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上的抗议者和被砍倒的40万棵树:一场席卷欧洲的反数据中心浪潮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来源:澎湃新闻

11月6日清晨,阿姆斯特丹西港区,200多名示威者冲破了微软数据中心工地的围栏,有人爬上起重机,有人点燃信号弹,还有人将充满氦气的气球绑在设备上。

“我们不会接受阿姆斯特丹被用于制造AI垃圾,让富人变得更富。”一些抗议者在现场高喊。

长期研究AI能耗的荷兰数据中心专家亚历克斯·德弗里斯(Alex de Vries)当天就在现场。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亲眼目睹了示威者闯入园区插上抗议旗帜的场景。虽然现场整体冲突在警察到场后并未严重升级,但这一事件清晰地反映出欧洲民众情绪的急剧升温。

起重机上的抗议者和被砍倒的40万棵树:一场席卷欧洲的反数据中心浪潮

11月7日,示威者在都柏林举行抗议游行。

就在同一天,一系列更大规模的行动在欧洲各地铺开。来自15个国家、超过100个活动团体联合发起名为“停止肮脏数据中心”(Stop Dirty Data Centres)的跨国抗议在柏林、布里斯托尔、华沙、萨格勒布等城市同步上演。两天后,都柏林约2000人走上街头游行至谷歌办公室和议会大厦,芬兰赫尔辛基约1300人集会,多个小城镇亦同步示威。

2026年至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中心投资呈井喷式激增。据统计,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等企业年内将全球超大规模资本支出推升至近80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欧洲市场成为海外扩张的核心枢纽,美企在欧跨周期算力承诺已累计突破千亿欧元。与此同时,从爱尔兰的都柏林到芬兰的穆霍斯,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德国的柏林,民众抗议声浪不断。

这股抗议浪潮既源于水土流失、电价飞涨与森林砍伐等迫在眉睫的民生与生态痛点,更深层次地折射出欧洲在面对美国科技巨头资本扩张时,对于数据主权、能源公平、监管缺位以及“算力狂飙代价由谁承担”的深层危机与制度性反思。

欧洲数据中心建设,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十五国联动:欧洲民众为何对数据中心说"不"

“社区和公民社会正在欧洲各地站起来,要求他们的政治家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开发。”这场跨国抗议的核心协调人、英国资深社会运动家欧文·埃斯普利(Owen Espley)告诉澎湃新闻。

据埃斯普利介绍,“停止肮脏数据中心”联盟汇集了环境保护组织、公民社会团体、数字权利机构以及地方社区组织。在此之前,欧洲各地的许多团体虽已在数据中心扩张、气候危机、数字权利等议题上各自行动,但彼此之间相对分散。为了应对大型数据中心在全欧范围内的无序、快速扩张,这些团体选择联合起来。

联盟的核心诉求是呼吁立即暂停全欧范围内所有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开发。埃斯普利指出,当前各国政府、欧盟机构以及科技巨头正在盲目加速推进数据中心建设,却缺乏对环境、民主和社会影响的严谨审查。

对于抗议背后的深层原因,埃斯普利告诉澎湃新闻,主要是因为这类基础设施对公共基础设施、土地、水资源和能源消耗造成了沉重负担,并进一步对当地住房、就业、生活成本产生了负面冲击。此外,人工智能在监控和军事化领域的深远影响也引发了广泛担忧。

埃斯普利表示,许多数据中心项目的规划缺乏透明度与公开审查,导致地方社区被完全排除在关乎自身生存环境和未来的决策过程之外。“(国家)政府、欧盟与科技巨头在缺乏充分审查的情况下推进数据中心建设,是在拿公众的未来进行‘豪赌’。”

众多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欧洲区总部所在地的爱尔兰,是欧洲数据中心建设的“风向标”。据彭博社报道,2025年,爱尔兰的数据中心已占全国计量电力消耗的23%,超过了全国所有城市家庭的用电量总和。过去十年间,普通家庭每年的电费账单平均上涨了300欧元。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在近期一份报告中警告称,爱尔兰为集中式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电网压力提供了“警示性案例”。

11月15日,环保组织向高等法院起诉爱尔兰能源和用水监管机构,认为监管机构最新的并网政策未能符合爱尔兰和欧盟法律,且可能使爱尔兰陷入数十年的化石燃料使用困境。

AI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承诺也受到公众严重质疑。埃斯普利指出,数据中心占用了大量绿地与城市空间,而这些空间本可用于发展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其他本土产业。几年前,瑞典商业推广机构曾发布报告称Facebook(现Meta)在吕勒奥的新数据中心将创造约3万个工作岗位,但媒体在2020年追踪报道发现,该中心建成后实际仅有56人在工作。

