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作家回忆自己的第一本书出版，“那种体验几乎无可比拟”
在《我的风暴，我的庇护所》这部回忆录中，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将写作的刀刃反转，对准自己，也直面母女关系。
在电影行业工作多年后，洛伊决定写一本“要充满画面感，却无法被拍成电影的书”。童年的河流、故乡与记忆由此汇入《微物之神》。这部耗时四年多完成的首作于1997年摘得布克奖，使她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印度女性作家。本篇选摘恰好回忆了《微物之神》的书写及成名过程。
《微物之神》重要的是，我们收到了一张支票，它结清了剧本的最终酬劳。这笔钱给我争取了更多时间——现在，我终于可以有空去写那个“我不该写的东西”了。
越往下写，我就越是觉得困惑，它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我能隐约感觉到它的节奏、某种潜在的背景音，还有一种结构上的规整，却久久无法精准捕捉。我只能选择信任它。有时我会觉得，是它在自己写自己，而我不过是刚好出现在它身边。困惑的原因在于，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按部就班地从开头写到结束，那种感觉更像是雕刻烟雾，先让烟雾产生，再去梳理和规训它。
《微物之神》最初在我脑海里是这样一幅画面：两个年幼的孩子，双胞胎瑞海儿和艾斯沙，脸贴在一辆天蓝色普利茅斯轿车的车窗上，车的尾翼上映着太阳光，车顶还印着腌菜广告。瑞海儿的头发在头顶扎成了一小团，像个小小的喷泉；她有块玩具手表，时间是画上去的，永远停在一点五十。艾斯沙把头发梳成猫王那样的蓬松造型，脚上穿着一双米色尖头鞋。他们被困在通往科钦路上的一处铁路平交道口，周围被一支共产主义工人游行的队伍挤满了，而他们在人群中看到了维鲁沙，一个他们熟悉又深爱的男人。
我已经写了一年多，这对双胞胎被困在那个平交道口已经很久很久。我甚至开始琢磨：道口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打开，让那辆普利茅斯通过？等到那时，我又会是多少岁？那段时间，我和普拉迪普的关系也有些微妙。我一门心思在构建和布置自己的秘密世界，普拉迪普则有些迷茫，父亲的离世让他心碎，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许是因为悲伤被转移成了别的东西（男人很擅长这样），随着女孩们渐渐长大，普拉迪普对她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脾气也越来越差。
我从来没经历过父女关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或许是因为对洛伊夫人的记忆，他的呵斥总会一瞬间撕裂我。（尽管普拉迪普远没到她那种程度。）我发现自己常常被夹在中间，即便我觉得女孩们有错，他是对的，我还是会想办法护着她们。女孩们想要什么，也更愿意来找我，而不是找他。我渐渐被迫扮演起那种老套刻板的温柔母亲，在愤怒的父亲面前保护孩子。我不想变成洛伊夫人，可这种角色也让我浑身不自在。有时我会觉得，我霸占了普拉迪普太多的爱，已经超出我应得的份额，或许分开住会更好。但我知道，那样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而不是更少。我很清楚，即便隔着这些刺人的矛盾和伤人的裂痕，我们对对方仍有真正的爱意。
洛伊和母亲
普拉迪普决定用他拍《电月》赚的钱在帕奇马里郊外买一小块地，盖座房子，就在一个小村庄旁边，紧挨着森林。（帕奇马里就是我们之前拍《马西先生》和《电月》的地方。）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有些别扭。我在想，突然有城里人决定要搬过去，这对当地村民不会有影响吗？而且，我对拥有第二个家这种事本来就不太认同。但这事轮不到我同意或反对，是我执意摧毁了我们的电影事业，我不会再搅黄这件事。我想，让他暂时离开一阵子也好，这样家里的冲突也会少一些。
于是，在我埋头写作的日子里，普拉迪普和戈拉克花了一年多时间，盖起一栋漂亮的石木房子，宽敞的游廊正对着丛林。自那之后，普拉迪普长久地爱上了树木与森林，他从这份爱里找到了真正的使命感。后来，他成了印度最顶尖的沙漠生态学家与树木研究学者之一。无意之中，我当初拒绝再写剧本的决定，反倒帮了他一个大忙。结果，乐队里的两个成员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普拉迪普在家时，我们达成了一个约定：我可以每天把卧室门锁上四个小时，在里面工作（我在卧室里放了一张小书桌）；在我完成之前，我们绝不谈论我正在写的东西。而在他母亲和女孩们看来，我俩之中总得有个人照应家里，这个人通常是我。
