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经营的百货公司系统”——孙中山的百货公司构想

国庆假期，来到了美丽的连云港。在老街的陇海线历史博物馆，孙中山书写的“铁道”二字旁，有一行说明文字吸引了我，“他在制定《建国方略》时指出，要把海州港（今连云港）纳入中国对外开放的二等大港、中央铁路的终端海港。” 如今，连云港已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和“一带一路”的交汇点，

巧的是，近期获赠台湾友人出版的论著，讨论《实业计划》中将交通枢纽作为核心的区块经济思想。铁路与商业、交通运输与百货畅通，与他之间的不约而同的关注给我的研究注入了灵感。作为一个百货公司爱好者，几年前参观广东中山的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时，“孙中山与百货”就成为了一个关键词，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金莹摄

一、一张股票与一封家书

2019年春拍，上海阳明拍卖有限公司成交了一张先施公司的股票，上标记“捌拾肆股，计本银捌佰四拾员正”。拍卖成交价格为17250元人民币。整套资料还包括封套和股份转让单各一件，购股人员为李锦纶。

李氏何许人也？他是出生于纽约的广东台山人，先后毕业于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作为国民政府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最为引人瞩目的身份是曾作为孙中山的秘书。李在1917年出任孙的秘书，1918年4月转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正是孙中山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专注于《建国方略》的构思与写作。李锦纶购买先施公司股票的时间为1929年10月，彼时孙中山已逝世4年有余。政商名流购买四大百货的股票作为理财的手段，在当时是一种流行。不过，我们是否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作为熟悉和了解孙中山的身边人，李锦纶购买百货公司股票是间接受到了孙中山的影响。

阳明拍卖行所载李锦纶购入的永安公司股票

如果上述发现只能作为佐证，那我们再来看看更为直接的证据。在《孙中山全集》中，收录了一封他写给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家书，其中谈论的正是购买永安公司股份的事情。

科母鉴：十二月一日来函已收到。你欲做永安公司股份，自可由你定夺便是。家费由阳历明年正月计起，当每月寄一二百元或半年寄一次也。我现在身体更佳，诸病悉除，可勿为念。此致，并问各人大安。科父字十二月十六日。

（据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原件 致卢慕贞函，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载《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二卷第220页，中华书局2017年）

1998年，夏威夷大学出版了一部名为《亚洲百货公司》（Asian Department Stores）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收录了杨约翰（John D. Young）的一篇论文《孙中山与百货公司：国家重建的一个方面》（Sun Yat-sen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An Aspect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约翰在论文中引用了一批收藏于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的、1914年至1917年间孙中山写给卢慕贞的家书。

前文我们所列的这一封也在其中。从这一时期的家书内容来看，孙中山与卢慕贞的通信主要围绕家庭财务安排展开，包括每月生活费、儿子孙科建房的借款，以及与学校和亲戚相关的慈善事务。1916年12月16日的这一封（购买永安公司股票）正是在这一家庭理财的语境中出现的。孙中山专门回应了卢慕贞此前关于购买永安公司股份的询问，并明确表示同意她的决定。

此时我们看到的，似乎还只是一个将百货公司的股票作为稳健的家庭理财和投资选项的孙中山，而事实远不止于此。

二、两封信件与两位美国友人

就在给卢慕贞家书的两年前，1914年的深秋，流亡海外的孙中山给美国商人戴德律（James Deitrick）回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个关于百货公司的宏大构想跃然纸上。

亲爱的戴德律先生：由于时间迫促，未能及时回复你九月一日带给我极大快慰的来信。知道你对我的计划深为关心，十分高兴。在这项极端重要的事务方面能得到你宝贵的协助，使我极为庆幸。在前一封信里，我曾向你透露我要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经营的百货公司系统的计划。这项计划将在目前这第三次革命完成后立即付诸实行，这一系统当为合股公司，半数股份将为中国政府所有，另一半股份将属于外商。在一定时期内，这一系统将完全由外国人管理，晚后，再由逐渐培训合格的中国人员取而代之。……

