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GAUC执委会主席杨斌：青年不只是气候议题的接受者，而更是建构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中国角的边会，今年是由一场青年间的对话拉开帷幕的。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9日上午，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GAUC）在COP31中国角举办高级别活动。站在讲台中央的，是一群来自中外高校的青年学者，他们用流利的英语和扎实的研究，回应“落实”这个大会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这是GAUC连续第七年把青年团带到气候大会。2019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清华大学倡议并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高校，共同发起GAUC。这张由大学织成的网络，成了政府间气候外交之外一条格外稳定的“教育外交”渠道。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的杨斌在联盟的创建与治理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11月10日上午开馆的GAUC“联盟角”内，70多岁的世界著名气候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说了一句话，被杨斌反复引用：“气候的未来，青年人不只是个接收者，而更是个建构者。”

COP31蓝区现场非常嘈杂。国家角沿通道铺开，联合国机构、城市网络、企业联盟和大学联盟也各自设角。GAUC的“联盟角”就嵌在这片嘈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有时需要非常贴近才能听清。

“这不就是个‘骡马大会’吗？”杨斌笑着比喻。

他说，很多青年学生习惯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开会，而在蓝区这种嘈杂的现场，可以倾听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学不到的东西，往往要在这样的人流与声浪之间才能撞上。

“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同时也给气候对话、给很多气候议题的讨论增加了一种‘未来感’。”在一个政府间谈判起伏、气候资金承压的年份，这种大学间、青年间的多边交流，被杨斌视为“keep the water warm”（ 让水温保持住）的机制。

在蓝区场外，杨斌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GAUC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海报设计：郁斐

以下为对话全文：

让“不在场的参与者”在场

澎湃新闻：今年的COP主题是“落实”，我们在会场上也随处可见“落实”的标语。你认为青年能为落实阶段的全球气候行动贡献什么？

杨斌：这次GAUC的青年团里，成员大学的学生都有来，来发出他们关于未来气候的声音。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同时也给气候对话、给很多气候议题的讨论增加了一种“未来感”。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常说，气候问题有一批“不在场的参与者”——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或者已经出生但声音还没有被社会认真聆听的人，英文里称之为 underrepresented。青年学生的参与，某种程度上正是在弥补这种缺席。让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大公司乃至智库，能从年轻人嘴里听到他们对未来的呼吁，也听到如果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人类的未来会面临什么挑战。

清华很重视让学生通过参加竞赛的方式参与进来，提出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并用各自不同学科的研究共同贡献，形成系统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青年视角。

而且，谈到气候问题不能只是坐而论道，必须要起而行之，我们特别希望更多青年人加入到气候行动当中去。我自己的研究比较关注NGO，也包括一些公益慈善组织。我们特别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是：人往往是在做别的工作——商业也好，政府也好——做到一定年龄功成名就或事业有成之后，才加入到公益、气候公益、气候慈善当中。其实一些年轻人，可以从第一份工作甚至第一次很投入去做的事情开始，就投身跟气候有关的公共服务、公共事业。这对整个气候问题解决的阵容，对队伍的代际组成，是很有益的丰富。

别让青年人的第一步无处着手

澎湃新闻：你提到希望年轻人把气候当作第一份工作，但目前大学生就业本身就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人工智能又在压缩企业的初阶岗位。所以像清华大学这类顶尖院校的学生是否应该承担更多这样的角色？

杨斌：今年以来，关于人工智能对组织未来形态的影响，我写过一些分析报告，其中提过“初阶工作下降速度过快”的问题。很多成熟企业，特别是知识服务型企业，在减少entry level job的招聘量，甚至更愿意用社招来取代校招。

每一份初阶工作其实有两个职能：一是对公司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培养未来的专业人士。台阶要一阶一阶搭，第一阶是很重要的基础。现在“做基础性贡献”这一部分，实话说很多AI可以做得比初阶工作者还好。但如果因此砍掉、或者减少这部分工作，就丧失了对青年人的培养功能，青年人的第一步就无处着手。

