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青年｜带着故乡生活的人 —— 一位蒙古族女性的北漂二十年
带着故乡生活的人 —— 一位蒙古族女性的
北漂二十年
程文珍、马福迪、岳源源
屋内，咖啡豆的焦香漫开，阳光透过窗，投下细碎的光斑。这里是咖啡馆，却又不只是咖啡馆，它是一位蒙古族女性在北京的落脚地，是她从职场繁华走向人间烟火的驿站。她把草原的风，揉进都市的温柔。
问及“当闭上眼，最先想到的画面”，花姐略加思索，沿着她手指的方向，目光投射在一幅画上。
画
风把这两幅画，吹成了同一片草原的朝与暮。
左边是被晨光吻过的金色。天是泼开的蓝，云是揉碎的棉，带着点暖黄的边，像被阳光晒软了。山线是朦胧的彩，橙、棕、浅白晕开，让草原清晨带着薄雾的呼吸。整片原野浸在温柔的光里，那座小小的白蒙古包，是古老歌谣里落下来的标点，烟囱里飘出一缕淡白的烟，融进了远山。坡下，羊群是撒落的黑白石子，在浅白的水洼边悠然“见南山”，每一笔都带着明晃晃、黄熏熏、暖烘烘的、刚醒过来的温度。
右边是被暮色浸软的绿。天从浅蓝，过渡成粉橘的晚霞，是打翻了的夕阳染色的绸，铺得又轻又远。草地沉成了安静的深绿，马站在其中，白得像月光，垂着头，鬃毛和尾巴在暮色里软成一片，像是在啃着一天里最后的一点青草。远处的山线淡成了浅紫，和天边的霞光融在一起，安静得像能听见晚风掠过草尖的声音。
两幅画拼在一起，掀开草原生活的扉页：晨光里炊烟袅袅，晚霞中草场无边；思绪从暖得发亮的金色原野，飘飞到沉得温柔的绿草地。风仿佛从左边吹到右边，把蒙古包的烟和马的影子，揉进了同一片天空，成了一幅梦——带着草原的辽阔气息，也带着人间烟火的温柔。
讲起那幅画，花姐为我们讲出了她的故事。
（一）辞教离乡，入京寻梦——故土与出发
其实花姐生长的故乡也并不完全是浪漫的模样。她来自科尔沁的蒙古族，科尔沁很大，而她所生活的地方却并不十分“蒙古”——更像是一座六七线的小县城。花姐生活的通辽地区从清朝开始就已经是半耕半牧的状态了，那时这里被叫做“博王旗”，除了草原还有耕地，因此花姐就住在附近的城镇里，而不是蒙古包里。
这是一个每走几米就能遇见一个熟人的地方，当地最大的“产业”不过饭店和各式个体户小商店。每逢假期她就喜欢去姥姥姥爷家玩——因为那里有着真正的草原、真正的天空、真正的蒙古包；真正的、属于蒙古的广阔；她常常跟小舅舅们一起放羊，平常牧民在羊离开围栏后便不会再理会，但花姐却每天都乐此不疲地追着羊跑。羊在前面吃草，她跟在后面做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这对于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新奇太好玩了。因此，即使她在那里待的时间并没有在县城长，她甚至没有真正住过蒙古包。但是往后每一次想起故乡时，她提笔画下的却仍旧是那里的风景。
她觉得内蒙古其实也很宽广。内蒙古的每个市都有自己的机场；从蒙东到蒙西的距离能赶上从内蒙古到海南。她记得上学时从老家坐“草原列车”去呼和浩特要二十七小时，睡一觉醒来还是在车上，时间被塞满了窗外的绿野与令人遐想的蓝天白云，远方如此漫长。但她的家却不属于这片辽阔。
从小学开始，花姐便接受的是“蒙授”，即蒙古语授课。她大学学习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便回到当地学校做语文老师。一切似乎都是一条再自然不过的路：从小镇出发、读书、回到小城；从教室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从学生站上讲台成为老师；在熟人社会中选择一份稳定、体面、足以让身边所有人安心的工作。
但是当她真正坐在那张办公桌旁时，却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的。那个办公室里除了她，其他基本都是四十岁以上的老师。没课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聊的都是些东家长李家短，谁家的孩子做了什么、谁家的媳妇又和谁吵了架。这种闲聊在县城生活里就像路边电线杆上永远撕不干净的小广告一样常见，但年轻的花姐坐在其中，却发现怎样也插不上话。
她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小说。小说里写，一个人站在村子里，看着眼前的父老乡亲，就像能看见自己的后十年；再往前看，还能看见自己的前十年。在那样的地方，生活好像永远不会真正发生变化，但是时间依旧在流逝。就仿佛梭罗所说的，生活在一种“平静的绝望”中。
她发现自己好像就在过着这样一种过早衰老的、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
不是说故乡不好。故乡当然是好的。这里有熟悉的食物和熟悉的亲人，旷野的风与羊群的味道就在不远处。故乡像水，温柔地、无孔不入地时刻包裹着、承接着每一个人。但我读了那么多年书，听过那么多故事和遥远的地方，我的汉语很好，我还会俄语和一些日语。我不甘心。我想上岸看看。年轻的花姐这样想着。
当后来她再回头看这一段日子的时候，也不禁感叹青春赋予人勇气。四十岁的花姐如果要换一座城市、换一个行业，那么她会害怕、会顾虑、会计算得失；但是二十多岁的花姐只是觉得，她终于可以走出去了。一切听起来都像一场一时兴起，轻飘飘的，但实在地构成了出走的理由。她并没有给这次离开赋予过多的意义，甚至也没有不舍，有的只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与期许，就像一个真正的蒙古人那样乐观。
