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回顾｜从下海庙探寻城市空间的历史
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它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今天，我们再次走近下海庙，东面舟山路的琳琅小铺仍然保留着历史的气息。周围既有复建的白马咖啡馆，也有阴森的提篮桥监狱旧址。而在下海庙西面靠近唐山路的小广场，则是阿婆阿公们晒太阳、交谈的一个开放场所。庙北面是清一色的五金商店。
下海庙周边的城市空间形态源于百年前，时至今日，街头巷尾依旧能找到它的影子。第12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中，我们制作的“从下海庙走进大上海”，正是在下海庙的历史与现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让大家思考城市空间从哪里来，可能到何处去。
《老上海百业指南》中的下海庙及周边（时称河海庙）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信仰需求与民间传说
下海庙，又称夏海庙、夏侯庙、义王庙。根据同治年间《上海县志》卷三十一“义王庙”条所载，下海庙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原占地仅一亩，房舍9间。民国时期的《上海县续志》（1918年）载，下海庙因嘉庆年间（1796-1820年）荒坍无主，有尼到此主持法务，改为尼庵。供奉释迦牟尼、观音等佛教神像，以及城隍这一民间信仰的神祇。
清末民初，全国兴起的“庙产兴学”使得许多传统的寺庙不动产丢失，开埠后既已兴起的城市化，土地紧张所致的庙产买卖，使许多寺庙随意迁移、增设神像，导致信仰体系混乱。下海庙也根据“需要”，增设了许多其他信仰和民间的神灵。
由于下海庙中原本只供奉城隍像，却没有城隍夫人，香客们认为应该集资另塑夫人像，更有甚者认为该为城隍老爷配婚。1882年10月20日《申报》记载，因虹口下海庙只供奉城隍神位，而其他地方城隍庙皆有寝宫及城隍夫人神像，唯独下海庙欠缺，附近的居民议论，应集资塑建夫人像，为这里的城隍“相亲”。
至1889年，《申报》记载，居住在此处的宁波人某某借此敛财，造出谣言：浙江某大家的女儿患病求签问卜，得知城隍想娶其为妻，于是装扮成城隍夫人在附近的三官堂，等待迎娶。借此让附近民众前来供奉贺礼。这样的记载荒诞无稽。有意思的是，今天下海庙西偏殿中正是同时供奉着城隍老爷和城隍夫人。
除了增祀城隍夫人，下海庙在开埠以后还迎请了天后娘娘。天后娘娘，又称天妃、圣妃等，是发端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神信仰，渔民为了祈求出海平安而祀。
在《中国舞蹈志》记载的民间传说中，下海庙里的天后娘娘也被称为“下海娘娘”。相传，当时蔡同德药房创办人蔡嵋青的女儿，到虹口的作坊去探望亲戚，走到提篮桥附近，看到下海庙很是热闹，便去进香。蔡小姐抬头看菩萨时，菩萨对她一笑。当天夜里，菩萨托梦给老爷，说是看中了小姐，要娶她。蔡家小姐不久即生急病，不治身死，临终前，再三叮嘱父亲将她嫁往下海庙。其父到下海庙拜访住持师太，捐赠银两，供放在菩萨身后，遂成了下海庙的娘娘。
今天的下海庙，除了佛教主供的释迦摩尼、观音、珈蓝、地藏、四大天王、十八罗汉之外，还供奉着城隍老爷、城隍夫人、天后娘娘、财神、药神、眼光娘娘等民间神祗，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神祇相互参差。尽管《申报》的记载颇为荒诞，民间传说也不能作为论据，但这更加证明，新的信仰内容正是在口耳相传中被神化，从而走进庙宇。个体需求通过他者的表达，最终实现信仰体系与民间群众的互动，也促使我们更有兴趣去看看信仰背后的人群是怎样的面孔。
从下海庙走进大上海
开埠给下海庙带来的另一个大改变就是，走出本地人的生活圈，成为江北人逃难至上海的第一站。江北移民在此开启他们上海的日常生活。这也是近代以后上海很多民间寺庙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1884年9月21日《申报》这样记载：外虹口的下海庙向来是女尼住持，近来几日有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敲门希望在此避荒，借宿到下海庙。趁住持不备竟然有百余人蜂拥而入，住持便留下这些难民，让他们砍枯枝为薪柴。
至1893年，下海庙一直是外省难民进入上海的首选地之一。该年7月，263名江北难民从江湾镇抵达位于虹口东北下海浦边的下海庙，在庙中借宿。这一情况被公共租界巡捕得知，最后禀报上海县，通过同仁辅元堂等抚恤机构，向每名成人发放四十文、未成年人发放二十文，才得以解决。而在1932年上海《生活》杂志中提到，江北人因水灾浩劫，民众多数背井离乡，上海也成为他们避难的一大去处。
