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评|呼吁“慢科研”,但学生为何不敢慢

澎湃新闻主笔 沈彬
来源:澎湃新闻

一百多位高校教师倡议“慢科研”,学生却反问:“我敢慢吗?你们招生没要求论文吗?”

这一问,问得直白,也问得尖锐。它把一个原本属于学术内部的方法论讨论,推到了高校考核制度、年轻人成长路径层面:当“慢”需要勇气,那就不是年轻人的心态问题,而在规则本身。

马上评|呼吁“慢科研”,但学生为何不敢慢

理想的“慢”撞上现实的“快”

今年10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副教授韩晓光联合一百多位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师,发布《学生“慢科研”联合倡议》:研究生招生不以论文数量作为考核标准,本科生不要只为凑篇数而进实验室。

但是,倡议发出之后,却引发了不小争议。有学生翻出联署名单,发现自己曾被其中某些老师拒绝;有人比对名单中部分教师的发文数量,质疑“自己发得不少,却劝别人慢”。于是“上车了就把车门焊死”“何不食肉糜”成了最刺耳的回应。

倡议发起人韩晓光自己说得很清楚,他筛简历不看篇数,看的是“一段有质量的科研经历”;有学生拿着三四篇论文来投,他照样拒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薛天帆也坦言,两篇和四篇的差别没那么重要。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想法停留在老师的脑子里,学生看不到。学生能看到的是往届“上岸者”的简历、社交平台上的经验帖,以及“申请港校博士要3篇A会”这类真假难辨的传言。一个是“黑箱”,一个是“明码标价”,学生当然选择相信后者。

更值得追问的是,理想当中的学术成长路径是,从读文献、提假设,到做实验、写稿,再到投稿、改稿,一年半载是常态;而学生的申请窗口,往往卡在大三夏令营开启之前。所以,有业内人士说:学生不是不懂“深耕”的价值,是“提前规划已经演变为一种维持基本竞争力的生存策略”。

于是,有人的学生在大二放弃绩点排名,转攻论文,三个月速成AI领域知识,投出两篇一作,整个三月发出三百多封“套磁信”,同时在线实习六个课题组;有的课题组一次筛出200多名学生拉群,再层层淘汰。这些不是“浮躁”,这是很多学生在既定规则下的无奈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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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论文”的内卷,不能只算在学生头上

那么,在今天的高校内,到底谁在制造内卷的焦虑?

表面看,是学生之间在比;往深处看,是评价体系在比。推免、申博、评奖、进组,绩点、竞赛、项目、论文构成了显性指标;在绩点已经卷到极限的地方,要看到小数点之后的两位、三位,弹性最大的就是论文,自然成了突破口。压力不是凭空落下来的,它层层传导:资深教授背着项目与考核,团队要出成果,压力顺着导师、博士后、博士生,一路压到刚进实验室的本科生肩上。

今年9月,ICLR2027摘要提交编号突破6万,超过了该会议自2013年创办以来历届投稿量的总和。当“能发论文”不再稀缺,论文作为能力凭证的有效性必然贬值——一边是论文通胀,一边是标准失灵,学生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换回的信号却越来越弱。

国家层面早已明确纠偏“唯论文”的倾向。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并明确“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此后,“破四唯”“破五唯”在科技、教育系统持续推进,代表作评价、成果数量上限、开源项目与数据集同等认定,都是一步步落地的抓手。

文件上的“不唯论文”,落到招生简章、导师邮箱和课题组面试里,常常变形为“有论文优先”。学生不看文件,学生看规则;会上讲多元评价,筛简历时仍按篇数排序。真正“慢研究”的学生,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马上评|呼吁“慢科研”,但学生为何不敢慢

把“慢”的权利还给学生

韩晓光说,“与其说是慢科研,不如说是深科研”——完整走一遍从困惑到猜想、从验证到发现新问题的过程,才是科研训练的本义。这个判断符合科研的基本规律:真正的发现往往不可预期,重大的突破大多无法按季度排产。用流水线的节奏管理创造性的劳动,结果只能是产出很多、沉淀很少。

所以,需要把“慢”的权利还给学生,让人才成长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其一,评价标准要真改。招生环节从“比篇数”转向看质量、看潜力、看参与深度,把代表作制度做实,把开源项目、数据集、技术报告纳入同等认定,并且把标准讲在明处、写在纸上。

其二,导师要言行一致。倡议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是联署教师承诺在博士招生中不以论文数量作为筛选标准,把“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置于“产出论文”之上。希望联署的教师自己能履行承诺,若对外倡导从容,对内按周催产出,再漂亮的倡议也只是摆了一个姿态。

其三,资源分配要给“长”留位置。长周期支持、阶段性容错、不以短期产出论英雄,让愿意啃硬骨头的人不至于在中期考核里先被淘汰。制度要对科研的不确定性兜住底、为坐冷板凳者撑腰。

要让“慢”从一种道德劝勉,变成一种可以承受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冒险”。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问——“我敢慢吗?”答案不该由学生的勇气来给,而应由制度来给。一份倡议能做的,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年轻人要有“慢的权利”,要有容错的空间。

    责任编辑:陈才
    图片编辑:沈轲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