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明察局⑦丨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议题：历史回顾与当下的风向

“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得了吧，伙计们……”2019年5月1日，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在一次支持者集会中公开表达了自己在中国议题上的看法，“我的意思是，他们（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作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的绝对领跑者，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长期任职且出任过主席的拜登被认为在对外事务上身经历练、经验丰富，因而他在外交议题上的立场也备受关注，在对华事务上的表态更是不能例外。特朗普作为在任美国总统，本不该在民主党初选阶段就开启负面攻击模式，但拜登上述言论一出，特朗普很快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火力全开、单挑拜登。即便在民主党党内对手之中也不乏其他声音：来自“铁锈带”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蒂姆·瑞恩虽说承认了自己对党内前辈拜登的“敬佩”，但这位也在角逐本党提名的中生代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鹰派站位：拜登的立场早已“过时”。一时间，美国总统初选虽尚未正式起跑，中国议题似乎已被列入了重大选战议题的列表之中。

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中国议题

在美国总统政治的维度上，中国议题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存在太大争议，甚至几乎没有显性反映。1877年5月，刚刚卸任美国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开启了耗时两年半的环球旅行。一年多之后，格兰特抵达远东，成为首位到达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前总统，甚至还参与了当时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国而造成危机的多国协调。格兰特来华的21年后，年轻的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华北，很快就淘到了在亚太经历中的第一桶金。甚至，在1929年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之后，胡佛还被传说时常与第一夫人在白宫内用中文密语。又过了31年的1960年6月，在关于继任者人选的大选正酣之际，即将告别白宫的艾森豪威尔访问了中国台湾，试图以这一罕见之举巩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华的围堵与遏制政策。但不到12年后，艾森豪威尔曾经的副手尼克松飞抵北京，以首位造访中国大陆的在任美国总统的身份开启注定改变世界的破冰之旅。

从美国总统个人的中国经验史角度观察，中国议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关键内容的历史大概还是在二战之后的事情。相比而言，1952年大选可被视为是较早的集中讨论对华政策的一次总统选举。其时，所谓“谁失去了中国”的激辩仍喋喋不休，且在外有朝鲜战争、内有“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大环境下，如何结束半岛战事、甚至如何在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中不战而胜，都构成了选战的重要聚焦点。抨击着杜鲁门的“软弱”，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所谓的“三C”政策重点，即“朝鲜半岛、共产主义、腐败”（Korea, Communism, and Corruption），从而完全迎合着当时美国的内外诉求。而这位五星上将在当选后、就任前就罕见地访问朝鲜半岛，也被认为在有意展现雷厉风行的决断力。

在整个1950和60年代的世界格局变化的催化下，1964年大选中的两党都曾不同程度上浮现出倾向于支持承认新中国的公开表露，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民意的缓慢变化。1972年又是大选年，尼克松先后访问中国和苏联，并在连任竞选中明确提出缓和亚洲政策以及终结越战的战略调整。这一调整不但招致其民主党对手乔治·麦考文（George McGovern）的不满与抨击，而且也在共和党内部遭遇了一定挑战：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彼特·麦克洛斯基（Pete McCloskey）代表党内自由派，持有浓烈的反战立场；而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John Ashbrook）则是坚决反对尼克松对中国、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的意识形态保守派。但选举结果证明，尼克松的缓和政策成为竞选连任成功的重要积极因素。

在受到“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辞职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数年拖延之后，中美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而在次年举行的大选中，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成为了共和党阵营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早在1976年参与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就曾公开抨击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于1978年4月即准备开启1980年总统竞选前夕访问了中国台湾、与蒋经国会面。甚至在1980年大选共和党初选阶段，里根多次表达了当选后将与中国台湾所谓“复交”的极端政见。但在获得提名后，里根旋即有所收敛，强调“与北京保持完全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将与中国台湾的‘非官方的’代表机构变为美国政府的联络处，但并非外交承认”。虽然里根上台后在台湾问题上仍有反复，但在1982年中美两国还是发表了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在1984年即谋求连任的大选年4月，里根成为中美建交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在任总统。

至此，中国议题在美国总统政治中的阐释框架（frame work）开始发生某些必然却微妙的变化。除了某些与选举周期重叠的中美特殊事件（如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之外，政治与战略层面的大问题其实基本解决，或者说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对华立场相对明确下来，当然也就不会成为选举中的争议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议题彻底离开了美国选举政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与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议题联系来。

究其逻辑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内，作为国际事务的中国议题对政治人物所需动员的普通选民的动员意义有限。试想，中东政策对美国普通选民而言，意味着所谓“反恐”和“国土安全”，意味着自家、亲友或者邻居家孩子在中东战场上的安危，这显然是对外政策的动员。相比之下，中国议题与美国普通选民利益的关联性可能只有经济利益。这就意味着，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存在虽然基于中美互动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多的仅是一个单纯的外事议题，是被操作为美国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与延续。