待得在上海安顿之后，这些难民往往从事较低档的职业，上海市社会局档案记载了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成员的职业和住址，其中位于虹口的大部分从事屠宰业、盐业、纺织、运输、搬运等生活生产服务类职业。
江北灾民图，载于1912年《真相画报》
在中国古代，民间寺庙一直与社会慈善相关，并成为少数可以容纳底层民众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留宿，可以释放心灵需求。下海庙也不例外。这些灾民进入上海，往往没有生计依托，遇到病痛饥饿，只有依靠神灵的力量与僧众的救济。由于移民的虔诚信奉以及寺庙自身树立的公共慈善形象，这里也分布了大量外乡移民停放棺椁的地方。下海庙的西首被认为是义冢所在，当地居民常用来停柩。此事在1896年曾被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明令禁止，但相关行为并未停止。
在1926年的《新定虹口租界章程》中，《上海公共租界地皮章程》的相关规定得到了重申，明确公共租界中之三官堂、下海庙、鲁班殿、天后宫、净土庵等不受工部局管辖。对下海庙附近集中的外来移民特别是底层工人而言，下海庙也就成为少有的、不受外国人控制的“乐园”。
但是，也因不受巡捕管辖，而华界对此又鞭长莫及，下海庙附近也成为社会案件和聚众赌博频发的地方。在庙内，七八间矮平房里，往往被人为安放了不少泥塑木雕的神像，两旁装上肃静、回避的木板，即构成一个“庙中庙”，供奉各路神灵，以此吸引过往民众捐香火钱。在1928年一则《申报》记载中，我们就读到这样一个可悲的故事：江苏盐城一位女工乔刘氏，一直在闸北的某个丝织厂做工，她的丈夫乔某在黄浦江畔做水手。由于刘氏沾染了花会赌博，恶习难改，听说下海庙十分灵验，于是将所有财物甚至包括床帐都交与典当，用来祭拜神灵，最终败光家财，人也因而疯癫。
劳动人民的公共狂欢空间
虹口境内的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50年代，美商首先设立杜那普船坞和泊维船厂。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耶松船厂、国内官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先后在此区域创立。江南制造总局的短暂停留开启了这一区域工厂聚集的先声，铁工厂、翻砂厂、五金工厂，以及黄浦江沿岸相关的汇山码头、华顺码头、招商局北栈码头、公和祥码头、顺泰码头等，集聚了大量的码头工人、产业工人。
下海庙往西的丹徒路有国华棉织厂和染织厂等，是女工集中的地区。往北相隔四条马路是虹镇老街，热闹非凡。往东就是纱厂、纺织厂密集的杨树浦区域。民国以后，民族工业迎来春天。上海的纺织等工业表现出很强的势头，杨树浦、虹口镇附近形成了许多民族工业的集中分布区，进一步提升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集聚。这一区域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十分多元、有趣，而下海庙举办的迎神赛会则是这种多元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
民间寺庙的迎神赛会，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及民间宗教文化活动，旧俗把神像抬出庙游行，并举行祭会，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求消灾赐福。近代上海的民间寺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信仰习俗，但由于不同地方的移民来到这里，他们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不同的寺庙，又使得这些庙的习俗被打上了区域的烙印。
较大的寺庙经常举办迎神赛会，并且有自己固定的赛会路线，所游行的神像必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申报》记载了三次下海庙的迎神赛会，抬着泥木神像游行，大旗在前，继以仪仗、彩亭、彩幡、龙灯、鱼灯及高跷等，争艳斗巧，以媚神邀福。
以1893年为例，第一次赛会安排在当年4月10日。《申报》记载了当时万人空巷的盛况：每年春秋两季，下海庙的赛会有举国若狂的态势。这一次赛会，各会首齐集庙中，排列仪仗，旗锣伞扇之外，还有执事旗牌敕命等，马数十匹。“继以逍遥伞十顶，臂香臂锣，笙管悠扬。更有抺粉涂脂，肩负花篮，色染朝霞，香凝晓露，扮成各种故事。踏高跷者数十人，荡湖船一艘。神像以绿呢大轿，举抬经过张家浜、土家宅、新马路，穿里虹口。”一路观礼膜拜的人填阡满陌，出巡所过之处的铺户人家均要摆设香案，以至于“租界捕房预饬巡捕数名，以免滋事。”
作者根据《申报》记载复原的迎神赛会路线
而该年秋季的赛会状况，《申报》也同样记载详细。程序大抵一致：各会首先到庙中拈香，然后仪仗出巡。与春季不同的是，秋季赛会增加了“回避灵佑护海公”（即指城隍）的衔牌。
1894年的赛会路线又有所改变，由下海浦经东巡街，过老街菜市街，转至新虹桥，过鲁班殿，入里虹口菜市，经石桥头向北而去。