2006年，花姐一个人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只身来到了北京。车窗外的一切都在飞速向后退去，草原、村庄、天光、云影，时间被拉得很长，里面塞满了将来。
当时像花姐这样只身一人离开内蒙古到大城市找工作的蒙古族年轻人并不算少，尤其像通辽这种小地方选择离开的年轻人会更多——因为工作岗位实在太少了。除了为数不多的体制内工作，基本就只有个体户就业，也就是开饭店、开小超市之类的；而在县城往下的农村和牧区，选择回家的年轻内蒙人更是少之又少。一方面是时代所驱，传统的半农半牧或牧业生活已经不再是绝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同时从民族政策和地方生态管理来看，内蒙古、新疆大部分地区在逐渐出现阶段性禁牧甚至永久禁牧，因此蒙古族传统的游牧和迁徙方式将逐渐被历史淘汰一部分。内蒙古的草原很大，和煦的风与漫过膝盖的野草足以包容一切命运与遗憾，却容不下太多年轻的人。
但故乡的草原与风又似乎从未走远。
草原
选择北京，一方面是因为花姐听说当导游或者翻译可以在全国各地跑，甚至在全世界各地飞，这对于大学毕业才一年多的花姐来说十分有诱惑力，而这种工作机会在北京会相对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京离家相对较近。后来花姐也曾短暂离开北京去过杭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工作，但却始终难以适应——因为离家的距离变得太远了，因为南方潮湿的空气和没有暖气的冬天实在太不一样了，第一次在上海过冬时，她觉得“骨头都是冷的”。她闻不到家乡那干燥的、温暖的味道。她想闻到家乡那干燥的、温暖的味道。
2006年的北京，是没有发达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不能发个帖就解决疑惑和找到同乡的北京。在北京花姐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同学，也没有任何亲人前辈可以依靠。对她来说，北京几乎是一张空白的地图。她并不知道哪条街通向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才真正适合自己。她只是在二十个小时的火车之后，来到了这个在想象里更大、更忙碌、更有机会的地方；而来了之后她才发现，甚至她的中文也不算那么好。
她第一次体会到了举目无亲的感觉。她所拥有的只有年轻、勇敢、对世界的好奇心。
最开始她住在清河一带，就像其他所有的“北漂”那样，住在一个也许是叫“清原里”的小区地下室。第一份工作到手工资大概一千二，扣去房租一个月四百块，最后只有八百块到手。但花姐从来没觉得过苦。
“因为年轻，”她说，“就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有希望的。”
她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昆泰大厦附近。大厦楼下有一家饭店，一份套餐三十多块。每次发了工资，她就会奖励自己去吃一顿，她觉得非常满足；如果绩效发得多，她就会对后来也到北京找工作的表姐说，“走，姐，妹妹请你吃好吃的。”那时候，她觉得呷哺呷哺简直是全天下最美味的东西。
有一次在出租房里一起吃夜宵聊天时，她听说表姐在北大附近的酒店打工。
“都来北京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工作？”她感到不能理解。
“工作没那么好找，”表姐一边吃着麻辣烫一边说，“再说这个工作也不算累，工资也还可以。”
她愣了一下，思考良久，还是开了口：“还是尽量换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吧，姐，你又不是只能干这个。”
尽管往后她回头看时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想法其实未必完全成熟，甚至有些认真得可笑，但当她下意识想要劝表姐换一份能在岗位上成长的工作时，她意识到似乎北京对她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挣钱糊口的地方。她想要在这里改变自己，想要从工作中获得除了工资之外的东西，比如能力、成长，比如另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北京毕竟是北京。
当被问到大概哪一年有觉得过自己在北京站住脚了时，花姐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她说，“北漂”的“漂”字很难。
“漂”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房子，她身边也有许多人在北京买了房，甚至是年薪很高的企业高管，做到了CEO、CTO这样的位置，但是他们仍旧很难真正说自己在北京扎根了，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还是会说，大不了将来哪一天把在北京的房子卖了，回老家去——因为买房并不等于扎根，对于外地人来说，孩子上学、户口、教育资格、生活成本，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在某个阶段重新浮出水面。有人原本觉得自己已经留下来了，结婚生子之后却发现，孩子教育的问题会把人重新推回到故乡，或者推向呼和浩特、包头这样离家更近的城市。