所以今年10月15日，清华大学举办首届亚洲公益国际会议，我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鼓励慈善公益基金会出钱，支持青年人在初阶发展阶段有一个台阶。你不能逼着企业一定要继续招entry level，但可以由公益组织提供一些工作机会，让年轻人先从那做起，在工作中锻炼那些学校教育还不能完备的能力。

如果这些公益组织、慈善基金原本就是要支持气候的，那么一种支持方式就是设立一些气候事业当中的基层岗位，让刚刚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的人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在这样一份初阶的公益性很强的气候事业工作里，得到他最需要、最宝贵的锻炼。

这一笔钱就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方面促进大家都认同的气候挑战的应对，另一方面训练了年轻人。我非常希望将来能看到更多这种模式。政府有政府的难处，有很多更弱势的人需要关注和保护；企业必须面对很严肃的市场竞争，不能让它完全放弃效率。这时候公益可以一举两得，投入一些初级的但带有很强公益色彩的岗位。这些岗位让年轻人一方面认知世界，一方面充满激情地去做这类工作，同时也补足他学业和职业之间的那条沟，并且他必须跳过这条沟，才能成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能在组织当中胜任更重要工作的成熟工作者。

COP31蓝区第二新闻发布厅举行“青年引领气候行动：赋能下一代，共建韧性与可持续未来”新闻发布会，GAUC首席青年官何超欣与青年代表合影。

治理中要有青年的一席之地

澎湃新闻：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气候大会现场，青年人的声音怎样才能让谈判者听到？

杨斌：核心是一个词：governance（治理）。学生也好，以学生为其中一部分的青年也好，怎么样能在治理中间有一席之地。

我来安塔利亚之前去了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科文组织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博洛尼亚进程中间的一些争论。最近欧洲的一些中心城市其实并不平静，其中有一些声音来自青年人。青年希望在教育治理、社会治理中，他们的声音被听见，气候治理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你不认真聆听这些声音，它们就会以你不希望的方式发酵，甚至酿成一种你不愿意看到的发声方式。

GAUC角开馆仪式上，我们的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世界著名的气候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也是《斯特恩报告》作者，他特别提到一句话：气候的未来，青年人不只是个接收者，而更是个建构者。

11月13日，大会午休时间，GAUC角仍有学生在交流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摄

接受者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交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未来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未来应该也共同掌握在这些青年人自己手里。换句话说，他们现在就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参与，而不是等待我们交给他们一个未来。

尼古拉斯·斯特恩发言之后，另一所盟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中心主任发言。他说，全天那些 high level 的发言他都听了，但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国这些青年人表现出来的高素质、积极参与。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博士生，很多人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研究，而且愿意拿自己的研究来和会上的人交流。他就给这些青年提了一个要求，也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等你离开COP31的时候，带走一个新的、来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合作项目，找到一个合作伙伴。

他对青年人的看重在于：青年人来这里不是普通的聆听者，而是积极的建构者。斯特恩都70多岁了，20年前就是发出呼吁的人，他也是这个态度。如果再说到国内，我们应该更向他们学习，给青年更多的表达机会，也给出能听到青年声音的治理安排（governance arrangements）。

GAUC已经是第七次参会，不只是联盟的老师们来，而且每一次都有专门的“青年官”，特地设这么一个职务，就是看重青年在中间发挥的作用。这也是GAUC第四次在COP期间设自己的“气候角”，这件事一定值得继续做下去。

我有一次跟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约翰·汉尼斯交流。他说他当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组织到他办公室，态度非常咄咄逼人，要求斯坦福停止接受一切化石能源公司给斯坦福的捐赠。理由是你如果还接受捐赠，还称自己是关注绿色未来的大学，你就不配。他讲这个故事给我听，说今天的大学校长，你的学生是重要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

