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伊斯坦布尔⑦｜奥斯曼的荣光与世俗生活
伊斯坦布尔拥有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两面，在雄伟的宗教建筑中，蕴含的是丰富的世俗生活。继承了罗马帝国时代公民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追求，奥斯曼帝国将伊斯兰教中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并不主张禁欲的思潮带入了这座城市。清真寺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周围庞大的附属建筑构成了繁荣的公共生活空间。
如今最热闹的商业区是大巴扎，伊斯坦布尔保留了小贩街市传统。大巴扎内是游客们光顾的地方，本地人更多去大巴扎外面露天的街区，这里不仅有游客们更注意的糖果甜品咖啡和茶具餐具，也有本地人挑选的香料、奶制品和腌制品。
从大巴扎出发，不需要走太远就到了奥斯曼帝国最鼎盛的象征——苏莱曼清真寺。
苏莱曼清真寺是由苏莱曼一世下令在1557年建成的，是建筑师科查·米马尔·希南最重要的作品，事实证明希南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尤其在预防地震方面，伊斯坦布尔很多历史建筑都曾在地震中受到破坏，但苏莱曼清真寺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希南在建造这座清真寺的时候参考了圣索菲亚教堂的设计，同时进行了升级，圣索菲亚教堂支撑圆顶的扶壁让建筑外观显得很厚重，希南在设计苏莱曼清真寺的时候，使用隐藏的四根支柱支撑主拱顶系统，此外还有两个半拱顶和两扇山墙，这就让墙壁本身承重压力减轻，变得比较轻巧，同时打开了很多窗子有利于室内采光。
虽然当时离圣索菲亚教堂建立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千年，但希南却是第一个在如此超大体量建筑上破解并升级的建筑师。同时，米马尔·希南也主持修复和加固圣索菲亚大教堂，让这座建筑一直存续到今天。
苏莱曼清真寺整个建筑群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将起伏的地势和周围的街巷结合到一起。参与建造该建筑群的是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工匠，包括许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约一半为基督徒。
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奥斯曼帝国苏丹逐渐把自己看作是正统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穆罕默德二世时期还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但是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阿拉伯本土后，苏莱曼大帝的父亲塞利姆一世就接受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监护人”的称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此之前这个头衔属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傀儡哈里发。苏莱曼本人通过这座帝国清真寺的建立巩固了他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还建立了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公共关系。
我沿着山丘向上，眼望着穹顶和宣礼塔走向苏莱曼清真寺。圣索非亚大教堂被看作是模仿所罗门的庙宇建造的，因此苏莱曼大帝在建造他的清真寺时使用了同样的风格，由此来加强这个传统。按照罗马人从帝国各地搜集纪念品的习惯，苏莱曼大帝派人从巴勒贝克、亚历山大、罗得岛、贝尔格莱德和马耳他运来石柱，每根从远处运来的石柱象征着帝国统治内一个不同民族。在每堵山墙下有两根巨大的石柱，传说其中两根分别来自亚历山大港和巴勒贝克的神庙，另两根分别是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王宫和赛马场运来的。
我走进清真寺内，巨大的拱顶营造出空阔的室内空间，吊灯垂得很低，这让人们稍微抬头就能感觉星空，窗子上装饰着彩色的玻璃，遍布阿拉伯文书法，朝向麦加的墙是用精美的伊兹尼克陶瓷镶嵌的，它们展示天堂花园里的植物和花朵。清真寺周围有四座伊斯兰法学学院和四座伊斯兰大学，清真寺的四座唤拜楼也象征着穆罕默德的四名继承人，四座唤拜楼共有十个阳台，代表着苏莱曼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
清真寺后面的花园里有两座陵墓，其中埋葬着苏莱曼大帝和他的妻子洛克塞拉娜、他们的女儿、苏莱曼大帝的母亲、姐姐以及苏莱曼二世和艾哈迈德二世，还有穆斯塔法二世的女儿。
在清真寺周围有科查·米马尔·希南的陵墓，他的陵墓在苏莱曼清真寺略低一点的边缘地带，我找到了这座陵墓，但是被锁住了，只能透过铁栏杆窗子看到他的墓葬。他的陵墓前面是一个小小的蓄水池，在土耳其的一些流行文化中，希南的陵墓中埋藏着伊斯坦布尔的秘密。