（致戴德律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三版第三卷第162页，中华书局1981年）

根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资料，1915年1月31日，戴德律曾手书签名照赠与孙中山。两人于1911年在伦敦相识，戴德律是孙中山在海外的重要的舆论支持者。辛亥革命成功后，他立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并附上美国国会祝贺中国的法案副本，积极推动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一般认为孙中山向他寻求国际支持与革命资金，两人同时也是具有政治宣传与实业合作色彩的革命伙伴。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藏戴德律照片

孙中山与戴德律的通信现收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戴德律文件（James Deitrick Papers）”中，是研究孙中山流亡时期寻求国际援助与实业构想的重要史料。不过，关于百货公司的构想在同年6月孙中山写给他人的信中就已经露出端倪。

亲爱的里夫人：五月一日来函奉悉，不胜感谢！关于翻译《撒克逊的时日》一事，我拟请一位同胞将此书译成中文，在我们所办的一种杂志上刊载。中国当前的状况，与我在长滩见你时相似。在我们的一切困难中，财政是主要的困难，但我有一种以组织百货公司为手段解决此种困难的办法。不知你能否帮我物色若干熟悉此种业务的组织者？如能找到，他们是否愿意前来帮助我们，以解除此主要困难？你会知道，在战争时期硬币不足时，纸币会被商人贬值。但百货公司一旦在各城市建立，我们就能保持纸币的价值。

（复咸马里夫人函，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七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三版第三卷第120页，中华书局1981年。咸马里夫人，Ethel Lea，她是孙中山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又译咸马里）的妻子）。

这一关于百货公司的构想具有双重目的。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政府必须统制商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想用钱的时候用我们想用的钱”，而不受制于外国银行。此外，百货公司计划还承担着货币保值、吸引美方投资、换取贷款等作用。

有学者指出，百货公司计划本质上是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而设计的权宜性策略。他附带要求美国商人单独提供1000万美元贷款充作革命经费（单独的项目，与百货公司的计划无关），贷款的真实用途是购买美国最新式飞机，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

两位信件的通信方都是美国人，孙中山通过美国寻求外部革命资金的努力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百货公司的构想最终未能实现，却让我看到了1914年期间的一个尤为立体的孙中山的形象。他经历了“二次革命”失败的低谷、后又重整力量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各种努力显而易见。百货公司的构想是对这份努力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注脚。

三、三个时间节点与三公里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从翠亨村北上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八千余字的政论长文。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李鸿章书》的文书中，他写下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并进一步解释说，“货能畅其流”意味着“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而百货流通之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

李鸿章没有接见这位年轻人，这份上书也被弃之如敝屣。随后的展开我们都很熟悉，孙中山转向革命。但“货畅其流”这一思想线索，并未从此中断。如前文所述，二十年后的1914年，在给友人的信件里，建立全国统一经营的百货公司的构想浮出水面。虽然这一宏伟的设想并未能付诸实施，但孙中山对百货业的关心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国家大事”。

1894年点题，1914年构想。1918-1919年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为《建国方略》的第三部分）中写下了更多关于百货的内容。有很多研究文章提示了这样一个巧合，当他在上海香山路寓所潜心撰写《建国方略》时，从寓所到南京路上的先施百货，直线距离仅约三公里。

三公里外，1917年10月开业的先施公司囊括了百货、娱乐（戏院）、餐饮、住宿（东亚旅馆）的多元业态；橱窗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是经营“环球百货”的标杆。孙中山的书桌上正在铺开一幅以“食、衣、住、行”为经纬的蓝图。在《实业计划》第五计划中他明确规定：“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与百货公司的经营核心不谋而合。

从《上李鸿章书》到《实业计划》，孙中山的百货思想经历了一个清晰的变化过程。一开始，他批判清廷的厘金制度，旨在破除流通障碍。后来，他提出“在全国建立统一经营的百货公司系统”的设想，以此保持纸币价值、便利商业、摆脱外国银行对中国商业的控制。再后来，他将亲身见证的百货业实践系统性地融入了《实业计划》第五计划，提出的“食、衣、住、行、印刷”五大本部工业，成为国家民生工业的重要蓝本。这标志着他的构想从“商业流通”到了“保障民生”。

