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在美国:古希腊罗马的美国之路
走进美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人们很容易发现与古希腊罗马相关的事物。大学建筑常常模仿希腊神庙的柱式,校训中仍能看到拉丁文,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着古代的钱币、纸草、雕塑和陶器;在许多学校的课堂上,学生至今仍在阅读荷马、修昔底德、西塞罗和维吉尔。然而,美国毕竟不同于希腊和意大利。古希腊与罗马人从未到过美洲,美国所接触到的“古典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并未在本土经历过古希腊与罗马的“古典时代”,而是继承了一种不断被重新解释和塑造的古典文化传统。
美国古典学最发人深省之处,恰恰也在于此。一个远离地中海、在历史上没有直接继承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却在十九、二十世纪逐渐发展出世界上规模最大、学术资源最多元、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古典学体系之一。因此,美国古典学的发展,与其说是直接延续古代文明,不如说是把一套来自欧洲的知识传统移植到新大陆,再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和研究方式。
殖民时代的美国首先从英国继承了以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古典作品为核心的精英教育;十九世纪又从德国引入现代语文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模式;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大学逐渐成为古代史、古典语文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古代研究的重要中心。[1]美国古典学兴起之初,主要向欧洲学习。随着自身学术体系逐渐成熟,美国开始成为国际古典学界的重要力量。此后,美国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划分也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进而对外影响其他国家学术界对“古典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古典学”(Classics)逐渐形成了十分灵活的学科边界。今天浏览美国各大学的网站,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学科名称。有的大学仍然保留传统的古典系;有的称“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有的改称“希腊罗马研究”(Greek and Roman Studies);还有一些学系倾向使用较为中性的“古代地中海研究”(Ancient Mediterranean Studies)或“古代研究”(Ancient Studies)。与此同时,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学者可能任职于历史系,研究古代哲学的学者可能在哲学系,古典考古则可能横跨古典学、艺术史和人类学;研究埃及、西亚与两河流域的学者,则往往分属另一套院系或研究机构。这样不断变化的学科版图,正是理解美国古典学的关键。
笔者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也恰好是这种学科流动性的一个缩影。笔者目前为耶鲁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双博士候选人(同时持有三个硕士学位,包括耶鲁历史学MA,芝加哥大学古典学MA,耶鲁古典学MPhil),研究主要集中于罗马经济史、财政史、货币史与城市史,博士论文讨论公元一至三世纪罗马城市财政经营及其制度基础。研究中尤其关注帝国、城邦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也会结合文学文献、铭文、钱币和其他物质材料考察古代经济制度。部分研究还涉及跨区域比较,例如从货币、国家财政和制度发展的角度,对地中海世界与中国进行比较。笔者曾在不同学术会议上报告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罗马财政、货币流通、环境与国家对资源的汲取等议题。笔者目前以罗马奖Arthur Ross学者身份在美国罗马学院继续相关研究。从历史学、政治学到古典学,再到经济史、钱币学与跨区域比较,笔者的训练路径也说明,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古典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专业,而是一个不断与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及其他古代研究领域相互交叉的学术领域。
从古典教育到现代学科
美国接触古典传统的历史,远早于现代古典学学科的形成。殖民时代建立的早期学院基本继承了英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模式,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长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十七、十八世纪的大学生来说,学习古典语言并不是为了日后成为研究古代的职业学者,而是为了具备受过高等教育者应有的基本修养。拉丁语是神学、法律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语言,希腊语则与《新约》和古代文学密切相关。如同在欧洲一样,阅读古典文学在美国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修辞运用、逻辑思考和道德判断能力。
因此,早期美国所谓的“古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与今天大学中的古典学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前者首先是一套教育传统,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专业学术研究。正如卡罗琳·温特勒(Caroline Winterer)在《古典文化:1780—1910年美国思想生活中的古希腊与罗马》(The Culture of Classicism: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780–1910)中所指出的,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美国人看待古希腊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人们主要通过罗马文化和拉丁文传统来认识古希腊;后来,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古希腊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出发来认识这一文明。与此同时,古典知识也逐渐从建国时期精英阶层普遍熟悉的文化常识,变成一种更为专业的学问。[2]迈耶·莱因霍尔德(Meyer Reinhold)对美国古典传统的长期研究同样强调,希腊罗马文化在美国并不只是学校课程,它还不断进入政治、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其意义也随着美国社会本身的变化而改变。[3]