北京是一个特别适合奋斗的地方，有人说，北京是中国唯一一个你在这里谈理想别人不会嘲笑你的地方，但也正因为这里汇聚了太多大大小小的梦想，所以在北京“连呼吸都是有压力的”。这座城市催促着所有人向前走，所有人都在进步，永远有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于是你只能不停下来，不停地比较，不停地自我怀疑。
“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儿失去。北京，北京……”
花姐不是没说过大不了回老家这种话，她的口头禅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走”，但事实上，她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回老家。她常把“有机会的话可以走”挂在嘴边，不是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回去，而正是因为她随时能够回去，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在这一点上她很感激她的父母，因为不管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高考后想填什么专业也好、决定离开家去北京也好，父母从来没有阻拦过她。
“年轻人想做什么就去做，出去多看一看也是好的。如果三年五年之后觉得不合适，那就再回来，反正家就在这里。”父母这样对她说。
因此，她离开家乡时是带着期待的，因为这不是一次逃离，而是一次出发。所以不管在北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也不曾真正放弃过，因为她知道，她随时都可以去朝阳站买一张高铁票，三个小时后就又能吃到熟悉的热腾腾的牛羊肉，看见那片熟悉的天。这给了她一种无论走多远都能回望的安定。她不是背井离乡，孤注一掷。她好像是带着故乡在生活的，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也正因如此，她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她爱着内蒙的这座小城，爱着那两幅油画里草原的四季，只是故乡能够给予她的，和她想在职业上继续寻找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故乡给她来处，给她语言、味道、习俗和性格，但故乡不能替她完成后来的人生。她必须向前走，走到更远、更喧嚣的地方去，去寻找草原之外的一片天地。但她从未害怕或犹豫过。她知道自己放弃了一些东西，但却从未失去。所以她甚至几乎不回头看。
反正家就在这里。
（二）栎下有风，人间安处——日常与融入
即便在北京漂了这么多年，花姐身上依旧留着草原的印记。民族的习俗，早已刻进花姐的日常，成为她生命里不可分割的部分。蒙古族的春节，称作“白月”，蒙古语里叫“查干萨”，这份节日的仪式感，比许多地方都要绵长。花姐讲到，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年的氛围便一点点浓了起来，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年三十的餐桌上，手抓肉必不可少，带着草原独有的醇厚香气。年初一的吃食有着专属的讲究。此外，祭火、祭灶神的仪式庆祝方式更隆重，有更多民族特色。再比如年初一拜年，至今还保留着磕长头的习俗，长辈会念祝祷词。这些习俗，从未因离开草原而褪色，即便身处异乡，她依然坚守着这份传统。身边偶尔有同事不解，觉得这样的举动带着陈旧的气息，花姐笑称“封建”。可于她而言，这不是刻板的规矩，而是一种敬意，是晚辈对长辈最纯粹的感恩，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温情。
很多人以为，离开草原，来到以汉族为主体的北京，语言之外，总会有诸多不适，身份认同的迷茫、饮食差异的隔阂等等，仿佛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可在她眼里，民族与地域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思维模式的不同，而蒙古族世代游牧的经历，早已让适应环境、改变自我成为一种本能。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基因，让她从未被地域牢牢束缚。身边不少蒙古族朋友，散落在北京、上海，甚至远在海外，在德国、日本、美国的土地上，都有他们的身影，地域的界限，从来都挡不住他们前行的脚步。偶尔会遇到习俗差异带来的小插曲，或是思维方式不同引发的小碰撞，可这些都算不上阻碍，坦然接纳，慢慢磨合，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
