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落实《巴黎协定》的行动已在路上,不能半路掉头
11月的土耳其安塔利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会场内外,气候谈判的节奏密集而紧凑。
2026年是《巴黎协定》新一个十年的开局之年,COP31主席国土耳其将本次大会主题定为“落实的COP”,试图把前几届大会的承诺转化为可落地、可量化的成果。
但“落实”二字背后,是最大出资方美国联邦政府连续缺席、COP30留下的1.3万亿美元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和适应资金三倍目标缺乏可执行路线图、COP31正式议程被外界评价“轻量”的三重现实挑战。

海报设计:郁斐
COP31期间,美国国内的非联邦行为体,包括民主党议员、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NGO,仍在COP31会场活动,传递“美国还会回来”的信号。但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看来,这些活动无法弥补美国代表团“缺席”,更不能替代联邦政府履行出资义务。他直言,美国退出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最大变量之一;但行动已经在路上,不能走到半路掉头重新走。
“美国退出放大了资金缺口,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不容空转。”刘振民表示,“资金不到位,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进度、适应能力和灾害应对能力。”
刘振民的“安塔利亚时间”是从11月10日开始的。当天,他陪同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COP31领导人峰会高峰论坛,并参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起的应对气候变化早期预警活动,显示了中方对COP31的高度重视。
11月14日,在密集行程间隙刘振民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他反复强调:“不要指望每次大会都有新的成果,把已有的落实好就行了。”
以下为专访全文:
行动议程对谈判成果形成补充和支撑,但不能替代谈判进程
澎湃新闻:今年首次出现“双主席”安排,土耳其主持大会和行动议程,澳大利亚主导谈判轨道。您如何评估这种分工?
刘振民:这是COP31的一个特殊安排。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地遵循联合国区域集团轮流原则,轮到“西欧和其他国家”地区时,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都希望主办这次大会,最终形成的折中方案是:土耳其担任COP31主席国,负责大会的政治保障、后勤保障和基础设施保障,并牵头推进行动议程;澳大利亚担任谈判主席,主导正式谈判进程。
从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程序看,东道国主席只有一个,就是土耳其;澳大利亚承担的是谈判领导责任,不是共同主席。
这种安排有它合理的方面。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多年,有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也能反映太平洋岛国在适应、损失与损害等议题上的关切。土耳其对气候议题同样高度重视,会前就提出了行动议程,涵盖零废弃物、海洋保护、电气化等优先领域。
但需要把两条线分清楚:行动议程是东道国发起的、其他国家自愿性参与的议程,谈判议程才是190多个缔约方共同参与的主渠道。行动议程可以对谈判成果形成补充和支撑,但不能替代谈判进程,二者界限不能模糊。
《巴黎协定》目标还在落实过程中,不能更改更不能走到半路掉头
澎湃新闻:您在出发前接受采访时说“不要指望每次大会都有新的成果,把已有的落实好就行了”。从“推谈判”到“抓落实”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刘振民: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6年,谈成了三个重要的国际文件,一个是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个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第三个就是2015年的《巴黎协定》。这三个协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11年前达成《巴黎协定》极其不易,是显示了国际社会190多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政治意愿。但是过去几年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不可能再谈成比《巴黎协定》更好的协定。
同时,应看到,从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来说,谈协定不是目标,谈协定是为了就各国下一步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所以现在十年过去,但《巴黎协定》的目标还在落实过程中。
《巴黎协定》确定的控制全球气温的目标是,升温不超过工业化前的2度,力争不超过1.5度。150多个国家已宣布“碳中和”目标,从一定意义上,全球已走上低碳转型路径。行动已经在路上,不能走到半道掉头重新走,否则会挫伤各国积极性、影响各国互信。能源转型、碳中和这条路不能变,要走下去。
现在为什么要强调落实?从法律体系和制度角度看,制度不能变、路径不能变,要把它落实下来;从国际政治现实看,现在不可能再达成新的更好的协议,所以落实好《巴黎协定》是最好的选择。
COP31定位为落实的大会,但“落实的大会”不是什么都不谈,而是要谈判如何落实好现有的共识和决议。COP31的正式议程上有165项议题,各国代表要进行两周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在第一周已经接近尾声,第二周要推动形成各方可接受的政治成果。谈判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美国退出放大资金缺口,发展中国家关切不容空转