作为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希南往往是被低估的，他的家族原本是基督徒，他本人长期作为军队中的工程师，参与了攻克罗得岛和贝尔格莱德的战斗，积累了大量的实地建筑经验，特别是如何结合地形让建筑实用以及改造旧建筑，同时这也使得他对于欧洲的建筑技术非常了解。他担任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三位君主的首席建筑师，工作超过五十年，直到86岁的时候还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
除了一系列壮观的清真寺之外，米马尔·希南还设计了奥斯曼帝国海军统帅海雷丁·巴巴罗萨的陵墓，就在今天的土耳其海军博物馆旁边，但是海雷丁本人并不葬在那里，而是葬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海雷丁的家族是希腊基督徒，后来与哥哥一起参加了奥斯曼海军，他屡次以少胜多，让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大半个地中海，巴巴罗萨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传到西方之后，人们讹传成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名字。
海雷丁的陵墓旁边是他的雕像，上面还有一首诗：那海面上咆哮的是什么？巴巴罗萨现在可以从突尼斯或者阿尔及尔返航吗？两百艘船在海浪上骑行，新月从陆地上升起，有福的船，你来自哪里。
在托斯卡帕宫南边的老城墙边上，还有奥斯曼帝国另一位海军统帅的雕像，一位身材高大衣着奥斯曼海军服装的男人扶着地球仪，他就是德拉古特。和海雷丁一样，他也是希腊人。德拉古特被认为是北非最强悍的海军统帅和海盗，他使得奥斯曼帝国海军牢牢控制了的黎波里为据点的北非海岸，最后阵亡于围攻马耳他的战斗中。
奥斯曼帝国有一个习惯，只要城内有足够的礼拜地点就不建造其它的大清真寺。建造庞大的清真寺被看作是浮夸的表现，因此被高级神职人员严厉批评。在伊斯兰教里奢侈是被批评的，节俭则是一项美德。因此一座清真寺往往与其它公共福利建筑同时作为建筑群修建，作为建造大型清真寺的理由。
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法提赫清真寺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生活的中心，比起强调帝国强大力量的苏莱曼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显得更为平民化。法提赫意为“征服者”，由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于1470年，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史的第一个重大工程。
清真寺周围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建筑群，包括伊斯兰学校、图书馆、医院、市场、土耳其浴室、小学和为穷人提供食物的公共食堂等。最初的清真寺在1509年地震中严重受损，又先后遭受1557年和1754年两次地震的破坏，在1766年的地震中彻底被毁，主穹顶坍塌，墙壁也被无可挽回地破坏。目前的清真寺由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完成于1771年，与原先的设计完全不同，带有一些巴洛克色彩。
不知道我去的时候是不是放假，总能遇到成群的小孩子集体活动，清真寺里非常热闹，因为有厚厚的地毯保护，家长放心让小孩子在上面跑跳。大殿里有人在祷告，有人在聊天，拍照的游客很多，这些都是一座城市真正的公共空间。
法提赫清真寺原本的位置是圣使徒教堂，这是君士坦丁堡地位非常尊贵的教堂。米海尔八世从十字军手中收复君士坦丁堡后，由于拜占庭帝国衰落，君士坦丁堡人口下降，教堂年久失修。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暂成为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的驻地，但教堂建筑本身比较败落，而且周围居住的都是穆斯林，君士坦丁牧首不久就搬走了。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拆除了圣使徒教堂，腾出这片空地建造法提赫清真寺。
最初的圣使徒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兴建于330年，到他337年去世时教堂尚未完工，由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君士坦丁二世完成。这座教堂供奉耶稣的十二门徒，皇帝打算将所有使徒的圣髑都收集在这座教堂，但是只收集到了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髑，君士坦丁大帝的遗体也安葬于此，被使徒们簇拥着。
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在原地建造了新的圣使徒教堂，将君士坦丁大帝和三位圣徒的圣髑重新安葬在新教堂内，查士丁尼和他家人的陵墓修建在教堂北翼的底部，后续大多数皇帝、许多牧首和主教都埋葬在这座教堂内。
在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圣使徒教堂遭到了严重的洗劫和破坏，教堂的黄金和宝石被抢走，拜占庭君主的陵墓也被打开，其中一些珍宝被运往威尼斯，现在仍然能在圣马可教堂看到。教堂内的一些圣物被带到了梵蒂冈，存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在800年后的2004年，部分圣物被归还到东正教会普世牧首驻地圣乔治教堂。