提及蒙古族的节日，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那达慕。可很少有人知道，“那达慕”在蒙古语里，本是“玩”的意思，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节日，更像是一场随性自在的欢聚。几个朋友凑在一起，骑马、射箭、摔跤，哪怕只有十来个人，也能热热闹闹办一场那达慕。疫情之前，北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在京蒙古族那达慕，中央民族大学更是连续办了三十多届，每一届都热闹非凡，凝聚着无数在京蒙古族同胞的情怀。疫情过后，这样的大型活动便中断了，可大家对这份欢聚的热爱从未消减。去年元旦，朝阳公园的蒙古大营里，一场那达慕如期而至，热闹的场景里，甚至有专程从多伦多飞来参加的人。跨越山海，奔赴一场与民族、与同胞的相聚，这份热情，无关距离，无关时间，只源于心底那份民族情结。
北京
二十多年前，她初到北京，这座繁华又陌生的城市，吸引着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彼时，她年轻而有冲劲。要是问起打算在这里待多久，要不要扎根北京，花姐略加忖度，表示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心里没有必须留下的执念，只想着，先沉下心来，好好历练自己。她给自己定下目标，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前，练就一身本事，等到四十岁之后，便放下忙碌，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事如所愿。
凭借着努力与一腔热血，她在职场一路成长，成为一名资深HR。这份工作，她一做便是多年，从初入职场的新人，成长为手握管理权限的职场精英，职级越来越高，薪资也愈发可观。那些年的HR生涯，是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给予了她经验与“教训”，藏着无数成长与蜕变的瞬间。回忆时，花姐突然停顿片刻，然后笑出声来。对此，她敞开心扉地说，刚入行时，无意间，她曾看到同事的工资条，与自己有很大差异。那一刻，她心里默默定下目标，要凭借自己的努力，争取更好的薪资与发展机会。为了提升自己，她曾去人大旁听课程。校园里的知识系统而全面，只是很多内容，真正用到职场时，才发现并非全部适用。而HR这份工作最核心的能力，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适应环境、洞察人心的本事。多年的职场历练，让她学会了快速适应不同的工作氛围，如何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怎样在复杂的职场关系中，保持清醒，坚守本心。这些沉淀下来的适应能力，让她即便后来离开职场，也受益无穷。
她曾代表企业，去往北京大学开展校招。彼时的职场，尚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机会遍地，可时代的浪潮，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向。后来，经济下行的压力逐渐显现，各行各业都开始提倡“降本增效”。HR部门，向来是企业里的“花钱部门”，不直接产生效益，在企业削减预算、压缩成本的浪潮中，自然首当其冲。市面上流传着“三十五岁以上难寻工作”的说法，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年龄歧视，可在她看来，年龄不过是部分原因，更深层的，是企业降本增效的现实考量。即便她愿意放下身段，大幅降薪求职，企业依然会顾虑，她过往薪资颇高，如今薪资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能否长久稳定留下。换作她自己做HR，也会有同样的顾虑。职场的现实，冰冷又直接，多年的高薪与高位，反而成了重新求职的阻碍。
2022年年底，她正式告别了职场。离开稳定的高薪工作，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四十岁前练就本事，四十岁后随心而行，年少时的目标，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2023年，她正式开启创业之路。创业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她最初尝试做快销品品牌，扎进陌生的领域，“踩了无数的坑”，也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业之路不顺，她短暂离开北京，辗转杭州、重庆、成都等地，近两年的时光，她在不同的城市停留、观察、尝试。很多人说，上海、深圳、杭州，是机遇更多的城市，可走过一圈才发现，没有哪里比北京更适合自己。这座城市，她待了二十多年，早已融入生活，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这里的节奏与温度，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北京。
