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回望一九一九：历史的多重面相
2019年5月2日至4日，“百年五四：人物及其观念的多重面相”（Hundert Jahre 4.-Mai-Bewegung：Die Vielfalt der Gesichter und Gesichtspunkte）研讨会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图宾根大学汉学系闵道安（Achim Mittag）教授召集，图宾根中国中心（China Centrum Tübingen）与图宾根大学汉学系联合主办。
会议主题有三个：“学生游行与国际局势——五四探源”、“五四影响及其遗产”、“五四期间的语言、文学、文化应对”。会议报告的语言为英语和德语，在提问和讨论环节还可使用汉语，东道主闵道安教授强调，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让所有参与者畅所欲言。
5月2日有四场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维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五四之“新”》（What Is “New”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到底“新”在哪里？“新文化”？还是“新青年”？如果是前者，那么，思想文化的启蒙更新至少在甲午战后萌动，在戊戌维新失败后趋于明朗，梁启超呼吁以西方的先进观念和制度刷新中国，各种“主义”的输入正在此时，输入各种“主义”的目的在于更新中国的政体、法律、工艺、人物、思想、学问，而一切更新的目的则在提高民德、民智、民力，最终实现社会自由和平等，民众参政和自治。只不过，梁启超在倡导新文化的同时，并未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是后者，由“新民”而进入“少年中国”，也是梁启超在清末新政之后的诉求。如果说“新文化”是启蒙、是思想观念的更新，那么，“新青年”则是实践和行动、是寻找社会变革的主力。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提供了实践和行动的不同方向，历史的选择未必理性，却有合理性。
换句话说，五四之“新”，并非在于思想观念，而在于实践和行动。这正是五四的伟大之处，但这也造成五四的两难。这一点，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曾谨慎反思——“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暴力，趋向极端”。反思并非责难，把后来的诸多激进思潮及其后果归诸五四无疑是荒谬的，但也不应该无视两者之间的关联。
闵道安教授笑言，王维江教授对梁启超五四前的论述正好引出了他的报告主题——《影子人：梁启超与五四运动》（Der Schattenmann：Liang Qichao（1873-1929）und die 4.-Mai- Bewegung）。闵教授从“小五四”的层面出发，梳理出梁启超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探讨了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与国内官方和民间外交人士的互动，并运用自身的舆论影响力，从多个渠道策动政府拒绝签约和学生游行示威。用历史细节证实梁启超不只是五四“局内人”，而且还是发起人。
闵教授还指出，在“大五四”的层面，梁启超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可说是第一部中国思想史，更是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的基础，强调国家概念，以进化论来叙述历史。梁氏提出“中国本有科学精神”、“古学复兴”，又将康有为比作马丁路德，对后来的青年学生，特别是胡适、新潮派影响巨大，实开“文艺复兴”概念进入中国之先河。同时，梁启超也是将“启蒙”用作时代概念的第一个中国人。闵教授赞同余英时所言，由“文艺复兴”到“启蒙”的过程，与中共在北方的地下党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赴法、俄等国勤工俭学的归国学生，他们属于左派，却非党员。而留学英美的中国学生却不大使用这一概念，因为英国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将“启蒙”用作一个时代概念。总之，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比我们想象的要做得更多”，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发起者。
图宾根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王志华做了题为《欧洲的“山东问题”：上西里西亚》（Europas Kiautschou：Oberschlesien）的报告，从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考察上西里西亚领土争议的问题。和山东问题一样，这一争议体现了威尔逊对于战后和平构想和权力政治现实间的张力。报告还探讨了“民族自决权”的提出、“工具化”以至于“异化”的过程。威尔逊在《十四条和平纲领》中暗示的自决权主体被严格限制，仅适用于受德、奥两战败国压迫的中欧诸民族。而法国人则将其视为实施“胜者权利”的工具，企图借此压制德国的再度崛起。最后实施的公民投票演变成一场失败的人类试验，当地人民在大战后被迫继续忍受三年的暴力和动乱。上西里西亚问题的演化和解决，揭示出“自决”光鲜外衣包裹下列强“他决”的赤裸现实。
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博士生梁永报告的题目《拯救中国：满人就该被指责吗？》（Saving China: Were the Manchus to Blame? ）他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而部分满人实际也推动了清末的文化革新，不应否定其作用。