在瑞典,曾发生过一个典型案例:当地一家传统烘焙工坊申请扩建用电,但电力公司将电网容量优先分配给了大型数据中心,导致本土传统企业无法扩张。在荷兰,由于电网容量耗尽,甚至出现了数据中心获批供电而新建住宅和学校却无法拿到用电许可的荒诞现实。这种电网资源的错配进一步激怒了普通民众。

德弗里斯还从更宏观的视角对欧盟现行的监管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欧盟近期推出的数据中心能效标签存在严重误导,因为这项政策仅关注数据中心内部的直接用水效率,却完全忽视了发电过程中消耗的大量间接水资源。在实际运作中,采用更节水的内部冷却技术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电能,反而导致发电端的水资源消耗上升。

他观察到,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最密集的美国,地方政府出台的“数据中心暂停令”已从2026年初的约100个暴增至10月的400多个,而欧洲虽然在绝对数量上稍显滞后,但也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抵制浪潮。

德弗里斯分析认为,欧洲公众的反感还夹杂着一种独特的“数据主权”焦虑与反美情绪。在欧洲人看来,本地社区承担了生态和资源消耗的沉重代价,背后的获利者却是美国科技巨头。随着美国对芯片供应链的管控以及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欧洲社会对过度依赖美国科技公司的信任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芬兰阿尔托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实践教授伊沃·韦赫维莱宁(Iivo Vehviläinen)在回顾芬兰电气化历史时分析指出,早期工业大多依水电站等能源地而建,虽然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但当地居民能够直接享受到工业发展带来的就业与繁荣。相比之下,当今的数据中心大多由全球性(主要是美国)科技巨头主导,其运营阶段在本地创造的就业岗位极少,且企业能够通过跨国财务运作将绝大部分利润转移至境外,导致留在当地的税收十分有限。

而在欧洲现行规则下,科技巨头甚至不需要承担额外的电网扩建和发电增容成本,这使得本地社区承担了土地、电力资源占用及环境代价,而收益却流向了外部。这种不公平感也是欧洲多地爆发抵制数据中心抗议、公众与学界情绪由最初的欢迎转向审慎警惕的核心原因。

芬兰:当谷歌在环境影响评估前砍倒40万棵树

如果说阿姆斯特丹的抗议是一场街头冲突,那么芬兰的谷歌数据中心事件则是一枚引爆公众情绪的深水炸弹。

在芬兰北部穆霍斯镇附近,一道铁丝网围栏后是一片触目惊心的土地。“几个月前,约25万棵树还覆盖着这片330公顷的森林。如今,一切荡然无存,甚至连表层土壤也被剥离,只剩下一望无际的泥地,布满机械履带的痕迹、水坑和堆成山的泥土、树根和树枝。从工地流出的棕色水流正汇入当地的河流。”芬兰环境研究所自然解决方案部门高级协调员、淡水生态学家玛丽·安娜拉(Mari Annala)对澎湃新闻说道。

起重机上的抗议者和被砍倒的40万棵树:一场席卷欧洲的反数据中心浪潮

谷歌原计划在穆霍斯建造数据中心的航拍图。

这就是谷歌在芬兰的历史性投资项目现场。今年9月,谷歌宣布对芬兰进行其在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总额达130亿欧元,计划扩建现有数据中心并新建两座。芬兰总理佩特里·奥尔波当时表示,吸引投资是“头等大事”,并称该协议将“为双方带来持久收益”。

然而,10月初,芬兰许可与监管局(LVV)命令谷歌暂停穆霍斯和奥坦迈基两个工地的建设——因为该公司在完成必要的环境影响评估(EIA)之前就已擅自清伐林地。

安娜拉告诉澎湃新闻,穆霍斯涉事面积330公顷,奥坦迈基涉事面积略低于200公顷。在穆霍斯被砍伐的约25万棵树之外,奥坦迈基还有约15万棵树被砍伐。从芬兰林业角度看,被砍伐的林区主要属于生态质量较低的商业人工林。芬兰2025年平均每天采伐约81万棵树,全年约3亿棵,砍伐本身对当地宏观森林生态的直接冲击有限。然而,真正令人担忧的隐患在于水体污染:施工地块含有大量酸性硫酸盐土壤,一旦经暴雨冲刷流向下游,最终汇入水质本已欠佳的穆霍斯河与奥卢河,可能引发严重的脉冲式酸性水体污染。