从这个历史演变出发，如今拜登涉华言论重新挑起了中国议题是否会延续过去二三十年惯常阐释框架的极大疑问。目前回答这个问题的确还略微早一些，或者也要等到民主党初选辩论开启之后才会明朗起来。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具有关键的风向标意义。

尼克松还是麦卡锡？

在选举中操作中国议题的当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两党政治人物。这就意味着，在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大趋势下，驴象两党参选人的选择也反映出个人的政治选择，而这种选举策略的拿捏也决定了这些美国政治人物的成败得失。

“毫无疑问，我通过‘希斯案’获得的声誉使我开始走上得以担任副总统职位的道路……但也遭遇了当时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开明派媒体和舆论的激烈反对。”在回忆录中尼克松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国会生涯。

1947年，这位34岁的共和党人在加州获胜，出任国会众议员。作为在美国国内进行“反共”调查等活动的所谓“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尼克松在1948年与同为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合作推动了强迫美国共产党员必须到美国司法部登记的《蒙特-尼克松法案》。也就是在同年，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是苏联间谍，但相关调查却毫无发现。然而，在尼克松坚持继续调查的强烈要求下，最终竟然找到了被认为足以认定希斯“有罪”的“南瓜文件”（在农场的南瓜之中发现）。虽然在苏联解体之后，已刑满释放的希斯仍要求俄罗斯政府公布相关文件、还其清白，但无论真相如何，尼克松却因“希斯案”名声鹊起，成为当时共和党阵营中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

1950年，尼克松以反共基调、抨击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上的“软弱”，顺利当选国会参议员。仅仅两年之后，62岁的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力推39岁的尼克松以副手身份搭配竞选。就这样，在国会参议院中仅仅做了一个会期（或者一个任期三分之一）的尼克松快速变道、出任了副总统。当然，后来的故事更加为人所知，尼克松经历8年蛰伏、回到白宫之后，还是开启了中美之间的破冰之旅。虽然即便不是尼克松，中美走近的历史趋势也不会被阻断。只是实际推进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竟然是这样一位在从政头20多年中始终以“反共”、反华著称的尼克松，的确充满戏剧性。其中的“形势比人强”，以及务实政治人物的审时度势、大开大合可见一斑。

在所谓“反共”的历史舞台上，尼克松并不孤独，甚至也都算不上男一号，因为更多抢镜的是被尼克松引介上台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比尼克松年长五岁，与尼克松同年选入国会。麦卡锡在国会山的前三年虽说保守，但相对平庸，甚至外界也有评价认为他在1952年的连任并不乐观。但这一切的寡淡很快被尼克松的“希斯案”改变了：在1950年“希斯案”最终判决之后的19天，麦卡锡就发表演讲、抛出了那张号称美国国务院内的205位共产党人的名单。虽然子虚乌有的“红色名单”在人数与人名上总是变来变去，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已不可遏制地在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反“新政”等多股势力的合流下快速肆虐、席卷政坛。

令人玩味的是，1950年尼克松竞选国会参议员时虽然与麦卡锡本人存在一些还算密切的互动，但还是努力使自己与麦卡锡本人以及“麦卡锡主义”保持一定距离。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将共和党人带回了阔别20年的白宫，而麦卡锡也成功连任并获得了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主席的权杖。于是，麦卡锡以“反共”为由提升自身权势的主观动机越发强烈，甚至后来外界直接将麦卡锡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称为“麦卡锡委员会”。

但与麦卡锡愈加癫狂相反的是，共和党主导白宫之后，“麦卡锡主义”的党争任务已经完成，很快就演变为艾森豪威尔和麦卡锡的党内权斗。1953年之后，随着麦卡锡将矛头转向美国军队，甚至支持“麦卡锡主义”的某些共和党人为了争夺参议院控制权而逼迫怀俄明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莱斯特·亨特（Lester Hunt）自杀，“麦卡锡主义”急转直下。麦卡锡本人也于1954年在国会参议院内遭遇了“谴责”投票，并被停止了一切委员会活动。1957年5月，尼克松进入副总统第二任期，麦卡锡因急性肺炎毙命。

无论如何，“麦卡锡主义”不仅仅是麦卡锡个人的，更像是美国国家基因的变异结果，是这个国家无法掩盖的耻辱。但对比而言，如果1952年共和党高层为艾森豪威尔选择的副手是麦卡锡而非尼克松的话，历史是否会彻底被重写呢？无论如何，尼克松与麦卡锡在政坛崛起的起点虽然相似，但前者最终遵从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而后者却无法走出对个人权势的无度追逐。

与尼克松或麦卡锡发迹路径相似的例子，在美国政治现实中并不少见。比如，如今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各自“权力之路”的关键节点上都曾得益于针对不同中国议题的某种程度上的炒作与介入。站在2020年大选周期的起点上，面对着类似1952年或是1972年大选中对中国议题战略性争辩的可能性，美国政治人物到底该如何抉择，是“尼克松”，还是“麦卡锡”，这不但是个人政治史的分道扬镳，也是关乎中美关系前景的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