我依然每隔几个月就会去看洛伊夫人，她的哮喘还是很严重，但学校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最了不起的是，这所学校在财务上完全自给自足。除了原本就有的种种才能，洛伊夫人还很有商业头脑。她像当地的黑手党头目一样，开始大肆收购校园周边的地块。（不断开出让人难以拒绝的条件。）有个拒不服软的失业金匠，哪怕自己的小房子已被学校建筑包围，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吵闹声，也还是不肯卖地。每当心烦时，他就会出来用气枪朝天空开上几枪。于是，洛伊夫人在她和他的土地交界处盖了个猪牛棚，牲畜的哼哧声、臭味和粪便最终让他不得不走人。
她在新收购的土地上盖了礼堂、游泳池、供来访教师居住的小公寓，还有高年级女生的宿舍。洛伊夫人始终觉得我没在做什么正经事，是在浪费人生。当我告诉她我在试着写一本书时，她说：“那你就该好好坐下来把它给写了。”她喜欢说“好好”这个词。她始终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被管教、被指挥的人。这辈子她都没弄明白：我怎么还懂一些她根本没教过我的事？要是我提到超出她预期的事，她就会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教你的？”这话总让我哈哈大笑。而她的反应则取决于她的心情，有时是轻轻一笑，有时则是沉下脸来瞪我。
玛丽·洛伊创办的学校。阿兰达蒂·洛伊曾在此就读
* * *
一天早晨，没有任何预兆地，那个铁路道口突然开了，尾翼上映着太阳光的天蓝色普利茅斯汽车终于驶了过去。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终于向我展露了它的结构。我甚至在信封背面画出了这个结构。一旦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的写作速度就快了起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写完几段，就打个昏昏沉沉的小盹，陷入梦幻。几百个小盹过后，几百个日子流逝，某个再寻常不过的夏日早晨，除了阳光格外炽热之外毫无特点的那一天，故事讲完了，书也写完了。这一切花了我四年多的时间。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台打印机，把手稿打印出来。没有丝毫犹豫，我直接打上了书名：《微物之神》。我和普拉迪普找了个地方一起喝咖啡，我坐在他对面，给他朗读了开头几段：
“阿耶门连的五月是一个炎热、阴沉沉的月份。白日长而潮湿，河流缩小。黑乌鸦贪婪地吃着静止的、布满灰尘的绿色芒果树上那些鲜艳的果实……”
我已经把整本书记在了心里。
“写完了？”
“嗯。”
我给了他一本螺旋装订的手稿让他读。为了报复我这些年不让他看任何我写的东西，他故意读得很慢，还绝口不提自己的感受。我焦虑地观察他的脸，试图找到一些线索，他故意面无表情地读完后，把书还给我。在最后一页上，他只写了一个词：“老天！”他很喜欢这本书，可神情却很伤感。我以为是书的缘故，但其实不是。他只说了一句：“我要失去你了。”我那只冰冷的飞蛾展开了翅膀，我不知道她是准备起飞，还是要降落。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感觉自己像是刚从一个防空洞里爬出来，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鲁莽：我的钱已经花光了；而我用了好几年写的东西，说不定除了我和普拉迪普，根本没人能看懂；作为边缘电影人，我们唯一可能的金主也被我得罪了。压力大得让我浑身起荨麻疹，皮肤还开始脱皮，看起来像得了银屑病。皮肤科医生越是告诉我这是压力导致的，我就越焦虑，整个人看起来也越发糟糕。
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认识的一位年轻人，潘卡吉·米什拉，接管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印度分部，他建议我把手稿交给那人看看。我照做了。潘卡吉告诉我他要去旅行，会在旅途中读这本书。两个晚上过后，他从一个火车站打电话给我。（那时还没有手机。）他兴奋得语无伦次，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勉强听懂的那一点，我根本不敢相信，只觉得他是在捉弄我。他是第一个为这本书奔走的人，他把稿子寄给了他的作家朋友帕特里克·弗伦奇，帕特里克又把它转交给了自己的文学经纪人大卫·戈德温，戈德温再把稿子发给了几家出版社。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正在发生，甚至不知道文学经纪人是干什么的。
风暴来临的那一天，我借了普拉迪普母亲的车，还傻愣愣地停错了地方，结果车被拖走了，我在警察局耗了好几个小时才把车领回来，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我们的房间里挤满了朋友，大家都在等我。我把他们的兴奋误认作焦虑，于是开始解释发生了什么。他们却说，家里的电话一直没停过。普拉迪普紧紧地抱住我，抱得我骨头都快碎了。我根本分不清打电话来的人分别都是谁：约翰、斯图尔特、菲利普、大卫……不是出版商就是文学经纪人。有人问我有没有传真号，我给了邻居家的。出版合同一份份通过传真发过来，家里一片混乱。打电话来的人里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大卫·戈德温，他说他要飞到德里来见我。“要是你不喜欢我，我可以介绍其他人给你。但在我们见面之前，请你千万别跟其他任何人签约。”