所以，一方面学生要提高自己的参与度；另一方面，成熟的人群和阶层一定要给青年人在治理上有一个更合理的安排。

越是难的时候，越要“让水温保持住”

澎湃新闻：GAUC成立七年多，参加了历届气候大会。这期间气候谈判本身也跌宕起伏，包括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政府间多边外交不稳定的时候，大学这种“教育外交”是不是能更稳定地发挥作用？

杨斌：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教育作为一种外交，青年交流作为一种外交，可能能够得到很多政府与政府之间外交所无法取得的推进。

这一点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大学之间、老师之间有科研合作，而且解决的是全球共同挑战议题；学生之间有联合培养，还会有定期的交换。所有这些都为气候议题的跨国、多边合作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你刚才说到了“跌宕起伏”这个词。实话说，2019年联盟筹建的时候，斯特恩也回忆过这一点：我们接触到的有些美国高校，当时并没有第一时间加入，有的也一直没有加入。其中一个顾虑，就是美国当时的政府怎么看气候问题。所幸2020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气候问题非常显性，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2024年之后进入2025年，又遇到了进一步的挑战。

但越是这种时候，这种非政府间的青年人和院校之间的多边交流，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用一句话说，要始终“keep the water warm”（让水温保持住），不能让水凉下去。所以越是比较难的时候，越要鼓励包括美国的一些高校参与，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

气候要变成通识，而不是专业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比如能源、电力等专业，只把与气候相关的行业当成一个未来的朝阳行业，要真正参与气候治理，他们还缺什么？

杨斌：在我这样一个做教育的工作者看来，一句话：气候要变成通识，而不是专业。

在大学当中，不能只是研究生专业里有气候，不能只是环境学院才开这门课，不能只是学电力才开这门课。每个学生，包括理科、文科、生命学科、医学，不管什么学科，气候都应该是一门通识。它应该成为一个合格公民、合格世界公民的基本素养。

以清华为代表的一些大学，在把气候鲜明地提出来、设立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博士培养上，走得确实比较靠前。有的学生原来是学建筑的，现在做的就是气候友好型建筑。由于这样的学生带动，更多老师和老师之间、院校和院校之间也会有一些科研合作，这也很重要。

AI和气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无法以传统学科分类来划分的领域。AI不是计算机学科，气候不是环境学科，这一点非常清楚。

所以学生在参与过程当中要意识到：跟所有人交流的时候，既要有专业素养，同时又要有让大众听得懂的表达。要有批判性思维，要有跨文化沟通能力，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在COP这样的场合，倾听与自己此前立场完全不同的声音，是一种有必要提高的能力，而且是太难得的机会了。

刚才我们从蓝区出来，那里就像是一个“骡马大会”，但这就对了。某种意义上，混乱恰恰是它的美，是学生最难得的从混沌中学习的机会，即从混沌中涌现出新的方法、新的合作，也可以是新的激情。到了这里看一看、听一听，是开眼。

中国气候共识不是“政府一家的事”

澎湃新闻：你这次带了学生团队过来，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你希望他们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被听到？

杨斌：很多人对中国缺乏了解，总是对中国的治理有一种陌生感或者隔靴搔痒，比如觉得我们的气候治理是不是自上而下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

这些青年学生在COP31上的表现，充分让人看到中国青年在气候问题上的生机勃勃，也可以看到全社会对气候问题有越来越大的共识，绝非政府一家的事。民众的意识普遍在提高，尤其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会成为其中非常宝贵的领导力量、有生力量。这一点，我希望能够被其他参与者看到、听到。

也不只是高校的青年。我在会场遇到好几个做气候自媒体的年轻人，非常活跃。这些都是广义的青年。

我希望他们意识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现在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共识的基础是坚实、厚实的。这对将来的事业非常重要：将来你为了气候而多支付出来的那些价格，就会有人买单。有的人会习惯，从生活习惯到生产习惯，自然地把气候友好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优先选项。

（感谢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对本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