下海庙的迎神赛会路线，正是其所信仰人群的大致分布区域，而超过其庙境范围则不允许巡游。例如1882年秋季的赛会就因出巡由里虹口至外虹口，再至头坝，超过巡境而未能出巡。
不难看出，开埠以后的下海庙迎神赛会，已经脱离了单一、单纯的信仰仪式，而是将社会区域群体纳入其中的狂欢行为。迎神赛会经过的地方，透露了香客的类型、分布，这一区域几乎成为劳动者狂欢的公共空间。
中西文化并存的多元面向
1933年，朱学范同易礼容（曾任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赵树声在上海工人中开始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勇进队”，并创建《勇进》半月刊。在该年第7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下海庙礼赞》，回忆了1930年前后的下海庙，称之为劳动者的“乐的地方”。
文章中描述，下海庙周边有“杂耍、本地滩簧、宁波滩簧、无锡滩簧，说文书、说武旧，卖梨膏糖，露天京戏、卖武艺”等游艺节目，还有应时小吃摊，“南翔蒸馒首、牛肉排骨面、油豆腐细粉、鸡鸭血汤、加利牛肉汤、白糖粥、五香豆、冷面、西瓜……测字问卜、看相算命、卖药草、拔牙齿、教戏法等等。”
由于租界基本不予管辖，在此设摊并不需要申请照会。在这样的状况下，民间活力得到激发。此时的下海庙已经由一个传统的信仰空间转化为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公共空间，成为门类齐全的城市公共商业、生活空间。其中有各色饮食店面、各类消费项目，用以满足各地旅沪移民的需要。
下海庙劳动生活写真片段（七），《勇进》1933年第7期第155页
而随着城市扩张，下海庙周边也逐渐出现种种新型娱乐设施。与下海庙正门相对的海门路144号，是曾经的东海大戏院，它于1939年2月租地建造。民国时期的导览类书籍《上海门径》记载：“东海大戏院在下海庙，那里的商市很萧条，完全工厂区域，东海设立在那里是为劳动阶级谋高尚娱乐。”东海大戏院上映的影片基本与其他老牌影院同步，并增加消遣性质的影片排映。
《申报》所刊东海大戏院的影片广告
在下海庙所在区域的舟山路，既有逼仄、老旧的中下层市民聚居的石库门里弄住宅，也有欧式风格的红砖尖顶房屋。近代城市空间属性往往并非只有单面。1933-1941年间，舟山路、霍山路等区域成为犹太难民的集中区。这里有欧式古典的摩西会堂，有众多西式小型的面包店、咖啡馆。犹太人和上海本地居民，以及外省进入上海的移民，尽管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不同，但在下海庙区域和谐相处，共渡难关。
与此相应，下海庙逐渐成为提篮桥的地标。在《上海道契》中，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就记载了大量的下海庙周边土地买卖的资料。道契是1847年至1930年间，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中国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租地人的地契。上海的道契，最初只有经过上海道台签发才生效，因此称为“上海道契”。
随着土地买卖的发展，下海庙周边的乡村景观也逐渐向城市景观转化：周边土地大部分被美商、英商用来开设工厂、店铺，或者由工部局建造马路；其中也同样有纯粹的炒作买卖。从这些卷帙浩繁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下海庙从一个庙名，慢慢被用来标明方位，“下海庙东”、“下海庙南”……从而成为一个标识性的建筑，更成为一个城市区域，代表着综合的社会空间。
城市空间以它神奇的韧性，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上人群的活动及他们的文化生活。它有着自身的性格与空间语言，多元并存，这正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特色与魅力所在。面临新时期的城市空间改造、城市更新，黄浦江滨江正向纵深发展。在实现滨江与历史文化区联动的同时，如下海庙这样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如何能既保持活力，又在城市空间中继续沉淀，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
《申报》
同治《上海县志》
上海市社会局档案
《中华舞蹈志》
《虹口区地名志》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移民社会适应研究”（18CZS070）成果之一。作者朱恬骅、陈云霞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项羽雯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