卡罗琳·温特勒(Caroline Winterer):《古典文化:1780—1910年美国思想生活中的古希腊与罗马》[The Culture of Classicism: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780–1910]书影
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美国人对罗马共和国的理解上。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大多熟悉希腊罗马历史,其中,罗马共和国的兴衰常被用作思考共和政体、权力腐败和公民德性的历史参照。直到今天,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语言中仍能看到古典传统的痕迹,议员、分权、共和等概念都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正如卡尔·理查德(Carl J. Richard)所指出的,对建国时期的美国政治精英而言,古代史不仅是一种知识,也是一座“仓库”,人们可以随时从中汲取政治经验、寻找人物典范并获得道德教训。[4]这种借古论今的习惯,在建国时代之后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在美国的政治讨论中,尤其是在国会辩论和公共政治评论中,人们仍不时借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来表达不同的政治主张。[5]
不过,古典文化在美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当时已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美国大学逐渐摆脱早期学院以本科教育和神职人员培养为中心的模式,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前往德国大学深造,并将德国的“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引入美国学界。这一学术传统主张把古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科学” 研究。换句话说,美国古典学开始从 “阅读经典”转向“研究古代世界” 。
这种转变也是美国大学走向专业化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前半叶,一个大学教授往往可以同时教授多门人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大学里的学科分工越来越明确,接受过博士阶段学术训练的职业学者逐渐取代旧式学院教师。古典学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教席、学术期刊、研究生培养和全国性专业组织。保罗·肖里(Paul Shorey)在1919年回顾美国古典学过去五十年的发展时,就把十九世纪后半叶视为美国专业古典学迅速形成的时代。[6]当时美国古典学深受德国影响,这一点学界也毫不避讳。回顾十九世纪末美国古典学的发展,学者们普遍指出,大批美国青年赴哥廷根、柏林等德国大学深造,将德国的研究方法带回美国,深刻影响了美国古典学的发展。
1869年成立的“美国语文学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现已改名为 Society for Classical Studies,简称SCS),是美国古典学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第一次把分散在各大学的语言学家和古典学者组织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全国性学术共同体。学会此后持续举行年会,并逐渐使SCS年会成为北美古典学界最重要、也最持久的年度学术活动之一。来自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不仅在会上发表最新研究、组织专题讨论,也借此建立和维系跨校的学术网络。与此同时,SCS还长期承担着重要的求职平台功能,集中发布大学古代研究的教职和其他相关职位信息;年会本身也曾长期是招聘、面试和求职者与院系接触的重要场所。因此,SCS不仅是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美国古典学职业市场形成和运作的重要制度性枢纽。美国语文学会建立之后,考古和物质文化研究也很快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1879年,“美国考古研究所”(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成立,古代遗迹、艺术品和考古材料开始与文本一起成为美国古代研究的重要对象。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古典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大学系所、专业协会、学术期刊和海外研究机构,一个由学术训练、研究发表、专业会议和职业流动共同构成的现代学科体系也逐渐成形。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美国古典学逐渐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古典学并不是简单照搬欧洲,而是在英国教育传统和德国学术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在十九世纪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由于美国与古希腊罗马之间缺乏直接的历史延续关系,美国古典学比一些欧洲国家更早需要说明自身的价值,也更早面对一个持续至今的问题:一门研究遥远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学科,为何仍应在现代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什么是“美国式古典学”?
十九世纪,美国古典学首先要面临的是如何向欧洲学习;到了二十世纪,更重要的问题则是美国究竟形成了怎样一种带有自身特色的古典学?