那天晚上，就像第一次见米奇的前一晚一样，我彻夜未眠。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甚至能真切地感觉到皮肤在好转，血液在身体里顺畅地流动。我已经三十六岁了，绝不是年轻人了。当夜空泛起微光，第一声鸟鸣响起时，我在小露台上喂了松鼠（还给了阿耶门连的那只松鼠一个飞吻，它大概已经变成天上闪烁的星星，正对着我眨眼睛吧）。
我想起普拉迪普说的话，心里很不安。“我要失去你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会后悔写了《微物之神》吗？两天后，大卫·戈德温到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对他产生了怀疑。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这么积极？我决定，假如他是那种老派殖民风格的“印度通”，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跟我吹嘘自己有多喜欢印度的一切，我就礼貌道谢，然后拒绝他。毫无缘由地，我已经对他建立起一种强烈的敌意。我去他住的酒店接他，他个子很高，穿着一件皱巴巴的亚麻西装，我当时没意识到那是种时尚宣言，差点提出帮他把衣服熨平。
我们当场就签了约。他说我得去伦敦见见出版商，选个最合心意的合作方。我飞到了伦敦，带了件礼物给大卫，一张“名片”，一粒装在玻璃小管里的大米，透过放大镜能看到上面刻着“飞来飞去的经纪人，大卫·戈德温”。后来证明，他的出现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之一。他把本可能复杂棘手的几个月，变成了一段梦幻的旅程。短短几周内，《微物之神》就有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出版商，最后总数超过了四十家。累计下来，预付版税竟然有一百万美元。太荒唐了。我感觉自己像是突袭了全球财富在富人之间流转的管道，而这条管道正在向我喷涌金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潘卡吉·米什拉、普拉迪普和戈拉克。戈拉克的回应堪称经典：“太好了，洛伊。谢天谢地，我们有钱了。”
这大概是对金钱最好的态度：分享。我也确实这么做了。我把钱分给了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戈拉克，还有其他朋友，以及所有应该从中得到一份的人。我无法想象在我积累财富的同时，我爱的人，以及那些值得拥有一些钱的人却一无所有。后来这些年我渐渐明白，带着爱意与互相支持的心去分享金钱是个微妙的过程，比单纯囤积要难得多。但在这个尚不平等的世界里，（负责任地）分享已是你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我决心要让《微物之神》先在印度出版，可就在那几个月里，潘卡吉·米什拉辞掉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工作，差不多搬去了伦敦。当时，印度大部分出版社出的书设计都很粗糙，质量也低劣。糟糕的封面、糟糕的纸张、糟糕的校对。这让我既难过又觉得不被尊重。于是，我的朋友塔伦·特杰帕尔和桑吉夫·赛斯联手创办了一家叫“印度墨水”（India Ink）的出版社。第一批书从印刷机上滚下来那天，我就在印刷厂，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看着自己的第一本书堆成高塔——那种体验几乎无可比拟。
我们计划在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科塔亚姆举办读书会。我英国那边的出版商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大卫·戈德温也飞来了印度，一起参与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各种评论纷至沓来。有人恨它，有人爱它，有人嘲笑它，有人为之落泪，也有人开怀大笑。这本书卖得飞快，书架迅速被一扫而空，我朋友们那家刚起步的小出版社几乎跟不上需求。大城市里举办的活动场面很热闹，整个街区都是排队等待入场的人。我很担心在科塔亚姆举办的活动。这本书和它引发的热度，让我和洛伊夫人之间的矛盾复杂了上千倍，即便她其实全然拥抱了双胞胎母亲阿慕这个角色。她曾打电话跟我说，有一回，她在路边摊买水果，有个女人居然鲁莽无礼地问她是不是“阿兰达蒂·洛伊的母亲”。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她扇了一耳光。”洛伊夫人说。
新媒体编辑：袁欢
图片来源：出版方供图
原标题：《布克奖作家回忆自己的第一本书出版，“那种体验几乎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