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记｜老去是一件奢侈的事：“夹心一代”的双向透支
在首尔麻浦区一间公寓里，56岁的朴京淑（化名，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真实访谈案例整编）每天清晨五点半醒来，查看手机上的两条短信：一条来自首尔银行，是住宅担保贷款的利息扣款通知；另一条来自江南区一家日间护理中心，是本月的照护费账单。
朴京淑以前是一家大企业的普通文职人员。她和丈夫在首尔拥有一套公寓，那是两人多年工作的成果。家里，母亲年近八十，患有帕金森综合征，需要长期服药和日间照护；儿子大学快毕业了，一直找不到工作，需要父母支付在首尔的房租和生活费。
朴京淑的处境不是个例。根据2024年相关调查，在55岁至64岁的受访者中，约15%需要同时向父母和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父母的月均支持金额超过70万韩元（约人民币3480 元)，对子女的支持接近90万韩元(约人民币4480 元）。调查所涉及的家庭中，两项支出合计约占常规收入的46%。
这笔钱落在一个尴尬的年龄阶段。许多韩国劳动者在50多岁时便离开主要职业岗位，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国民年金领取年龄则逐步推迟至63至65岁。五六十岁的普通人收入减少了，家庭支出却没减少——父母仍要照料，子女仍要支持，养老金却还没有开始支付。
房子很值钱，日子很紧张
对许多韩国中产家庭来说，财富首先表现为一套公寓。过去几十年，首尔房价上涨，为不少家庭积累了可观的账面资产。对经历过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代人而言，购买公寓是多年奋斗的成果，也是退休生活的保障。房子不仅提供居住空间，还代表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的位置。
2025年家庭金融调查显示，韩国家庭平均资产约为5.67亿韩元（约人民币282.3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占75.8%，金融资产占24.2%；家庭平均负债接近9534万韩元（约人民币 47.48 万元）。平均数无法说明每个家庭的具体状况，但资产结构道出了一种普遍的情况：韩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固定资产上，能够随时用于日常支出的金融资产所占比例较低。
问题是，一套公寓哪怕值数亿韩元，也不可能自动支付每个月的护理费。出售房屋需要重新安排居住，抵押房产则意味着增加债务和利息。对于已经离开主要职业岗位的人来说，再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不容易，把房子变现也挺难的。房价上涨增加了家庭的账面财富，却没有相应增加每个月可以动用的钱。
首尔的城市结构使这种处境更为复杂。在韩国，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都集中在首都圈。年轻人即使已经成年，也未必能够轻易离开这座城市。父母希望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往往需要继续承担他们在首尔的房租和生活费用。对上一代而言，住房是多年积累的成果；对年轻一代而言，住房成本却可能成为独立生活的一道门槛。
朴京淑和丈夫名下有一套公寓，可它并不能直接变成儿子每个月的房租和伙食费。财富压在砖瓦里，支出却要从每个月的现金里抠，同一本家庭账本里，这两笔账很难互相抵充。
在韩国，房子还有一层代际含义：上一代通过劳作和积累获得了城市生活的立足点，下一代进入同一座城市，却要面对更高的居住成本；于是，一套房子承担了两种功能——既是上一代为自己准备的晚年保障，也是下一代站稳脚跟前仰赖的支撑，轻易动不得。
孝道没有退休年龄
在韩国，赡养父母依然被看作成年子女应尽的本分。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了很多，这份指望却没变。
变化首先发生在家庭规模上。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多个子女，成年后，兄弟姐妹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费用，轮流照看老人。如今，韩国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许多中年人只有一个兄弟姐妹，甚至是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需要被照护的人数没有减少，能够分担责任的家庭成员却少了。
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也变了。子女可能在不同城市工作，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即使愿意共同赡养父母，也未必能在时间和距离上协调一致。毕竟，赡养父母不是定期汇一笔钱这么简单。老人需要就医时，子女要安排时间；需要长期照护时，家属要了解服务、联系机构，并在不同安排之间作出协调。以前同一屋檐下，这些事自然就分担掉了；现在散居各地，子女往往要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之外另作安排。
孝道的要求没变，只是尽孝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照护的缺口
2008年，韩国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试图减轻家庭长期照护的负担。2024年，获得长期护理服务的老人超过116万人，相关给付达到16.18万亿韩元（约人民币808亿元），大部分费用由国家健康保险公团承担。
这项制度改变了不少老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家庭承担照护费用的方式。但服务覆盖扩大，并不意味着家庭可以完全退出。