我来到圣乔治教堂。这座东正教最神圣的中心很朴素，从外面的街道上很容易错过，我去的时候教堂门前的安检门亭还在建设中。我经过一道小门进入一个不大的院子内，圣乔治教堂的外观看起来有19世纪中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堂截然不同。教堂正面的黑色大门叫做格列高利大门，并不开放，1821年，牧首格列高利五世因为无法控制希腊革命，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绞死在上面。
圣乔治主教座堂是希腊正教会最重要的主教座堂，从大约自1600年起成为希腊正教会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普世牧首驻地。走进教堂的正门，可以看到有三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1720年教堂的重建，另一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1836年的翻新，正门上有双头鹰（代表希腊正教会，东罗马帝国的传承）的标志。
这座圣乔治教堂内收藏着很多圣物和圣像画，最著名的是圣格列高利和金口若望的圣骨匣，圣格列高利也翻译成圣额我略，他是公元4世纪的一位神父，为三位一体教义做出了贡献，金口若望指的是同样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因为擅长演说雄辩被称为金口，他们两个人与另一位圣徒巴西流被称为三圣教父。
在教堂南侧还有三位女圣徒的圣骨匣，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尤菲米娅，她生活在公元3世纪，当时罗马皇帝戴克里迫害基督徒，因为尤菲米娅拒绝向罗马的阿瑞斯神献祭，被折磨致死。公元620年她的圣骨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圣骨匣是俄罗斯教会贡献的。在教堂进门右边靠近最前方的位置，金属包裹着一根黑色的柱子，这是圣鞭痕柱，传说耶稣曾被绑在上面鞭打。
从圣乔治教堂离开，我在法提赫老城区漫步，这个区现在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也被认为是伊斯坦布尔宗教氛围最浓郁也相对保守的区。在伊斯坦布尔，不可忽视的伊斯兰教团体就是苏菲教派，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在外界看来有一种带着灵性艺术的魅力，又恰恰因为这种方式，在一些穆斯林看来是有争议的。在法提赫区中，有一片社区显得更加保守，就是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所在的社区。
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是一座苏菲纳格纳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ah）教团的清真寺，最早建于1723年，但是在1894年的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在土耳其共和国建起之后，宗教学校也随之关闭，建筑逐渐荒废，直到1952年，清真寺的翻新和修缮工程才完成。
纳格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着装上比较容易识别，男性都留大胡子戴白色缠头，女性着装也相对保守，会用头巾包住半个面部。虽然在一些旅行文章里并不建议旅行者前往苏菲教团的清真寺，因其在土耳其国内曾有一些政治争议。但我的个人感受是这座清真寺非常友好，学习的氛围更浓厚，大殿里很多人在听课或者讨论问题，还有很多小孩子。目光相交的人都会向我道salam，其他清真寺看到我的东亚长相，就只是点头示意。值得一提的是，纳格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中国也有传播，就是18世纪马来迟创立的虎夫耶和马明心创立的哲合忍耶。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早期，由于这些苏菲教团被认为持有极端保守的宗教政治倾向，与凯末尔主张的世俗化社会改革相冲突，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些宗教场所被关闭，尽管该禁令已被解除，但仍然只有少数的活动场所。
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三个小时车程的布尔萨，我拜访了另一处苏菲社区，和伊斯坦布尔比起来，这座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开国者奥斯曼一世和奥尔罕的陵寝所在地，显得更加平静，在这里引起我对苏菲生活的思考。
这座社区活动中心在一片上坡的居民区中，远离主干道，每天晚上都有苏菲旋转舞表演，而且是免费观看的。活动中心里面的人非常友好，还有免费的茶水。我去的第一晚，一位在当地中学教授土耳其文学的老先生接待了我，当天晚上是两位老师带着三个舞者进行表演，其中一个最小的舞者只有九岁。在舞者表演的时候，我身边的老先生一直在为我讲解他们舞步的含义，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舞蹈与宗教修行之间的关联。
我问他，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一种艺术表演，他告诉我这两者都有，宗教指导人们修行的目的，而艺术让这种修行更容易被人们接收。我又问他，这是否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他告诉我，一开始人们被形式吸引，后来发现形式只是外在的不太重要，但最后又会发现老师们教授的形式其实很重要，那是经过很多人学习过并确认的了解真理的方式。
