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如何与参与侵华的父亲和解?

2019-05-20 19:30
未知

大家好,我是凹叔。

前几天,凹叔看到村上春树的文章《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披露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可能杀害过战俘的往事,一时引发热议。

《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刊于2019年5月10日《文艺春秋》

在村上春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讲述过一次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场景。

“中国士兵即使知道自己即将被杀,也不闹也不怕,只是一直闭着眼,静静坐在那里。然后被处决了。”

这只言片语的描述,这血脉相承的战争创伤,困扰了他终生,甚至给父子关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父亲的这些回忆折磨着当时年幼的我。我如同亲身经历了一般。换言之,长期压在父亲心头的重担,由作为儿子的我部分地继承了。”

01

逃离我的父亲

1979年,村上春树在发表处女座《且听风吟》之前,他从未到过中国。但通过父亲的讲述,村上对中国怀有的愧疚感,使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中国的关注。

在村上春树的世界里,“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逃避的话题。

《且听风吟》

[日]村上春树 著

小说的历史背景是1968年到1969年发生在日本的全国学生运动。书中断断续续讲述了“我”暑期带着学潮后的疲劳, 从东京返回老家神户的故事。其中幻影般的家庭成员、荡然无存的亲情关系, 反映了人物在精神和现实中的迷失状态。

《且听风吟》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杰氏酒吧的店长杰, 是一个日语说得比很多日本人还流利和俏皮的旅日中国人。

杰的酒吧,就是“我”这种对历史与现实充满迷茫的青年的“乌托邦”和栖息所。

村上春树把杰这一人物还安排在他之后的作品《寻羊冒险记》和《1973年的弹子球》中,杰的一生都与侵华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争紧紧纠缠在一起。

杰在其中都传达了爱与和平的愿望。

历史和现实通过杰衔接起来, 他成为“我”这种迷茫青年精神上的“父亲”。

村上春树第一次在作品中涉及父子关系,是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列克星敦的幽灵》)。

《列克星敦的幽灵》

[日] 村上春树 著

这是一个少年逃离父亲的故事。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十岁在海边遭遇巨浪时,抛弃了好友K致使其被巨浪卷走。此后,“我”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

这个故事表面看讲述了少年时的心理创伤和后来漫长的治愈过程,但暗藏着的另一条线索,却跟“父亲”有关。

父亲出场的次数屈指可数,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力量。简单来说,一切都源于,“我”想逃离自己的父亲。

第一次尝试逃离:

父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支柱,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从小处于父亲的统治之下,完全服从于父亲。

直到遇到了朋友K,我的内心想要反叛。

一直压抑的不满终于在一场强台风中爆发。“我”征得父亲同意和K去海边散步:

“我问能不能出去,父亲说散散步没关系,只要不往远去。‘哪怕开始刮一点小风,也得马上返回!’”

但“我”违逆了父亲的命令,导致K被海浪卷走。

第二次尝试逃离:

不堪内心煎熬的“我”提出转学离开家乡,其实是想逃离父亲的统治。

“一月,我迁到长野县,开始上当地的小学。小诸附近有父亲的老家,我得以住在那里。我在那里升入初中,又上了高中,放假也不回家,只有父母不时前来看我。”

——《第七个男人》

虽然拒绝回家,但“我”其实从未真正离开父亲,依然生活在父亲的庇护下。“我”依然摆脱不了噩梦。

第三次,是与父亲和解:

“我”的噩梦源自于对父性权威的恐惧,源自于对违背父命而产生的惩罚的恐惧。不能消除对于父亲的误解,无论如何远离父亲,都不能从噩梦中获得解脱。

当“我”最终回到家乡,与记忆中的K和解,才明白“我们的人生中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怖本身,而是在恐怖面前背过身去、闭上眼睛”。

对父亲的误解,由此而生的噩梦,以及心中的黑暗,自然消失无踪。

《第七个男人》暗藏的就是一条“离开父亲——寻回父亲”的线索。

02

反抗:从失父到杀父

1998年,村上春树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的访谈时,谈到父亲和宗教的渊源。

“我父亲是一个和尚, 他原本是个学校的老师, 由于家里世代都是寺庙的住持, 后来他也成为家传寺庙住持。”

因为父亲笃信宗教,村上春树也有过“失父”的经历。

在《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文章中提到,身为僧人的祖父遭遇车祸意外身亡后,母亲曾哭求父亲为了家庭不要继承寺庙。

现实中的村上春树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在作品中,他却意外地接受了父亲的佛教。

1999年,村上春树发表的短篇小说《神的孩子全跳舞》里,主人公善也是一名25岁的出版社员工。

善也的母亲笃信佛教,在母亲的影响下,他在醉酒时喊一句:“神哟, 求求你, 再别让我吃这个苦头了。”

至于父亲,善也他没有父亲。他的人生是处于“失父”状态下。

善也生下来就只有母亲。从小母亲就反反复复告诉他父亲是“那位”(他们以此称呼自己一伙人信的神)。

“因为是‘那位’,就只能住在天上,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作为父亲的那位是时刻牵挂你守护你的。”

记住,善也,身为你父亲的那位迟早总会作为你单独拥有的人在你面前出现——你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遇上他。可是,如果你怀有疑心或抛弃信仰,那么他就会失望,很可能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

——《神的孩子全跳舞》

《神的孩子全跳舞》

村上春树 著

在从未见过父亲的情况下,善根据母亲对自己身世的描写,试图去寻找父亲。

男子乘上千代田线我孙子方向的电气列车,善也随后钻进同一车厢。……善也凭直觉看出,此人绝对是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