首先,美国并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古典学体系。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大学如今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在美国,这种现象往往更加明显。与欧洲一些较为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相比,美国大学彼此独立,各校对古代研究的划分差别很大。因此,同样研究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罗马帝国经济或古代宗教的学者,在不同大学里可能属于完全不同的系所。这种看似杂乱的安排,其实正反映了美国古代研究较为灵活而分散的特点。
最传统的形式当然仍然是“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在这种架构中,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腊罗马文学构成学科核心,古代史、宗教、哲学和物质文化等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展开。但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和哲学也逐渐形成了各自高度专业化的方法,原来的“古典系”越来越难涵盖所有研究古代世界的学者。因此,美国大学逐渐形成了几种彼此交叉、各有侧重的组织方式。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它至今保留独立的古典系,其研究生项目尤其重视希腊语、拉丁语和希腊罗马文学。与此同时,哥伦比亚还设有独立的“古典研究项目”(Classical Studies Graduate Program)。它不是古典系的另一个名字,也不是第二个古典系,而是建立于1980年代的跨学科硕博项目,由古典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四个系共同参与。这个项目的研究范围不只包括希腊罗马,也延伸到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并要求学生在不同系所之间接受训练。本科阶段另有“古代研究专业”(Ancient Studies) ,学生既可以集中研究某一种地中海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也需要把它放回更广阔的古代地中海环境中理解。
这种学科分野的现象在纽约大学更为明显。纽约大学既有传统的古典系,又在2006年建立了“古代世界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ISAW)。这个研究所并不把希腊罗马作为唯一中心,研究的地域范围从西地中海延伸至东亚,时间跨度则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中世纪早期。传统意义上的“古代世界”研究往往以地中海,尤其是希腊和罗马为中心,而ISAW有意打破这种地域限制,把埃及、西亚、中亚乃至东亚都纳入同一个研究视野。因此,古希腊罗马史、埃及学、亚述学、西亚与中亚研究以及古代中国研究等原本分属不同学科传统的领域,如今可以在同一研究机构中展开对话,并在“古代世界”的共同框架下进行比较,探讨彼此之间的联系。
耶鲁大学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古典学可以与历史学,比较文学,宗教学,哲学等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生,让学生同时接受两个学科的训练,从而弱化传统院系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ARCHAIA(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Antiquity)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古代世界”,不仅涵盖希腊罗马,也包括中国、日本和中东等地区。该项目通过跨学科训练和博士后项目,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

耶鲁大学Archaia项目官网
这种安排尤其能说明美国“古代研究”(Ancient Studies)与“古典学”(Classics)的差别。“古代研究”并不只是给古典学换个名字,它实际上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传统古典学往往以希腊和罗马为中心;古代研究更关心的则是不同古代社会之间如何联系,知识、宗教、商品、技术和人口又如何跨越区域流动。希腊和罗马依然重要,但不再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中心。
类似变化也发生在古典系内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例子。2020年,该校决定将“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改名为“古希腊与罗马研究系”(Department of Ancient Greek & Roman Studies),新名称于2021年正式生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改名并没有把希腊罗马从系名中删除,反而直接写出了“古希腊与罗马研究”。主要原因是“古典”这个传统术语对许多外行读者来说不够直观,新名称更能直接说明这个系究竟研究什么。这次改名也反映了美国古典学对学科定位的深层焦虑。不过,近年来系名的调整与研究范围的扩大,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去希腊罗马化”。这些改名背后,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今天的公众与学界是否仍然清楚“古典”一词的含义;二是是否还应将希腊罗马与埃及、西亚、北非及其他古代文化割裂开来,单独加以研究。
第二个问题,又牵涉到美国大学长期以来把古典学与“近东研究”分开设置的传统。芝加哥大学著名的“东方研究所” (Oriental Institute)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机构成立于1919年,长期是美国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西亚的重要中心。2023年,也就是笔者从芝大毕业后的次年,它正式改名为 “西亚与北非古代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ultures, West Asia & North Africa)。芝加哥大学在宣布改名时明确表示,新名称更能准确说明研究所关注的地区和文化,同时也避免继续使用 “东方” (Oriental)这个已经过时、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地理概念。
把这些大学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过去,古希腊罗马、近东和埃及往往被分到不同的学科中分别研究;如今,学者越来越重视这些地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并开始把它们放在共同的古代世界背景下,考察彼此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专业训练已经消失。研究荷马语言的学者,仍然需要与青铜时代安纳托利亚考古学家完全不同的训练;对西塞罗手稿传统的研究,也不会因为强调跨学科,就与亚述楔形文字研究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各专业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在于学者更容易跨越这些界限,开展合作研究。
这也带来了美国古典学的另一个明显变化,表现为越来越多研究不再从材料类型出发,而是先从问题出发。传统古典语文学往往以材料为起点,例如研究某位作者、某一种文本、某组铭文或某批纸草。今天美国学界当然仍有大量这样的研究,但越来越多学者会先提出一个问题,再寻找合适的材料。比如,帝国如何统治不同地区?古代经济如何运行?身份和族群如何形成?奴隶制度怎样影响社会关系?地方共同体如何与中央政权互动?商品、货币和人员如何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回答这些问题时,文学文本、铭文、钱币、纸草和考古材料都可能同时成为证据。古典语言因此并没有失去意义,只是其在学科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不再只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也是研究历史、文学和文化的手段。这也是现代美国古典学与过去相比最明显的变化之一。
这种跨学科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直接体现在大学里的院系设置和学术合作中。研究罗马经济史的人可能同时参加历史系、古典系、考古系和经济系的活动;研究古代宗教的学者可能同时参与古典学与宗教研究两个领域的学术活动;研究古代哲学的人则可能主要任职于哲学系,而不是古典系。因此,一个学者属于哪个学科,不再只看他研究哪个时代,也要看他关心什么问题、使用什么材料和方法。
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古典世界”本身的理解。过去,古典学几乎天然以“希腊与罗马”为中心;今天,这一视野正在逐渐扩展到“古代地中海”,乃至更广阔的古代世界。希腊和罗马也因此重新被放回埃及、腓尼基、西亚、北非、犹太世界以及其他地中海社会共同组成的网络之中。近年来美国一些大学修改古典系名,只是这种长期转型的一种外在表现。真正改变的,不只是系名,而是学者看待古代世界的方式。
从精英学科到公共人文
随着古典学越来越专业化,一个十九世纪学者很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如果绝大多数美国人既不会学习希腊语,也不会学习拉丁语,那么古典学为什么仍然应该存在?

