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面子与里子交织下的形式婚姻

在中国，有着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被社会、不被自己家庭所接受；他们隐藏着内心真实的想法，一种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为了顾及家人的面子和感受，把自己藏在“柜子”中。他们是LGBT群体。

LGBT是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sexual（改变性别者）的英文简称。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自行或被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带到我这，期望通过“治疗”来改变他们的性取向。作为一名心理学博士和医生，我深知同性倾向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早在1997年，中国刑法已经取消了同性恋行为流氓罪；接着在2001年，中国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划除。这些事件不得不说是中国法律和精神病学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同性恋不被社会所接受，还被认为需要进行“治疗”？

2014年夏天，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深入研究LGBT群体。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也很无奈的现象：为了抵抗各种各样的压力，LGBT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选择了形式婚姻，也就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通过假结婚的方式来完成社会和家庭对他们的期许。

透过历史看现在

在中国古代就盛行着“断袖”之风，断袖是古代对同性恋的一种称呼，来源于汉哀帝与董贤的同性之情。据史书记载的内容显示，中国古代对同性恋可谓是更加开放、更加认可。而在当今社会，由于恐同心理的盛行，在中国的LGBT群体正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很少人知道我是同性恋，我向周围的人隐瞒了这个事实。”第一位受访者30岁女同性恋这样说，“我的一个老板曾说过同性恋是变态，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应该下地狱。我没对他的话作出任何回应，但我很难过。“

根据研究显示，恐同心理的形成来自于文化、社会、教育和意识层面多方面因素，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1.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男女各自的性别角色，尤其是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而同性恋无疑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最大挑战。

2.现代研究显示男同性恋之间的无保护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毒的一种途径，让社会大众在同性恋和艾滋病毒之间划上了等号。

3.许多人仍旧认为同性恋是种精神疾病，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在很早以前已经把同性恋去病化。

4.尽管中国法律已经去掉了同性恋行为流氓罪，但并未改变大众群体视同性恋行为污秽的观念。

在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里，同性恋仍是一种精神上的异常，同性恋行为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

在面子和里子之间的矛盾和均衡

“多年前我就向父母出了柜，但他们一直在抗拒并且希望我能改变性倾向。”仍是这位30岁的女同性恋，在经过半年与父母的“斗争”中，她终于争取到了一点属于她的权利，“他们后来希望我能快乐就好，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不能让他们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不能让他们感到尴尬。“

如果说这位女同性恋算是幸运的话，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看到了一些父母，为了维护家庭和自身的面子，父母通常不顾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和需求（暂且称这些真实的内心想法为里子），要求他们去结婚去生育后代。

正如第七位受访者，她的母亲把家庭的面子看的比里子更为重要：“我妈妈要求我去结婚，而且是正式的合法的婚姻。我爸妈认为作为社会的一员，我需要‘行为正常，表现合理’。并且他们要求我对未来的老公隐瞒我性倾向这件事。但是我并没有给他们说我结婚的真实方式（形婚）。”

为了处理压力，同性恋者进入了形式婚姻。这样就减小了这一身份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保全了每一个人的面子。同时，他们也有机会和真正的同性伴侣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也保全了里子。

社会大众的歧视

许多受访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大众、部分媒体平台对同性倾向的歧视或羞辱。比如去年，微博官方就要求清查同性恋相关图文内容，并把同性恋与涉黄、暴力归为一类。这件事在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微博大v、明星站出来抗议微博，表示支持同性恋。微博因为压力最终撤销了对同性恋图文内容的清查，但这并不表示歧视的消失。

“他们称我的行为是肮脏的，不健康的；他们觉得同性恋很恶心，不可接受。”第三位受访者是一位35岁的男同性恋，他父亲就痛斥过同性恋。当年，他父亲就被一位男性上司性骚扰过。“他警告我，如果周围的人知道我是同性恋，这些人会怎么想我，会怎么想他们。我母亲认为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如果我能改正过来，她就会原谅我。他们希望我赶紧找个女朋友。”

社会大众的歧视不仅仅是对同性恋个人的歧视，同时也会让有同性恋子女的家庭备受歧视。因为对同性恋的主流看法常常带有不正常， 不道德，污秽等色彩，这让同性恋选择躲在“柜子”里不出来，选择形婚。

工作在体制中的同性恋

“在我们部门，有一个好的（传统）婚姻被认为是晋升到高级职位的一个基本评判标准，因为这样的员工被认为更加忠诚并比没有结婚的人更值得信任。”第八位受访者是一位31岁的男同性恋，他这样说到。