——《神的孩子全跳舞》

2002 年,村上春树发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十五岁少年田村卡夫卡就以更加激烈的“弑父”,来逃避父亲的诅咒。
《海边的卡夫卡》

村上春树 著

卡夫卡的父亲琼尼·沃克,是暴力与邪恶的“杀猫手”。

“他用刀把许多猫的肚子剖开,取还在跳动的心脏,割去脑袋”。

而他这么做竟为了“用收集来的猫魂做一支特殊笛子。然后吹那笛子,收集更大的灵魂; 收集那更大的灵魂,做更大的笛子。 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 ”

在旁边的中田对这残暴的行径忍无可忍,用刀杀了琼尼·沃克。

刀深深捅入胸口、鲜血流出之时,他仍在大笑不止。“对了,这就对了!”琼尼·沃克叫道,“果断地扎我,扎得好!”

村上春树用“失去意识”的梗,做了弑杀的身体替换。

中田杀了琼尼·沃克(卡夫卡的父亲),身上却没沾血。也就在同时,卡夫卡在神社醒来,发现身上满是鲜血。

小说隐喻的是,少年卡夫卡,最终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从逃离,失父,寻父,到弑父,能看出,村上春树在文学作品中,对父亲的反抗更加激烈。

在2019年发表的《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在2000年左右,村上跟父亲的就已经处于绝交的状态。

究竟是何种原因?村上春树也没有明确说明。

“我们二十多年没见过面,只要没有万分重要的事,绝不说话,一直没有联络。再次见面就已经到了父亲去世前不久了。”

03

和解:重新面对我的父亲

2009年,村上春树的长篇著作《1Q84》中,小说主角跟父亲有对立,也有和解。

《1Q84》

村上春树 著

其中有两位父亲的形象,一位是深绘里的父亲。《1Q84》中,深绘里的父亲是邪教领袖,而女儿是反抗邪恶力量的存在。深绘里的父亲受邪教力量驱使侵犯了自己女儿。

而另一位是天吾的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很冷淡。

天吾的父亲退休后,不久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住在房总半岛南端的一家专门护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疗养院里。

天吾原本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依然先后两次去看望两年来没见过面的父亲,并念书给他听。

在天吾父亲去世后,律师受他委托将几个信封交给了天吾,其中的一个信封里全是天吾少年时代的奖状之类。

《1Q84》中写:“他们父子关系长期以来冷到了极点,但是父亲却无比珍视天吾儿时的辉煌成就”。

这样的叙述不由得让人想到在2008年离世的村上春树父亲。也许是出自对父亲的缅怀之情,才有了天吾父子这样的结局——以死亡完成和解。

“那时我已经快60岁,父亲也迎来了90岁。因为糖尿病和癌症,他瘦得像是另一个人。在他生命最后的短暂时间里,在一段笨拙的对话后,父亲和我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

——《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

04

审视:当我去坦然接受父亲

因为父亲多年前曾是侵华日军,无论是在生活和写作中,他都试图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摆脱来自父辈噩梦般的记忆。

1996年荷兰记者Buruma Ian采访了村上春树。

因为父亲,他不仅不吃中餐,还拒绝使用从中国进口的任何产品;他拒绝生育,是因为认定自己身上流淌着侵略者的血液,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将这份血的罪过留给下一代。

同时,村上春树并不避讳在写作中反复地触及内心的隐痛。“侵华”不断地在他的文章中得到重现,或寥寥数语,或长达几页。

《且听风吟》呈现的虽然是碎片化的个体叙事,但叔父在日本战败后第三天踩中自己埋下的地雷,死于上海。

《奇鸟行状录》中,村上借间宫中尉之口讲述了日本的残忍暴行:

《奇鸟行状录》

村上春树 著

“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再一次提及南京大屠杀事件。

《刺杀骑士团长》

村上春树 著

“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村上创作《奇鸟形状录》第三部时,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他这一代人为何要为出生前发生的战争负责?

村上的回答是,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令他感到难以置信,他想要知道日军出于何种动机犯下这些罪行,“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村上春树2009年在耶路撒冷获奖的演讲致辞。/维基百科

如果无法理解,至少还可以诚实,诚实地叙述,诚实地接受。

2019年5月10日发表的《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文章中提到,在村上春树的父亲死后五年,村上着手调查父亲在战争中的经历。

当发现父亲并未参加南京大屠杀,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每一个少年,都是村上春树自己。

面对有罪的父亲,从逃离,反抗,到和解。

和解之后,难得的是,他向世人公布父亲的这一经历。也许文章发表的那一刻,村上春树才真正与父亲达成和解。

我恨你,但我最终,选择原谅。

参考文献:

[1]魏海燕.村上春树创作的起点与风格奠基之作——读《且听风吟》[J].出版广角,2017(07):89-91.

[2]沈丽芳,沈媛媛.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审父”叙事——再论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6):163-168.

[3]张青.历史“记忆”的痛切反思与希望——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论[J].兰州学刊,2018(01):96-106.

[4]徐蕾.村上春树后期作品中的“父亲”[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1, 24(6):70-72.

[5]赵静.村上春树文学的历史叙事——以《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1Q84》为中心[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8.

[6]微信读书:《“村上春树:父亲死了,我们才终于和解了”》(日文翻译:新经典文化编辑)

[7]WeLens:《村上春树:介意父亲参与侵华战争,20多年不见面》(日文翻译:王乙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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