自民,孙树功,沈福传,陆秀文,迟巍,陈多,戚培荪,桂小芳,傅建新,陈明德,汤文雄,鲍文俊,陶经荣,莫文汉,邵中联,胡伟民,黄志军,张明泽,王皓康,许文跃等。我们要记得这些名字,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小三线的干部职工以及皖南的老乡,才有机会通过他们参与播放的电影,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
作者简介:
贺兴根,男,先后在上海小三线旌旗机械厂、后方仪电公司和满江红材料厂工作;
陈多,男,曾经在上海小三线后方仪电公司工会放映队工作;
强自民,男,曾经在上海小三线后方仪电公司工会放映队工作;
毛宗康,男,曾经在上海小三线后方仪电公司工会放映队工作。

(本文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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