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言宏论丨“新时代”关系定位彰显中俄对国际稳定的特殊作用

莫斯科时间6月5日下午，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后冷战时期中俄关系第六次定位横空出世，产生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2014年的“新阶段”定位提升至“新时代”，是顺应中俄关系发展实际轨迹的自然结果，其合理性毋庸置疑。

首先，过去五年来，中俄关系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既有表面的轰轰烈烈，又有内在的扎扎实实。两国领导人的战略互信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坚固。此前被视为相对短板，或者更准确说，与两国政治合作水平不够匹配的经济合作也首次实现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历史目标，双方人员往来日益密切，民心相通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归根结底，中俄关系本就有着强大的内生性，而在乌克兰危机为之带来的战略机遇正在变成一项项务实合作成果之际，双方都有需要根据新时期的新水平重新定义两国关系。

其次，过去五年来，中俄关系发展的实际轨迹进一步表明，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的“四不”为核心的底线思维已经不足以给两国关系提供充分动力。以戴秉国前国务委员2015年在莫斯科出席中俄关系国际会议期间首度使用“上不封顶”话语为标志，中俄关系追求的“（没有）天花板思维”初露端倪。五年来的实践显示，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在成为其显著特征，这正是新时代的要义之一。

第三，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上“新时代”的定语，集中反映了这一组大国关系在过去五年多来不断加速的总趋势，新的定位正是上述加速效应的一次总释放。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俄领导人调整两国关系定位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从1991年底至1996年，双方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内经历了视彼此为友好国家、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三度换位。这种快速修正恰恰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给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的余波效应。双方不得不不断修正合作方向，才形成了沿用至今的稳定制度框架。

2001年，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为标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了法理上的再确认，也展示了这一定位的稳定性。2011年，中俄关系在经历了15年的扎实推进后终于顺理成章地演化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俄关系开始进入全面加速期，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结构性地改变了俄西方关系，也给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提供了主要动力。对比几乎一年一变到十五年保持稳定，再到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其背后的逻辑显然迥然不同。1990年早期更多是重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摸索、试错，而最近两次则显然是顺应两国关系的定向加速和规模效应的良性再定位。

第四，中俄关系再定位中的“新时代”还对应着两层深刻含义。一方面，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俄罗斯普京“长久之国”在外交层面的外溢。中俄互为战略支撑从本质上来说，所表达的正是彼此尊重基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选择权。

另一方面，这还和中俄关系的外生动力有密切关联。和冷战后基于各国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而生成的全球化浪潮不同，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正在出现显著的现实主义回归，整个国际体系从相对有序的过渡状态向绝对失序方向演进的态势日益明显。个别大国把利己发挥到极致，把利他完全抛诸脑后，更加彰显出中俄关系对于国际稳定的特殊作用。

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界定正是中俄向整个国际社会发出的正式呼吁，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缓和不要紧张，要稳定不要动荡，要繁荣不要萧条，才符合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此相对应，“新时代”的限定同样也是对彼此互为战略支撑、互为可靠伙伴的一次再确认。

对于任何大国关系而言，找准彼此合作的目标和议程、界定双方关系的性质和水平，不仅具有足够的象征意义，更会为后续的一系列具体合作提供全新的法理依据。伴随着新的限定词“新时代”而来的，显然是更新、更全、更广、更深的全方位、全天候合作路线图。今后几天，这些细节将慢慢呈现出来，中俄关系的未来也将由此被重新定义。

此外，不应忽视的是，国际关系最小分析单元可能并不是双边关系。因为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背后，都可能存在着一个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对于中俄关系而言，彼此定位的每一次调整，都必然给其他大国传递重新定义与其中一方关系的动能。冷战时期如此，后冷战时期也概莫能外。在此意义上，欧亚地区秩序和全球政治格局的今后演变都必将受到这一次中俄关系调整定位的深刻影响。

“杨言宏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的专栏，立足于俄罗斯、中亚，放眼全球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