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暴露出一个关键的监管漏洞。安娜拉直言,芬兰的《环评法》本身并未设立直接的行政处罚条款,导致企业形成了一种“先斩后奏、事后道歉成本远低于事前漫长审批”的侥幸心理。不过,芬兰的《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法》和《水资源法》均设有严格的法律责任。目前,芬兰警方已就涉嫌违反上述三部环境法律正式对谷歌立案展开刑事调查。

谷歌芬兰国家经理安蒂·耶尔维宁在事发后为此道歉,但声称公司是“基于当时对立法的最佳理解行事”的。在收到芬兰当局的信函后,谷歌已停止穆霍斯和卡亚尼的准备工作。

起重机上的抗议者和被砍倒的40万棵树:一场席卷欧洲的反数据中心浪潮

芬兰自然保护协会理事会主席汉娜·哈尔梅恩佩 (Hanna Halmeenpää) 在穆霍斯 (Muhos) 谷歌新数据中心的建设地点附近。

但芬兰自然保护协会理事会主席汉娜·哈尔梅恩佩(Hanna Halmeenpää)并不这么认为。她告诉澎湃新闻,在芬兰,企业绕过法定程序并在环评完成前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施工作业极其罕见。而且她认为,谷歌似乎是蓄意违法以加快项目进度,这令芬兰公众极为震惊,也导致谷歌在芬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哈尔梅恩佩此前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公司在芬兰做过这种事。”她表示,芬兰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任,而谷歌利用了这一点。“他们买下大面积土地就直接开始砍伐,就这样。这纯粹是傲慢,令人震惊。”

自丑闻曝光以来,超过9.3万芬兰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加强数据中心监管并向当地社区征收环境损害补偿费。而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环境保护本身。

奥坦迈基村53岁的居民安妮·兰塔说,森林被砍伐后,原本栖息在林地中的狼群跑进了村庄。“所有的野生动物都从森林里逃走了,”她告诉《卫报》,“我担心数据中心的噪音,因为这里是硬岩土壤。即使我们站在这儿说话。”她跺了跺脚,“就像敲鼓一样。”兰塔表示她正在考虑搬走,她还担心数据中心可能使村庄成为俄罗斯的攻击目标,因为芬兰与俄罗斯共享漫长的边界。“我不想要它们在这里,我根本不想要它们在芬兰。我不喜欢AI这整个想法,世界变化的方式太快、太仓促了。”

她的父亲彭蒂·科霍宁是一名退休的荒野向导,他说自从森林被毁后,溪流中的水已经变成棕色。“芬兰根本不需要数据中心,完全不需要。”

算力狂潮下的警钟:经济账、生态账与欧洲的抉择

在韦赫维莱宁教授看来,当前全球正掀起一场规模与广度前所未有的AI基础设施投资热潮,而芬兰近期发生的争议事件正是这种快速投资热潮与地方现实冲突的缩影。

他告诉澎湃新闻,从科技企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其当前的核心诉求是获取充足且即时的电力供应,甚至不在乎电力价格本身。在科技巨头看来,行业终局可能仅有少数几家开发出最强大模型的企业能够垄断全行业并获得极高回报,这种激烈的“登顶竞赛”以及充沛的资本支持,驱使它们在各地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这种急切的心态导致企业缺乏足够耐心去按部就班地走完当地耗时数月乃至数年的法定审批与评估程序,甚至在明知当地法规的情况下试图绕道而行。

面对该项目后续走向,他认为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尽管他预计项目仍可能推进,但芬兰即将于明年4月大选、政界态度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都增加了局势的不可预测性。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意外成为基层政治的核心焦点。面对数据中心带来的高昂电费、土地占用与水资源消耗,多地选民在投票中高票表决通过了多项暂停数据中心新建与扩建的地方提案。近40项相关的地方投票倡议中,几乎全部选择限制或阻止数据中心开发。这一选举结果清晰地映射出政治建制派与基层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政客与资本积极兜售AI繁荣愿景的同时,普通选民正用选票对无序扩张的科技基础设施亮起红灯。