澎湃新闻:美国联邦政府连续缺席,COP30留下的1.3万亿美元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和适应资金三倍目标都缺乏可执行的路线图,而COP31的正式议程又被外界评价为“轻量”。在这种“最大出资方不在场、资金目标悬空、议程收窄”的三重挑战下,如何回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刘振民:美国已经是连续第二年缺席《公约》缔约方大会,但今年有个现象是,美国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内的一批议员、还有几位州长,来到COP31参与会外活动,传递“美国还会回来”的信号。
他们的到来对谈判本身没有太大影响,甚至没有影响。他们是要显示“美国以后还会回来的”。
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并连续缺席气候大会,这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最大变量之一。它的影响不在于“美国不在就不能谈判”,因为谈判照常进行。而在于发达国家集团内部的协调失灵,以及由此带来的气候融资缺口的扩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COP29已经确定:到2035年,发达国家要牵头每年至少筹集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但实际的出资进展很不理想,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合起来的出资数额也只有1200亿美元左右。
美国退出后,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也没有做好填补缺口的准备。资金不到位,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进度、适应能力和灾害应对能力。
南南合作是有益补充,但南北合作仍然是基础和核心
澎湃新闻:在政治层面,中欧合作能否部分弥补美国缺席留下的推力?
刘振民:应对气候变化不取决于几个大国之间的合作,而取决于所有缔约方的合作。特别要看到,气候变化谈判,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它一直是也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南北两大阵营之间的一种谈判、一种合作。我们谈到气候变化合作时总会说,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建设。对这些问题不要把它简单化成几个大国的事、中美的事、中欧的事,它其实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真心诚意合作的问题,这是个大范围内的合作,不是小圈子的合作。
当然大国的合作永远是重要的。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中美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退出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不移支持多边框架,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
中欧在气候议题上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欧盟委员会主管气候的委员和主管能源的委员、欧盟主要国家的气候特使,都与中方保持着沟通。问题在于,近年来中欧在贸易、地缘政治等议题上出现了一些纷争,气候合作也不可避免受到一定影响。
中欧合作有基础、有渠道,但要把合作转化为实际的领导力,还需要双方在政治层面作出更大努力。
必须要强调的是,全球气候治理并非仅由少数大国所主导,而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声音仍应得到充分重视。
同时需要看到,气候谈判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南北两大阵营之间的博弈,核心议题始终是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不能把全球气候治理的推动力简单寄托在少数大国身上。南南合作是有益补充,但南北合作仍然是基础和核心。
能源转型的目标绝不是简单地“淘汰化石能源”
澎湃新闻:“落实”是本次大会的主题,但核心争议化石燃料淘汰路线图在COP30未能落地,又被带到安塔利亚。您对于该问题如何考虑?
刘振民:“淘汰化石燃料”这只是一小部分国家的主张,从来没有成为缔约方大会的共识。能源转型不是淘汰哪一种能源的问题,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发展水电、核电这些所谓的无污染、无排放的能源,从而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
原因是清楚的: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在能源结构中依赖化石燃料,美国化石燃料占比约80%,欧盟经过多年转型,煤炭、石油、天然气合计仍接近70%。要求所有国家在短期内“淘汰”化石燃料,在技术上不可行,在发展阶段上讲不公平。
中方的立场是“先立后破”、有序转型。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实现“净零排放”和“碳中和”,绝不是简单地“淘汰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水电、核电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体系要加快构建,但在化石燃料仍然要发挥兜底保障作用。中国的煤炭消费占比已经从十多年前的约67%降到目前的51%左右,这个进程是在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推进的。能源转型需要几十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巴西推动化石燃料淘汰路线图的努力是认真的,但它作为“行动议程”的一部分,是自愿性的,不可能变成对所有缔约方的谈判义务。今年土耳其主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较谨慎。把“淘汰化石燃料”作为孤立的目标强推,不会成功,也不应成为COP31的谈判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