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四年增长约10倍，社会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初具规模

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正成为支持基础研究的新生力量。据日前发布的国内首份系统描述社会力量支持科学研究图景的《中国科学慈善基础画像报告》，2021年至2024年，全国1175家基金会开展过相关项目，约占全国基金会总数12%。累计项目5944个，总收入约279.47亿元、总支出约250.52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收入从约0.20亿元增至约2.26亿元，四年增长约10倍。

周期长、风险高的科学基础研究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引导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鼓励设立基础研究公益基金。

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与《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上述报告将“科学慈善”界定为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出于公共利益目的，通过非营利性资源配置支持科学研究、科技人才、科学基础设施、科研生态或科学文化建设的行为或事业。报告称，中国科学慈善初具规模，但仍面临发展不均衡、同质化、缺乏协同等挑战。

2021年至2024年，全国1175家基金会开展过相关资助项目，约占全国基金会总数12%。累计项目5944个，总收入约279.47亿元、总支出约250.52亿元。

企业和企业家是最主要出资力量，234家科技类基金会中49%由企业或企业家发起。近年来，资金正在向上游移动，基础研究收入从约0.20亿元增至约2.26亿元，四年增长约10倍。2024年基础研究支出约6.79亿元，首次略高于应用研究。

上海在科学基金会数量和增量上领先：截至2026年10月，全国科学基金会156家，上海39家、北京35家，两地占47.4%。2020年以来全国新设52家，上海占17家。

报告也指出，科学公益资助表现出“头部驱动”和学科“冷热不均”现象。不足1%的1亿元及以上超大额项目贡献68.6%资金。自然科学资助规模接近社会科学2倍、人文学科10倍。自然科学内部，医学与药学占43%以上，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四类传统基础学科作为独立资助对象合计不足0.4%。

“社会资助最核心的价值是提供多样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新基石研究员薛天结合自身经历表示，国家基金主要围绕国家任务，大概率支持延续性的、稳步推进的研究。而社会资金则能支持他跳出舒适区，去探索诸如“裸眼看红外光”“生物地磁感受”这类跨界、疯狂且极易失败的构想。

为了支持这种高风险的原始创新，“选人不选项目”正成为国内头部科学基金会的共识。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介绍，腾讯10年投入100亿元设立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坚持“长期、稳定、自由、选人不选项目”，不对研究员考核论文数量，也不设明确的时间轴，甚至允许科学家在资助期内自由切换研究方向。

报告提到，当前的科学慈善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仍面临多重挑战：有意愿“进不来”、进来了“接不上”、能募资“不会投”、投一次“难持续”。

多位学者和高校基金管理人在圆桌讨论中指出，要让研究者自由探索、让慈善家自由捐赠，目前在制度衔接上仍存梗阻。例如，高校“非升即走”等考核体系仍在约束青年学者的自由探索。而在慈善端，大额捐赠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现行制度对基金会业务范围的限制以及保值增值的约束，也使得设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那样百年永续的科学基金面临很大挑战。

为了打破现有科研生态壁垒，各方正在尝试机制破局。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刘莉介绍，复旦大学通过成立相辉研究院和校友捐赠10亿元设立的学敏高等研究院，提供10年乃至20年的长周期稳定支持，实行经费包干制，不考核具体论文和专利，以此来保护“无用之用”的自由探索。

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启源国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许业荣强调，基金会必须“放弃甲方思想”，从单纯的“给钱”转向“赋能”。启源基金会在评审中强制要求加入产业和投资专家，并利用背后18家市属国企的资源，为受资助的青年科学家对接产业场景和融资需求。

而在政府端，制度接口正在加速打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来已先后接受小米公益基金会1亿元、腾讯公司5亿元的无偿捐赠。上海除了实施政企1∶1共同出资的“探索者计划”外，还在去年出台新政，明确对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支持的项目，政府按基金会投入的50%给予共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