如今的这间“栎＋”咖啡馆，是机缘巧合下的产物，是她和一位相识十多年的朋友，一拍即合的成果。很多人以为，她开的只是一间普通的咖啡馆，卖咖啡、供人歇脚，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咖啡，不过是这里的附属服务，是承载她事业的温柔载体。店名里的“栎”，藏着两层意味，一层是“三十而立”的谐音，是她对人生阶段的回望与期许；另一层，是“蒙古栎”的栎，蒙古栎是草原上常见的树木，坚韧挺拔，耐得住风雨，正如她自己，从草原走向都市，历经岁月打磨，依然内心坚定，温柔而有力量。而“＋”，是链接，是桥梁，是人与人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职场与成长之间的无限联结，也是这座咖啡馆承载的其他力量。栎下有风，人间安处，于她而言，心安之处，便是故乡。
她真正在做的，从来都不只是经营一间咖啡馆，而是搭建一座温暖的成长桥梁。她的事业，分为三个清晰的方向，每一个方向，都藏着她多年职场经验的沉淀，藏着她对他人的善意与帮扶。第一类，是与高校合作，为大三、大四的学生提供公益职业规划指导。临近毕业的年轻人，站在校园与社会的交界处，往往充满迷茫，不知道如何规划职业，不知道如何制作一份合格的简历，不知道如何应对紧张的面试。她耐心地教他们面试技巧，帮他们打磨简历，用自己多年的HR经验，为他们指引方向，这份公益之举无关利益，源于心底的热忱。第二类，是针对刚工作一到两年、依然在职场中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对一的职业规划陪跑服务，开设相关课程。初入职场的困惑、焦虑、自我怀疑，她都曾经历，她懂那些挣扎与无助，于是她倾尽全力，陪他们走过迷茫期，帮他们找到职业方向，建立职场自信。第三类，是企业级服务，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人力资源规划、企业内训、人才阶梯搭建，还有职场减压课程。多年的HR管理经验，让她深谙企业管理的痛点，也懂得职场人的情绪困境，她用专业的能力，为企业解决管理难题，为职场人缓解压力，搭建起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桥梁。
“生活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从职场高管到独自经营咖啡馆，从指挥调度人力到躬身亲为，身份的转变带来了诸多挑战，困难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从选址、装修到办理各种证件，每一件事，都需要她亲力亲为，跑前跑后。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坚持。而最难的，从来都不是学习新技能，而是放下过往的身份，面对生活一波一波的苟且。曾经的她，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运筹帷幄之中”；如今的她，需要亲自打扫卫生，擦拭桌椅，甚至清理卫生间，亲自“决胜千里之外”。提及清理卫生间，花姐顿时紧蹙眉头，一种酸楚之情挤上面颊，因为她有轻微的洁癖，清理卫生间的物资，还要做到尽善尽美，成了她每天最煎熬却又必须认真完成的事。从管理到服务，从指点江山到躬身入局，心态的调整，远比身体的劳累更难，可她慢慢适应，坦然接纳，在琐碎的日常里，找到了另一种踏实与安稳。
在北京的这些年，除了同乡，她身边的朋友、同事，未局限于同族，而是多民族的交往，热闹而温暖。工作中，她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相处，大家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与生活习惯。一起聊天、吃饭、相聚，没有隔阂，没有偏见，只有真诚的相处。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照亮彼此的生活。她深知，民族从来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真诚与包容，才是跨越所有差异的桥梁。
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她在吧台，忙前忙后，接待好友还有其他业务板块的合作者，目光温和而坚定。从草原到都市，从职场精英到咖啡馆主理人，从坚持“开眼看世界”的懵懂少年到从容中年，她走过的路，有繁花似锦，也有风雨泞淖，却始终带着草原赋予的坚韧与豁达奔赴花木葱茏。
她从未被地域束缚，也从未被那一个个标签定义身份，始终在适应中成长，在改变中坚守。那些民族基因，那些沉淀多年的职场智慧，那些藏在日常里的体贴、温柔与善意，都汇聚在这间小小的咖啡馆里。“栎＋”，是她的安身之处，是她的事业新起点，更是她连接过往与未来、草原与都市、自我与他人的纽带。
（三）草原在左，北京在右——乡愁与希望
“等久了吧，快尝尝草莓”，忙碌的缺席过后，花姐的声音再次传来。片刻的休息后，花姐聊起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的可能。花姐的态度比我们想象得干脆许多，原因也非常现实，老家没有适合她的岗位。在她老家，像样的企业不多。叫得上名字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个体户，开饭店的、开小超市的。剩下的就是党政机关、行政机关。但这些机关单位有自己的门槛和编制限制，能进去的人很少，也容纳不了多少人口。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行业多公司多，就业机会当然也多。另一个绕不开的原因，是熟人社会。“我的那些同学可能大学一毕业就回老家了，人家在老家现在都是什么局的局长、什么局的副局长了，人家都已经站稳脚跟了。然后你说我们这个年龄再回去要干什么？要不就是开个小超市，开个小饭馆，那不就又有悖于我当初选择出来的初衷了。”