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教授Dan-El Padilla Peralta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讨论如何改变当下美国古典学的“精英”困境
这其实是美国古典学过去一个多世纪一直面对的问题。十九世纪时,古典语言曾经是大学教育的一道共同门槛;今天,古典学已经成为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专业。专业化让研究变得更加严谨,却也使古典学逐渐远离普通学生。这正是今天古典学很难回避的处境。无疑,古希腊罗马确实对后世文学、政治、艺术和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仅仅强调古典文明塑造了西方,已经不足以说明古典学今天为何仍然重要。面对一个包含不同国家、文化与族群,也具有多样社会经验的世界,古典学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方式。
美国大学的一种应对方式,是让古典学同时服务于两类不同的学习需求。一部分课程继续重视希腊语、拉丁语和原始文献阅读,为希望深入研究古代世界的学生打下语言和文献基础;另一部分课程则不以掌握古典语言为前提,而是通过译本和专题教学,让更多学生接触古代历史与文化。因此,美国大学中选课人数较多的古典学课程,往往并不是古希腊语或拉丁语,而是希腊神话、罗马历史、古代战争、宗教、女性与少数群体、雅典民主、帝国和奴隶制等主题课程。另外,即使不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学生也可能通过修读与古代世界相关的课程、完成相应的专业要求,获得古典学本科学位。这种安排虽然削弱了传统语言训练的中心地位,却同时扩大了古典学的受众。因此,古典学在美国大学里既是一门需要语言和专业训练的学科,也通过人文课程面向广大学生。
美国人接触古典世界,也远不只通过大学课堂。博物馆、公开讲座、考古学会、数字数据库、播客、大众历史作品以及流行文化,都在发挥类似作用。尤其对今天的年轻学生而言,他们最初接触希腊神话,未必是通过课堂上阅读的荷马史诗,也可能是通过雷克·莱尔顿(Rick Riordan)的《波西·杰克逊》(Percy Jackson)系列、《刺客信条》,或以《奥德赛》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与音乐剧。大众文化当然代替不了专业训练,却改变了年轻人认识古典世界的方式。今天的古典学不能再假定学生早已熟悉阿基硫斯或恺撒,而需要主动为他们提供认识古代世界的新入口。
因此,谁有机会接触古典学不再只是招生问题,也逐渐成为关系到学科开放性与教育机会的问题。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美国历史上曾与私立学校、精英学院和社会地位联系密切。当古典语言不再是普通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时,一个在资源丰富的私立中学里已经学过数年拉丁语的学生,与一个进入大学以后才第一次听说古典学的学生,起点显然不同。现代美国古典学因此越来越重视开放性,尝试让没有古典语言背景的学生也能进入这一领域。
从这个角度看,古典学从“古典教育”走向“公共人文”,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学术的衰退。这种变化反而迫使古典学者重新思考自己的受众:如果古典学不再以培养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精英阶层为目标,那么这门学科究竟应该面向谁?
危机与转型
近十几年来,美国古典学的学科危机变得越来越现实。首先,古典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都面临大学资源收紧的压力。随着大学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以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学生人数较少、开课成本较高的人文学科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古代语言首当其冲,因为初级语言课程需要长期连续开设,而真正进入高级阶段的学生人数通常很少。古典学曾经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却必须和其他数十个专业竞争学生、教师职位和行政资源。
今天围绕美国古典学的争论,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常现实的生存问题:有没有学生愿意学习古典学?学校还会不会继续开设较少有人学习的古代语言课程?古典学博士还能否找到稳定的大学职位?另一个问题更根本:即使大学继续支持古典学,这门学科今天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又该如何定义自己?