5月3日，美国罗文大学（University Rowan）历史学系王晴佳教授做了《个体化、地方化与记忆：近年来有关五四的历史书写》的报告（Individu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memorialization：the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May Fourth），他从史学史的角度，总结了大陆和海外学者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特征：聚焦个体的作用、关注北京之外的地区和城市、勾勒不同时期人们对五四的记忆、纪念和建构过程以及这三个特征之间的关联。
如果说第一天的主题侧重于揭示五四运动本身的多重面相，那么，第二天的主题则在于发覆后人对五四重构的多个侧面。
图宾根大学汉学系讲师田宇利（Ulrich Theobald）博士以《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中文期刊上有关五四的文章》（Der Viertel Mai als Thema in Zeitschriften der 20er, 30er und 70er Jahre）为题作了报告。他详细统计了“五四”一词在上述三个时期中文期刊上的词频变化趋势，并讨论了时代精神的变化对文章内容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凸显当下关怀与五四重构之间的密切关联。
图宾根中国中心执行主任宁洲明（Matthias Niedenführ）教授则从大众媒体和娱乐的角度梳理了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五四建构，他在《记忆的塑造和演变——当代影视剧中的五四运动》（Shaping and Shifting Memories -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Film and TV Drama）的报告中介绍了当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生产过程，回顾了近三十年涉及五四的影视剧的基本情况，并现场播放了《我的1919》、《中国1921》、《建党伟业》中的五四片段，探讨了不同时期影视剧内容和侧重点变化的原因。
李骛哲博士是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的博士后，他做了《五四之后国人对鸦片战争认识的变化》（Wie sich nach dem 4.Mai die Sicht auf den Opiumkrieg verandert），介绍了上世纪20年代以后相关历史叙述逐渐变化以及被构建的过程，同时探讨了这些变化与五四以后的社会思潮、抗日战争之间的关系。
图宾根中国中心的博士生仓博宇和汉学系博士生张弛分别做了题为《章太炎与五四运动：一场进化论同“时代旧人”的碰撞》（Zhang Taiyan und die Viertel-Mai-Bewegung:Wenn Evolutionismus mit den alten “Reaktionär” kollidiert）和《科学与玄学论战》（The debate o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in 1923---A Reconsideration）的报告。
最后一个报告是闵道安教授的《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神秘的代沟》（LuXun’s Kurzerzählung “Fengbo”，Eine rätselhafte Generationslücke）。他饶有趣味地解读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底蕴，指出九斤老太的感叹并非出自老人的头脑糊涂，其实反映出剧烈政治变革在乡村影响的真实限度。在闵教授的引导下，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五四时期的“小人物”、“女性史”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小贵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郑薇薇副教授和图宾根大学的部分学生。
5月4日，“吾思五四”（“Denk Ich an China am Tag des 4.Mai）座谈会在当地中国学联的协助下在图宾根世界伦理学院（Weltethos-Institut）举行。座谈会由王志华主持，学生代表国棉、唐杰（Tom Frense）、张弛和曹左男分别从“身边的五四”、“健康的爱国主义”、“世界与青年”、“反思科学”四个角度讲述他们对“五四”体认和感想，由此体现出五四精神的长远效应，尤其是汉学系毕业生唐杰讲述了德国人健康的爱国观念，即爱国的口号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更不可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他的发言引起现场听众的积极提问和点评，吕澍女士从经济和观念变迁的视角揭示了爱国观演变的背后因素，王晴佳教授指出美国式的爱国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与其本国历史进程及其历史构建之间的关联，王维江教授则认为五四的面相除了爱国，还有对现代价值观念的接纳，这应是五四精神的核心遗产。在场参与讨论的还有图宾根大学汉学系闵道安教授、舒耕德（Gunter Schubert）教授、朱丹薇女士、吴淑雄女士以及四十余位中德科研人员和学生。
座谈会结束后，“面对五四”（Das Antlitz des Vierten Mai）艺术展在世界伦理学院大厅开幕。这次展览由汉堡大学汉学系的倪少峰策划，展示了他的装置作品——由红、黑两种颜色的绳子结成的胡适和李大钊的抽象的头像、邓怀东先生创作的由五四领袖照片、油画和当代青年照片三重重叠而形成的新面孔，凸显五四面相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旅德朱丹薇女士依据五四口号而创作的书法作品，复原了五四的场景和氛围，从而烘托出展览的主题。该展览与研讨会的主题高度契合，实现了学术与艺术的有机互动。开幕式上，图宾根大学哲学院院长Jürgen Leonhardt教授、世界伦理学院常务董事Bernd Vilhauer博士以及闵道安教授分别致欢迎辞，倪少峰先生随后介绍了此次创作的背景，并对主办方表示感谢。展览将持续至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