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课 | 王安忆：写作依赖于偶然性
口述 王安忆
整理 明星辰
来源 澎湃新闻-复旦大学2017非虚构写作工作坊
前段时间接受了一个采访，记者给了我二十个问题，他列的问题毫无逻辑，能看出来他没有看过我的书。我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和记者交往的过程中，和我成为朋友的记者，都是那些提问提得比较好的。
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内部都是有联系的。虚构者需要材料，尤其是小说，小说需要材料，要从纪实中来。真实发生的事情，常常比你的想象力（更强大），想象力是从纪实中派生出去的。
那年我参加达沃斯论坛，复旦去了很多老师，有一位老师说你看这个世界的转变将来会有三个支柱：法律、经济和媒体。
媒体对我们的改变是很剧烈的，我们很爱说采风、田野调查，去看去收集，有了媒体之后，我们的材料变得非常多。
但我个人有一个怀疑，很多新闻，我会觉得是不是真的？真实发生的事情有说服力。
8、90年代的文学批评，会说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够。那时候我们要去很遥远偏僻的地方去，才会激发创作欲。
90现代我去沂蒙山，是很偏僻、落后的地方，公社派了一辆越野车，一边走一边下车搬石头，你看到那个情景就会有热情。
我当时听到一个故事，十多年后我才开始写，很害怕把它过早地消耗掉了；
《长恨歌》这个题材我也想了很久，一开始就是一个媒体的新闻，但是我写的时候已经大大变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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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些纪录片的导演，尤其是跟踪拍摄，他们说很忠实于那些受访者，可我还是怀疑，镜头就在旁边，那么他说的话、他的表现是真实的吗？
世界上的事情一旦放在笔下、镜头里，就是变形的。
现在也有一种流派，用纪录片的风格去拍一个虚构的故事。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不好。
你怎么从真实里攫取你需要的信息呢？
在我们文学界，也有一种更加合乎职业伦理的尝试。
我是50后，我倒认为60后作者写得比较好，他们的社会经验和50后差不多，但是学养更好，50后作家有点跑不长，现在继续在这个道路上就越来越少。今年《收获》60周年，我（又）看到苏童，他是打不败的。
70世代比较弱，不过现在，70后作家开始展现他们的风貌。
80世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职业作家，这和青春作家有区别，其实80后已经迈过30岁这个坎，可能是社会经验缺少，生活同质化太严重了，都是读书考研工作，生活很整齐，很格式化。我感觉他们也在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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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去纽约呆了半年，有个讲座是要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我介绍了三位作家，其中一位是走走。
（7、80后作家）很有意思，都是从真实的案件去写的，因为很容易组织情节。
其中一位作者，他参加过新概念作文比赛，他写了一个当年上海发生的杀父案，整个的写法是很有意思的，李昂也写过这个故事；
方方也写过一个《奔跑的火光》，因为第一手材料不如第二手那么迅疾；
还有一篇也写得很好，是写河北的那个聂树斌，是一个很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这都是带有类型小说的模式，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努力地在寻找材料。我认为类型小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叙事语言的方式。
走走用的材料是储安平，她用得很有意思，当时正常生活很不正常，她的叙述里面有很多性格的因素，那个故事有点像严歌苓《陆犯焉识》。
我姐夫说现在年轻人都长得很像，神态也一样衣服也一样。
但是我能看到年轻人想要突破这种困境，这里面有个危险，有个陷阱，真实的材料里面都是我们共同的常识，它很难升华，而且它还经过媒体人的二次加工。
生活经验的缺乏，不单单是写作没有起色的原因。你接触的生活你会很有感情，当时有一位画家跟我讲，今天的绘画毁在卡片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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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家里翻旧书，找到一本书。
那是我2000年去台北，当时在牯岭街——那是个旧书街，买了一本旧书《春生旧闻》，我是在很多年后才开始看。陈巨来后来写了一篇，我觉得跟这本书很像。
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去美国，在纽约我住在王Hao家，他是民国到新中国交接时的人物，是一个数理逻辑家，那一次也让我接触了很多重要的人。当时我和陈丹青出去玩，王Hao说你晚上回来到地铁我开车接你去。