周六晚上是谢赫演讲，因为听不懂土耳其语，我就在观察周围人，老人们围坐着喝茶，中年男人一群，妇女们一群，各自在聊天，小孩由较大的孩子带着玩。在这个社区中心的庭院里，我想到了童年的单位家属宿舍大院的场景。
伊斯坦布尔能让人享受不同的市民公共空间，街边随处可见小茶馆，走几步就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歇一会儿，很多人点了一杯茶就那样望着街道待一下午。在这样的城市，人们才会格外注重人的公共生活。
这样的场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很难见到了。一方面，城市空间被各种高消费空间侵占；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也不鼓励人们在街边停留，街道过宽无法闲逛，街边绿地品质不高，高品质绿地常常集中于大公园，虽然面积大，但不方便日常使用。
我想，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以及外部的公共空间是有联系的，苏菲教团的公共生活气氛让我意识到，当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自主的关联后，才能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
刚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每天早出晚归，匆忙疲惫，我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就想用眼睛和双脚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但等到了最后几天时，我开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懒洋洋地吃个悠闲的早餐，在街上随便逛逛，找一个有太阳的茶馆坐一下午。这是伊斯坦布尔在厚重的历史遗迹和神圣哀伤的气息之外，给我带来了悠闲轻松。
我在伊斯坦布尔打算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帕慕克笔下的纯真博物馆，然而却没有开门。我在雨中感到很沮丧，在附近街区逡巡。在纯真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口，我看到了几幅人物肖像画，在下雨天空气的朦胧感中，画上的人表情怪异，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我朝巷子里望去，两边都是随意摆放的绘画用品。巷子尽头有一扇破旧的小门虚掩着，我推开门，昏暗的灯光中是一座简陋的小屋子。
屋子里有一位老人，他在给三个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讲绘画，关于毕加索、卡拉瓦乔、莫奈。我以为那位老人是个美术老师，但学生们说他只是个画家，他在一幅送给学生的画作上写道“you come like bird, you left like bird”。
老画家让我参观他的画室，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给我看了一张他的朋友从中国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用中文写了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虽然没有去成纯真博物馆，但我似乎找到了帕慕克书中想表达的，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的那种惊喜与美妙。老画家的画作中，人物的表情复杂扭曲，投射着哀伤，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一样。
当然，我无法真的能体会帕慕克所说的呼愁，脱离了母语语境的情绪只是一种模仿，如果刻意让自己感悟，又好像离得更遥远，就像用力去抓飞舞的羽毛总会比让它自然落到手上更困难。
尾声
在伊斯坦布尔二十多天的旅行结束了，这点时间只够在这一座城市探访。我想，伊斯坦布尔是关于世界的，至少是半个世界。
我很想表达对这座东西方交界的历史深厚城市的感慨，然而又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东方”的痕迹。但是在伊斯坦布尔，我从一个东方人的视角，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神圣和哀伤。中国人似乎对历史有一种崇拜，相信有某种抽象的道德会超越时间而存在，这让人们敬畏自身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位置，也就是自己为历史创造了什么，又将在历史中以怎样的形象被后人记住。
在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那些遗迹无不在验证，人作为短暂的生命，其追求、喜悦和痛苦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这恐怕只有在以“千年”为时间单位去衡量的地区，才会有的体验。当人们的记忆在传承中可以被拉得足够长，其对时间、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看法就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