体制是一种国家机构和社会准则的结合，这些机构包括政府机关，军队以及事业单位等。因为同性恋在中国本身就是敏感话题，在体制中工作的同性恋相对于在体制外的，更需要依附于体制要求，社会规范和领导的安排。

在体制中的同性恋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如果一旦被发现，他们就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被边缘化，甚至丢掉工作。“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还有其他公共机构都是非常保守的，同性倾向会毁掉你的事业和升职的机会。”35岁的一位男同性恋这样说，他是第四位受访者。

第十二位受访者是30岁的女同性恋，同样也是工作在体制中，她描述了另一种情况——西方文化被贴上了道德堕落的标签：“我老板说她曾经的一个男同事移民到了澳洲后和男性结了婚。她说这个同事以前在中国都是很正常的呀！但他一到了澳洲就被那里的风气给带坏了。”

维系各种各样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促使人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并强调一种和谐共处的氛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独特性的定义也多少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之上。因此， 中国人更容易注意到周围群体的需要和期望，而不是自身的需求。在相互依赖的社会里，人们更可能去关心其他人的想法，包括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同事以及个人和父母认为重要的其他社会关系。

第四位受访者还说到：“我父母生于非常保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完全无法接受无婚主义。如果我没有结婚，他们会被各种亲戚和朋友询问，还会感受到一种被街坊领居质问的眼神。这样，我的父母多多少少也同样能感受到和我一样的压力。”

第十一位受访者（33岁，男同性恋）：“我的亲戚，邻居，同事都知道我单身，他们时不时的就会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这非常困扰我。但是在我形婚了之后，这样的压力就消失了。”第六位31岁的受访者，她也曾面临着一样的困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在传统观念里，传宗接代就是我的责任。”第二位受访者说到（32岁，男同性恋）。

中国儒家思想强调尽孝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娶妻生子。孝心是中国家庭的核心和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建立起了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以及和谐的家庭和人际关系。尽孝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生育后代，所以结婚生子在中国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加上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生育后代的重任就落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如果这个孩子正好是同性恋，那么他/她将会面临着异性恋孩子永远不会感受到的压力。

“他们希望能有第三代，我承诺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会要小孩。”仍然是第三位受访者，“和生小孩（代孕）相比，他们就不那么关心我是否结婚，因为他们觉得我在不愿结婚这个问题上太固执。在我这个年纪的同辈都已经有了小孩，我父母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直接出柜，大部分受访者担心他们的父母不能接受他们的同性倾向。与其逼迫父母接受这个事实、承受压力，不如待在“柜子”中，自己来处理好这件事。

第十个受访者是位32岁的男同性恋，他说：“我们最好待在“柜子”中，当你向父母出柜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他们关进了“柜子”中，让他们也承受了同样的压力。谎言能让他们好过些。”

避免被道德所困扰

“我是不可能爱上她的，这对她来说就是个灾难”第五个受访者说到（30岁，男同性恋）

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和异性恋结婚的时候，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虽然他们因为同性倾向感到很大的压力，但受访者仍不会选择和异性恋结婚，否则自己会感到很愧疚。

他继续说到：“我不想再把一个无辜的人过拖下水，这很不道德。”

第十个受访者还说：“如果我这样做，我会看不起自己。如果被大家知道，这对双方的家庭都是噩梦。”他问道：“如果你的妹妹或女儿嫁给了一个男同性恋，你有何感想？”

LGBT群体将会何去何从？

这12位受访者无疑是十三亿普通中国人当中的一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中兢兢业业，过着平凡的生活。而在他们的背后，作为同性恋这样的少数群体，需要在内心和现实中不断地去平衡，在追寻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走在了社会的准则中。

他们也许是幸运的，通过形婚避免了走进异性婚姻，给了父母和周围认识的朋友一张满意的答卷。但更多的同性恋人群面对着社会、家庭、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压力，许多人进入了异性欢迎，使得在他们生活在痛苦下，他们也正在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歧视和自身的困惑，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否需要做些什么，让同性恋群体也能感到自己仅仅是社会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或许，提供一种尊重和理解的空间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当一个社会的文明是基于尊重、理解、对话而非观念的强加，我想这样一个空间不单单是对LGBT人群的理解和尊重，也反映了对个人自身独特性的尊重和理解，而这无关乎道德、社会准则、家庭观念。

（作者任正伽系医学博士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 主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