后来我们回来得很晚，当时在电话亭打电话，美国的电话亭都是破烂不堪的，打不了电话，后来让一位老先生帮我们打电话，他说他要打的电话和我们要打的是同一个，他叫陆Ken，是一个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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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可能对文学的观念不一样，最优秀的人可能都学理工科。
1977年高考恢复的那一年，最拥挤的是中文系，现在就变了，理科和文科也有分流。生活状态是一个分流的条件，这也和社会背景有关系。
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可能不适合文学，今天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而且要求经济飞速发展。
我很反感一个词叫人口红利，在这个词背后有很多家庭的破坏，它现在变成一种合法的词语，但是美学其实不支持它。
艺术道路是承认人的天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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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很喜欢《今夜星光灿烂》，想问问什么人物让你有去写的欲望？
A：纪实其实很难写，那是一个合集。我散文写得不多，（那本书是）把人物文章凑在一起出的。
你提到的《我们家的男子汉》，文中的那个主人公，他今年已经四十岁了。在我身边有很多（很聪明的）孩子，其实很可惜。他们不适应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给他就是挫败。他现在已经是个四十岁的男人了，他不活波了，变得很沉默。
我有很多作家朋友，他带自己孩子写作文，基本都没办法得高分。
程乃珊去世快五年了，我要写一篇纪念文章，你怎么去挑选材料，写人物其实很难写，我也只能写我眼中的程乃珊。我觉得写散文很难，回到虚构创作我就觉得很自由。
Q：作为职业写作者，你怎么突破刚才说到的陷阱？
A：其实方法论，如果要说也有一点。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是一种叙事的形式，当然有一点点方法，这个方法不能太依赖。
美国有最多的写作法，如果召开写作访，美国人最多。美国是一个新大陆，他们认为什么都有方法，比方百老汇，它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其实很高效。
叙事也要寻找逻辑，但还是生活的逻辑，要沿着生活的逻辑。
写作很依赖偶然性。
我们在写传记的时候，写作者永远在场的，但是国外传记里，很多写作者是不在场的。
写作者是不是一定要到场？写作者到场是为了加强别人对他的信任，还有就是一些虚构作品的一种写法，（但这种写法）其实是很打扰的。
那时我们很流行看《邓肯传记》，最近我又看到一本新的邓肯传记，这本其实也体现了人们阅读口味的转变。新的那本一上来就说邓肯孩子死掉了，但是老的那本关于这件事写得很隐喻。今天的纪实写作发生了很多改变，包括写作者的在场以及对于隐私的关注。
Q：今天您谈到了一些文学没落的问题，我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其实有一个19世纪做交响乐的人，可能会觉得20世纪的摇滚乐会非常烂俗。您对于一些新型的文学体裁您是怎么看的？
A：这点我承认。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的周期。有时候我们在等待一个文学运动，现在很难看到一个很有生机的文学运动。
Q：您是如何获取新知的途径，为创作形成储备？
A：除了网络，我一定要到实际地去看一看。一个写作者，看也是一种能力。你得到一个画面再生动，也不能开启你的写作。当你开始写作，一定是因为有更高的企图。
新闻的写作，之前一个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之前有一个纪实作者叫钱钢，他会让他的学生去找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事情，去写那天的事。
新闻和文学中间的地带其实我不喜欢，我觉得新闻有新闻的规则，就是我刚刚说的伦理。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记者去了现场，发布了一些现场很残忍的照片，我觉得死者也是有尊严的，尤其当我们面对真实的材料。
我现在非常反感在虚构的小说里面诋毁别人，你当然有虚构的权利，但这是底线。
Q：我有一个写作的困惑，我写了我们家的小镇从民国到现在30多位女性生育的故事。我不断和老人聊天，想去进入历史现场，但是我发现进入是非常难的。我会担心，我在进入的过程中不断用我的想象力去虚构。我的问题是，年轻作者如果要写这种历史的东西，怎么去打通？
A：我想问问你的写作欲望是什么？当我去写一个东西，你的冲动来自于哪里。你的企图覆盖了她们的境遇，就可以去写虚构的东西。
这么多的材料，我面对它，我会去归纳，有的事情看着很大，但是辐射很短，有的事情不大，但是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我觉得作者永远需要去学习的。
Q：《匿名》（王安忆2016年文学作品）我看得很艰难，但是《长恨歌》我很快就能看完。对于这种先锋探索，是学习或者继承哪个作家吗？如何把现实素材放进自己的故事里？
A：《匿名》可能称不上意识流。写这本书我不想做什么常识。这个小说写得有点超出自己的控制，一开始我并不想写得这么长。
莫言是很飞扬的，我是很冷静的。这篇小说其实属于一个失控的状态，这和欲望有关系。
《长恨歌》好看，（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流行元素；《匿名》是不好看，陈思和曾经跟我说，你太注重好看了。
我在想，我再不写不好看的就没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