四、四大百货与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四大百货中与他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先施公司。先施公司所在的空间成为了宣传孙中山和孙中山宣传革命的场域。1923年7月15日的《时报》曾刊登这样一则消息，“先施公司屋顶乐园影戏部从昨晚起开映中国最近政治家孙中山在广州就护法总统。一片内就职典礼一幕为最佳，拍手者甚众”。早在1919年8月5日，孙中山本人就在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出席了一场活动——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的闭幕式。他还当众发表了演讲，向近百名学生阐述革命思想。

1900年，香山人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首创商品明码标价、聘用女售货员的先例。“先施”二字取自《礼记·中庸》，“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作为朋友，应先以诚相待，但我自己还没能做到）。英文名 “Sincere”（意为“真诚的”）的发音与“先施”的粤语发音几乎相同，充分体现了马应彪将“诚信”视作其商业信条。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的先施百货的模型 金莹摄

此后十余年间，永安、新新、大新相继在上海南京路扎根，创办人（郭乐郭泉兄弟、李敏周、蔡昌）全部来自香山，且均为澳大利亚归国华侨。在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的展示和解说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他们在澳大利亚果栏售卖的香蕉是在斐济种植的，并成为了当地经济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斐济语中，香蕉就叫“China”。

1892年，尚未创立先施的马应彪在香港偶遇孙中山，两人同行一路，马受到孙诸多思想的感召。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次年香港兴中会成立，马应彪在此期间逐渐成为其中一员。到1900年创办先施公司时，他已是兴中会的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马应彪被任命为“急用军需庶务长”，不仅经常自掏腰包填补革命经费的缺口，还派人赴澳洲筹款。

马应彪在资金上对孙中山的支持数不胜数，大部分都未留下书面凭证。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证据有二，一是孙中山的侍卫郑卓德在回忆中写道，他曾多次冲进先施公司的会议厅，递上写着“请借500文”的纸条（当时普通员工月薪仅港币3元）。马应彪每次都如数支付，随后将纸条销毁。二是《孙中山全集》中收录有一张收据的转录：“兹借到先施公司双毫银贰万元正。孙文十二年五月三日。据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藏原件照片”。（载《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第436页，中华书局2017年）

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及孙中山纪念馆公开在网络上的资料显示，永安百货系统对孙中山的革命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郭乐、郭泉在澳大利亚经营永安果栏时便多次为孙领导的革命筹款。上海永安公司首任董事长欧阳民庆，更是在孙建立民国政府时捐出了1000万。

正如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将孙中山定义为“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懈地寻求外部援助、为募集革命资金而奔走。在讲究“钞能力”的今天，孙中山的筹款能力真的是一种“超能力”。他何以一呼百应，除了个人魅力和实际能力，当时家国所处的境遇，也让一批批有志之士愿意围拢到他的身边，共同寻找光明。这让我想到叶文心在研究上海20世纪初期的商业时所提出的一点，上海的商人阶层通过金融、出版和现代百货业，不仅赋予“从商与消费”的政治正当性，并使其成为一种“爱国志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四大百货的商业实践塑造了一种爱国的经济情感，而孙中山的实业思想构成了这种经济情感得以形成的宏大思想背景。

时代流转，组织百货公司的具体方案早已随历史情境消逝。时至今日，全球甚至涌现了百货公司的关门潮。即使终有一日，百货公司消亡，但只要人类存在，就需要消费百货，就需要生产商品。如何将商品通畅地运送到每一个人手中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孙中山有关百货的思想中，“货畅其流”成为了真正超越时代的底层逻辑。

后百货公司时代，“货畅其流”以更彻底的方式实现了。孙中山当年设想的“百货畅流”依赖的是轮船、铁路和国家统一关卡。而今天，电商、前置仓、快递网络、即时配送等共同承担，其覆盖密度和响应速度远超他的想象。消费者不再需要走进一栋百货大楼，物品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孙中山没有预见网购app或骑手，但他超前的洞察力在于判断了流通功能的必要性。

孙中山当年批判中国“过省有关，越境有卡，处处敛征，节节阻滞”，今天的问题则转变为平台垄断、算法定价、配送成本上升和偏远地区的不可达。由此可见，百货的流通是否通畅、可及、公平，直接决定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正如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第五计划中将食、衣、住、行、印刷列为实业发展“本部”一样，优先保障民生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