在美国本土遭遇日益高涨的民意阻力与监管紧箍咒后,微软、Meta、谷歌等大科技公司于是加速将大规模资本与项目建设转向大洋彼岸的欧洲。

历史上,欧洲绝大部分数据中心高度集中在被称为“FLAP-D”的五大传统核心枢纽——法兰克福、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都柏林。如今,这些老牌算力重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电网拥堵、土地极度匮乏以及苛刻的环保审批限制。行业数据显示,在欧洲建设一座数据中心本体通常仅需1至2年,但成功获批接入国家电网的排队时间却长达5到10年,部分位于英国伦敦的项目接电许可甚至被电力公司直接延后了整整十年。

为了规避大城市的监管与阻力,也为了寻找更加丰富的电力资源和便利的电网,这些科技巨头的触角正进一步从欧洲的核心都会区逐步渗透至原本宁静的乡村地区,试图在全球开辟新的能源承载腹地。这场算力大迁移在欧洲主要呈现两大方向:一是以西班牙马德里为代表的伊比利亚半岛,依托当地充沛且低廉的太阳能与风电资源;二是以芬兰、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地区,凭借高韧性的水电、风电网络以及便于自然冷却的寒冷气候。

但人工智能算力热潮的狂飙突进,迅速在欧洲学术界与民间激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伦理争议。

从电力市场与能源经济学角度分析,韦赫维莱宁认为这种超大规模算力设施的涌入势必会给电网和居民端带来实质性挑战。在欧洲运行数十年的电力市场机制下,普通家庭将被迫与财力雄厚、愿意支付高昂电价的数据中心争夺有限的电力。

“短期内数据中心需求的爆发式激增(通常一至两年即可建成投运),远快于通常需要五年以上周期的电力供给端建设,这必然在短期内推高整体电价。”他说。而这种担忧已经在美国多地和欧洲爱尔兰等地真实发生。

另一方面,对外部科技资本的深度依赖,已经在部分国家催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以爱尔兰为例,由于聚集了大量美资科技企业总部与服务器机房,跨国大科技公司贡献的企业所得税竟占据了该国总税收的高达40%左右,使爱尔兰在政策制定上几乎蜕变成了大科技巨头的“客户国家”。

安娜拉则从生态学角度给出了更惊人的测算。她告诉澎湃新闻,如果目前芬兰所有规划中的数据中心全部落地,且其所需的激增电力全部由风电供应(叠加全社会电力需求的自然增长),芬兰将需要额外开辟约40万公顷(相当于56万个标准足球场)的陆地或海域用于风力发电场及配套输电廊道建设。这将使芬兰本已高度碎片化的森林生态系统进一步破碎化,对林区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周边水域生态造成深远的不可逆冲击。

对此,安娜拉提出了四项核心治理建议:推行强制性生态补偿机制,将“谁破坏、谁买单”原则写入法律;重构并收紧《环评法》,增设实质性的法律制裁与惩罚机制;制定国家与区域层面的统一土地利用战略,不能将决策权完全下放给深陷财政困境、渴望外来投资的偏远小市镇;以及堵上水环境保护的法规盲区。

哈尔梅恩佩则表示,芬兰正在起草相关立法以明确电网并网的优先级——数据中心并未排在前列,传统基础产业的绿色转型项目及普通居民家庭将享有优先权。此外,有关部门正考虑制定规范土地利用变更的新法规,以防止数据中心建设导致森林砍伐。

韦赫维莱宁教授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地区为了快速满足AI基础设施的电力缺口,甚至不惜新建大量天然气发电机组,这种为了算力而牺牲气候目标的做法正在背离低碳初衷。

“欧洲应当主动暂停并从长远利益审视整体战略:欧洲作为数据中心选址地的长期区位优势不会迅速消失,决策者完全有时间制定更加清晰的指导方针,明确将多少稀缺的清洁电力资源分配给算力设施、多少留给传统工业电气化转型与居民生活,并合理设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机制。”韦赫维莱宁说。

埃斯普利则发出更为紧迫的呼吁,要求全欧必须紧急按下大型数据中心盲目扩张的“暂停键”,给社会各界留出充分的民主辩论与公共审议空间,去严密论证这些由美国巨头主导的超级工程是否真正符合欧洲普通民众的长远利益。

德弗里斯表示,要想真正平衡数字基建与现实资源,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其不可避免的机会成本,并从经济根源上进行约束——打破科技游说的阻碍,强制推行全面的数据透明度,将数据中心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强制回引给科技公司承担,并在“追求数据自主扩张”与“恪守气候生态红线”之间做出清晰且诚实的取舍。

讨论正在继续,行动也未停止,据了解,还有更多欧洲民间组织计划在明年1月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责任编辑:李怡清
    图片编辑:蒋立冬
    校对:姚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