一项基于韩国社区老人的追踪研究显示，在存在日常生活功能障碍的老人群体中，未获得任何照护的比例从2014年的20.4%升至2023年的52.4%。长期护理保险扩大了服务覆盖，但部分有照护需求的老人仍未能获得正式服务。
即使获得服务，照护也有自己的时间表。居家护理人员可以协助老人清洁、进食和完成部分日常活动，却不会全天候留在家中。日间护理中心也有固定的开放时间。老人回家后，仍可能需要家属照看；夜间身体不适或出现突发状况，也需要有人处理。
在许多家庭中，这些工作由女性承担。女儿、儿媳和妻子陪同就医、安排饮食、协助老人完成日常活动，还要在医院、护理机构和家庭之间协调时间与服务。这些劳动未必每天都表现为长时间的贴身照料，却需要持续投入精力，不存在“下班勿扰”的时候。
这些劳动很少出现在家庭收入统计中，也不完全反映在公共护理保险的支出报表里。它们分散在家属的日常生活中：一次陪诊，一段等待，一次临时请假，或者为了照看老人而放弃的一份工作。制度的缺口，最终仍然由家庭成员的时间来填补。
值得一提的是，承担照护责任的女性，往往减少工作时间，甚至提前离开职场——老人就医要人陪，日常生活要人安排，家属减少工作时间看上去最划算，往往也是当下最容易做出的决定。但这不仅减少了当期收入，也缩短了养老金缴费年限，多年以后，照护的成本会从她们的晚年中扣除。
被提前动用的晚年
在传统家庭模式中，代际支持通常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方向——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逐渐独立，照顾老去的父母。这种安排默认家庭成员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轮流承担责任。
韩国1960年代生人约850万，占全国人口的16.4%。他们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年后经历了城市住房和教育成本的持续上升，现在接近退休年龄。这代人的父母工作时，养老金制度还没充分覆盖，退休后往往收入不足；与此同时，子女经济独立的时间又延长了，大学毕业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首尔昂贵的生活成本也增加了独立的难度。
五六十岁的他们，既要养父母，也要养儿女。这两种支出原本属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现在却同时发生了。为了填补上下两代的缺口，一些中年人甚至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棺材本”。
韩国近年来推进养老金改革，试图提高缴费率，改善制度的长期财务状况。但改革无法补回已经错过的缴费年限，也不能替正在支付父母护理费和子女房租的家庭解决眼前的开支。
朴京淑已经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现在是一名保安，工资只有从前的一半。对她来说，每天睡到自然醒的退休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母亲需要长期服药和日间照护，儿子尚未找到稳定工作，住房贷款也没有还清。原本可以用于安排晚年的收入和储蓄，只能先用来应付眼前的家庭负担。
等他们老了
韩国的低生育率通常被视为一场人口危机。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0.72。住房、教育和就业成本，是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的重要原因。少子化还会改变家庭内部的养老安排：兄弟姐妹减少，意味着未来能够共同承担父母照护责任的子女也会减少。
并且，年轻一代的经济处境并不宽裕——进入稳定工作的时间延长，住房成本挤压可支配收入，养育子女又需要持续投入。赡养父母可能是他们认同的家庭责任，却未必是能够轻松承担的经济义务。朝气蓬勃的经济上行期已经结束。
韩国有一个词形容朴京淑这一代人：마처세대，意思是“最后一代赡养父母、第一代难以指望子女赡养的人”。他们仍然承担着上一代熟悉的家庭责任，却未必能把同样的责任交给下一代。
当然，并非所有家庭都会陷入相同的困境。家庭收入、住房资产、子女数量和公共服务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家庭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这些压力。
61岁的金基哲（化名）住在首尔松坡区。他和妻子在58岁时办理了住房年金，将一套有相当账面价值、却难以直接用于日常开支的公寓，转换为每月210万韩元（约人民币1万元）的现金收入。他们的独生子较早实现了经济独立，不需要父母持续补贴；金基哲的母亲患有失智症，部分照护由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和社区日间护理中心承担。住房年金让他们从自有住房中获得稳定的现金收入，子女独立和公共照护服务则减轻了另外两项家庭负担。这样一来，他和妻子在退出主要职业岗位后，才得以维持先前的生活水准。
不过，要复刻金基哲的路径并不容易。住房年金不仅挑房子，能换多少现金也受限制。它本质上把不动产变现的工具，解决不了照护的难题。说白了，住房能给晚年托底，但前提要看这个家攒下了多少底子，以及眼下还要扛多少担子。
朴京淑和金基哲都走到了职业生涯与养老金中间的模糊地带。前者的公寓仍然留在账面上，却要继续支付贷款利息、母亲的照护费用和儿子的生活开支；后者把一部分住房权益转换成了收入，子女也已独立，母亲的照护获得了公共服务的支持——同一套制度在不同家庭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结果。
朴京淑的处境不能代表每一个韩国中年家庭，但她面对的几项支出，已经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账本上。住房、就业和照护属于不同的政策领域，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很难分开处理。房产可能无法及时变成现金，工作可能早于养老金结束，公共护理服务也有自己的时间边界。家庭成员只能在这些安排之间寻找余地。
清晨五点半，朴京淑查看银行的扣款通知和护理中心的账单。她自己的退休，仍在这些账单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