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编剧在纽约
文｜夏雨尘
我和若昕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111街的一家叫做匈牙利糕点店（The Hungarian Pastry Shop）的地方见面。小店的墙壁上挂满了用镜框框住的书籍封面，展示着其将近六十年历史中在这家店写成的近百部作品。得益于七八十年代众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作家学者，迄今为止这个只收现金的小店依旧是哥大学生和教授们厌倦图书馆后最喜爱来的地方。
若昕刚刚带着来参加她硕士毕业典礼的父母玩了一圈纽约的景点。碎花长裙配上中分过肩的直发给人一种南方姑娘的温婉感，但她眼中还留有游玩过后的兴奋劲。我问到她典礼之后的打算：“把爸妈送回去就改毕业戏的本子吧！然后再投一投这边的戏剧比赛，美国这边有那种汇总专门针对编剧的各种机会的网站。”
但即使有这样的平台，青年编剧们在人才济济的纽约依旧很难看见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台。这也是若昕刚来纽约学习时经历的一个挑战。“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没有那么困难。中戏的时候就认识人了，然后不是你找别人，而是别人找你。这就给我养成了一种特别懈怠，觉得会来找我的习惯。”
若昕在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戏剧编剧之前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剧编剧班的本科毕业生。提到她的“科班”背景，若昕是一副过来人的语气：“前两年都会要写一个叫阅读笔记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不是创作类的东西，有点像语文课的归纳总结，就是你读了剧本了你给总结一下这个戏写了什么，还有类似分自然段总结，然后总结一下人物性格，谈谈感想。考试的时候会问你：《三姊妹》第一幕里娜达莎的裙带是什么颜色的。“若昕笑着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是绿色的。”
“但是是有用的。比如说我现在想结构的时候还是会拿《雷雨》出来想。《雷雨》一开场是鲁贵和他女儿四凤，好像就是在闲聊，但是在闲聊的过程中他们就把这个家庭的所有线和人物关系都牵扯出来了。以及就是，大家都不说明话，蘩漪和四凤讲话，‘你昨天回家睡了啊。’她就是在暗讽她和大少爷的关系。我现在写东西还是会想到这些东西。”
若昕本科班级中的十七个人，据若昕说，大部分现在在写电视剧，也有读研究生的，但是来美国读的却只有她一个人。
“我也喜欢写家长里短，但我觉得家长里短背后有诗意的东西。我想触及背后诗意的东西，不能只写矛盾本身。青春偶像剧的话，我也愿意写，”她半真半假笑着说，“但是你不能只让我写青春偶像剧。”
相比中戏强调积累，哥大的研究生教学思路更加着重创作和输出。七个人的班级，除了上托尼奖获奖编剧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普利策获奖编剧琳·诺特其（Lynn Nottage）以及查尔斯·L·梅（Charles L. Mee）等人的写作课，整个戏剧系还会有一堂合作课（Collaboration）要求全系的学生，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分组，各司其职，每个月创作一出作品。
“芳名：In the Name of Us”——若昕送到戏剧节的短剧，便是临近学期末的一节合作课的产物。“芳名”讲的是四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女孩的故事。受到2017年在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宿舍门上的拼音名牌被撕的事件启发，若昕探讨了中文名对这些身在异乡的年轻人的意义。
“Are you nervous? Does it make you feel upset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you are listening to? Especially in the theatre where you expect to understand the dialogue and what's going on.” （“你紧张吗？当你发现你听不懂的时候你觉得烦躁吗？尤其是在剧院里，你理应听得懂台上的对话、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芳名”的开头，紧接在一段无字幕的中文对话后边。戏剧节的现场，这段打破第四面墙的独白得到了场下美国观众的笑声。的确，在纽约很难看到一部不是英文对白的戏剧，而不打字幕不说英文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面前这个说话文文静静的姑娘却在自己的本子最前边特意写了“No Subtitles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show.”
而这还不是若昕本子中最尖锐，最挑战观众的部分。在她的毕业大戏“Chinese Opera and A Modern Drama”中，若昕以一个想要得到美国工作签证资格的中国姑娘的视角审视了当今中国青年人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个人选择困境。舞台上一边是戏中戏的“花蕊夫人”用京剧的桥段与剧情呼应，一边又是投影在舞台上的特朗普针对中美关系和移民政策的言论。整个哥大编剧班毕业戏中，若昕的戏是场面最大，编排也是最复杂的。我问她为什么每次都要她写这么尖锐的问题，若昕很自然的说：“有时候写东西就是，我想看这个，可是没有，我就自己写。”
相比十年前，纽约乃至美国的戏剧舞台上出现了更多亚洲人的身影，在去年，杨·简·李（Young Jean Lee）更是成为了第一个登上百老汇的女性亚裔编剧。但即使如此，每年纽约舞台上的内容依旧缺少能够代表新一代亚洲人的声音。“这里有这么多的华人，尤其是年轻的华人。（但是）我觉得这边看到的亚洲文化的东西，不年轻，不够新。他们对亚洲的印象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亚洲的人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了。即使我是喜欢《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这个电影，还是觉得，它有点老。没有我想看的东西。”
我问她，她想看的东西是什么，若昕给我讲了一个她来到纽约第一年经历的一件事情：“在来美国之前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有一对作家夫妇叫林达，他们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政治、美国生活、美国历史的书，我读了这些书，就觉得我太了解美国人的生活了——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体系是什么样。然后我到了这边来，有对语言障碍的恐惧，但是没有觉得这是和我完全不同的生活。再加上我们这代人是看美剧长大的，对美国娱乐圈也很了解，然后觉得文化冲突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直到我来这里第一学期感恩节。我和我的室友吃完饭走在路上，有一个流浪汉走在我们前面，然后他忽然回头跟我们说，不要跟着我你们这些‘Ugly Chinese women’（丑陋的中国女人）。然后当时我就受到了震惊。之前一直知道种族歧视是个事儿，但是自己没有遭遇到，自己就还处于一种clueless（半懂不懂）的状态，受到这样的事以后内心受到很大伤害，我就想，为什么呢？然后就会更切肤地思考这个事情。哦，我们作为外国人在这个国家，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这成为了若昕每一部剧中都挥之不去的话题。我问她，她写中文对白不配字幕，写花蕊夫人的故事，写戏曲在自己的本子里，她希望自己的观众是什么人。“我希望都看见。但是看完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被我们这样的（亚洲）人看见，就会觉得我们的故事被讲出来了，同时我也真的希望美国人可以看见，可以知道有这样一群人生活在你们周围，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们的故事。”
若昕说她本是不善于做功课的，但是为了写好这些中国角色，她却采访了很多亚裔，有室友的男朋友，同学的同学。而她的目的也小范围的实现了。若昕回忆说，自己最受鼓舞的一刻便是自己的一个美国同学在班上说，感谢班里有若昕这样一个中国编剧，提醒自己世界上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
聊到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对自己之后的规划是什么，想写什么。若昕反而很是坦然。她想在纽约再呆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更长，因为环境更好。“如果你对标韩国电影，他们的出国潮比我们早，到了今天韩国电影出来了。最大的问题在于视野。”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由奉俊昊指导的《寄生虫》获得了最佳影片金棕榈，成为了首部摘下金棕榈的韩国电影。今年也恰是韩国电影诞生的100周年。
但是若昕也笑着说自己不敢把现在写的东西给身为语文教师的父母看：“感觉特别赤裸，暴露自己太多了。而且自己看都会觉得写得不行。深知自己写得不行。但同时我也会放过自己。我现在是写作能力达不到自己的审美能力。不过我也不是特别着急。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