这也把讨论带回了“古典”这个词本身。古典意味着什么?如果某些文明被称作“Classical”(“古典的”或“经典的”),是否也会无形中把其他文明放到边缘位置?为什么希腊与罗马长期被放在一个独立学科中,而埃及、两河流域和西亚却被划入另一套体系?“西方文明”这个近代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了我们今天理解古希腊罗马的方式?
因此,在美国,古典学自身的历史也开始成为研究对象。越来越多美国学者开始考察近现代社会如何借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与文化,讨论种族、帝国、民族主义和西方文明等议题。马丁·贝尔纳尔(Martin Bernal)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发的巨大争论,就是一个较早而著名的例子。埃里克·阿德勒(Eric Adler)在《古典学、文化战争及其之后》(Classics, the Culture Wars, and Beyond)中,将这一争论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学中的“文化战争”联系起来。他指出,在有关西方经典、大学课程和美国文化身份的争论中,古典学一直处在一个十分敏感的位置。古典学既被一些人视为西方文明教育的核心,也被另一些人批评为这种文明叙事长期排斥其他传统的象征。[7]

马丁·贝尔纳尔(Martin Bernal),《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近年兴起的族裔、奴隶制、性别和后殖民研究,又进一步改变了学者观察古代世界的角度。这些新方向并没有让学者放弃希腊和罗马,而是让人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奴隶不再只是经济制度史中的一个概念,少数群体也不再只是政治史之外的补充,帝国也不再只意味着战争和行政制度。越来越多研究开始从被统治者、地方社会、移民、奴隶,以及传统精英文本很少直接记录的人群出发,重新理解古代社会。因此,简单地用“衰落”概况今天的美国古典学现状,并不准确。一方面,传统古典语言教育确实已经远离十九世纪时的中心地位;但另一方面,今天研究古代世界的方法反而比过去更加多样,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研究的地域范围从古希腊罗马扩展至古代地中海,研究工具与方法在纸草、铭文和钱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GIS、数据库和科学考古;奴隶制、环境史和跨区域交流等议题也不断拓展古典学的研究视野。
因此,今天再谈“古典学在美国”,已经很难用一种固定的学科定义来概括它。美国古典学最鲜明的特点,也许不在于形成了一套与英国、法国和德国截然不同的模式,而在于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同样是研究古代世界,不同大学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院系设置;不同世代的学者,也不断重新讨论什么应该算作“古典”。这种分散有时会带来混乱,却也让这门学科拥有更大的调整空间。或许这也是美国古典学与希腊、意大利的古典学最显著的区别之一。由于美国与古希腊罗马之间缺乏直接的历史延续关系,古典学在美国始终需要说明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两个世纪以来,人们给出的答案也一再变化。从培养美国式的共和国公民,到建立科学的语文学,再到研究古代地中海社会和反思现代世界如何使用古典传统,“古典”的意义从未真正固定下来。因此,美国古典学的历史,并不只是古老学科延续至今的历史。它更展示了一套从欧洲移植而来的知识传统,如何在美国大学中不断调整、扩展,并重新界定自身。
(谨在文末向白珊珊老师与岳梦臻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两位老师在本文撰写与修改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使文章得以进一步完善。承蒙两位老师拨冗指教,笔者深为感激。文中如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扩展阅读推荐:
【1】Margaret A. Yost, “Classical Studies in American Colonial Education,” The Classical Journal 71.4 (1976): 333–341;William M. Calder III, “How Are American Universities German?,” Classical World 92.1 (1998): 63–72; Yale Department of Classics. Roman History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S: Comparing Work and Methodologies. Colloquium,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2025
【2】Winterer, Caroline. The Culture of Classicism: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780–191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3】Reinhold, Meyer. Classica Americana: The Greek and Roman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此书是讨论美国社会接受和使用希腊罗马传统的经典研究;相关学术评论可见 Classical Philology 82.1 (1987).
【4】Richard, Carl J. 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 Greece, Rome, 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Cruz, Ted. “Sen. Cruz Invokes Cicero’s Words Against President Obama’s Lawlessness.” Office of U.S. Senator Ted Cruz. November 20, 2014.
【6】Shorey, Paul. “Fifty Years of Classical Studies in Americ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50 (1919): 33–61.
【7】Adler, Eric. Classics, the Culture Wars, and Beyo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Adler尤其讨论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围绕Black Athena、Western canon以及古典学社会地位展开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