“所以我不会选择回去。”她顿了顿，“我为什么说在于个人呢？就是千万不要拧巴。”“你又想要一个安逸的、没有任何跌宕起伏的人生，然后你选择来北京，每天活得很痛苦，那我就不建议你在北京继续待下去。因为你的选择，你内心想要的那个东西，是老家的那种安稳，而不是北京的那种动荡，那你就踏踏实实回老家。你要回了老家，就不要总想着还是北京好、北京这样好那样好，然后你在老家过得很痛苦。这个我也不赞同。”但有意思的是，花姐也没有那种“死磕北京”的执念。她说自己有一句口头禅：“有机会的话可以走。”
花姐每年回老家，最多待七天。“七天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受不了他们那个天天往那一坐一顿一顿饭，就是每个人都是吹嘘自己怎么怎么样，然后要不就是扯一些没用的，对于我来说很没用。”她说，在北京虽然忙，但忙的事情不一样。“我在这可能很忙，但刚才给几个人对接了好几件事，人家说的也都是关于事业，包括怎么挣钱，这件事怎么做。我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很愿意深入交流。而且我们所有的生意的促成，不会有一顿是酒肉谈出来的。我一直觉得在酒桌上谈成的生意都不叫生意，啥玩意？谁喝得多谁喝得少吗？”
蒙古族多游牧，常逐水草而居。所以，当我们问起，蒙古族的性格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她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花姐讲了一个草原上的故事。一场白灾之前你可能是一个富翁，你有一大片的草原，你有一大片的牛羊，但是一场白灾下去，可能所有的牛羊都死了。但是一想到明年，再困难，明年的时候，你的牲畜就会下崽，到明年你就会好了，就会很乐观。蒙古人天天打交道的不是老天爷就是白灾，要么就是沙暴，面对无常是常态。你无法预测明天，但是你会觉得，明年就好了。这是一种从游牧生活里长出来的、对时间的耐心。
草原上的羊
这种民族基因，大约也说不清是天生还是后天养成的，但确实一直留在花姐的身上。所以这些年在北京，遇到再大的困难，她也没有被压垮过。毕竟再着急也没有用，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她用“碍眼”来形容自己这么多年的状态。“碍眼”在蒙古语里是“在路上”的意思，是一种持续前行的状态，不执着于终点，也不纠结于起点。但行前路，无问西东。
我们又问她，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重新选择，还会来北京吗？
“会。”她没有犹豫。“因为我在北京已经习惯了。我不觉得北京对我有什么不好的记忆。”
那如果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选呢？
她忍不住笑，说起了北京和上海的气候。她表示自己曾经在上海过过冬。上海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让人觉得骨头都是冷的。室内又没有暖气，只能开空调，回到屋里还不如在外边待着。脸上发干，头发丝都是干的。那种从里到外的冷湿，花姐这个草原姑娘实在不太能接受。除了气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距离。北京离花姐的家乡很近。“在北京，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在朝阳站买张票，三个小时就到家了。回家待两天，什么都不用想，就充电。”花姐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写过一句话：“漂泊的孩子走得再远，再久，故乡是最温暖、最笃定的温暖。”她讲起，去年有一个零零后的内蒙古小朋友跟她关系很好，还调了一款香送给她。那味道里有草原的气息，一下子就勾起了她脑海深处的画面。
无论离家多远，她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关于未来建设家乡的事情，她摇了摇头，坦然承认自己没有想过建设家乡，因为那是超出她个人能力范畴太多的事情。“我能做的，是有年轻人马上要找工作了、马上要实习了，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我我很愿意帮他们解答。我会帮他们改简历，放到猎头或者HR的圈子里去推进。但像那种很大的事情，我不会去想。”
说到给年轻人的建议，花姐收起了刚才的轻松，认真起来。“年轻人不需要我们的指导。但我经常会跟更年轻的小朋友说，你一定要想明白，在一个公司也好，去一个新的地方也好，你能带走的是什么。我说的能带走的，一定是能力，是你脑子里学到的东西。现在很多人觉得，我在这个公司上班，拿这份工资，就只干这点活。但你没有考虑到的是，你多做的那一部分，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她拿自己举例子。“我从每一个公司离开的时候，从来没有在意过电脑里的文件要不要删，没必要，因为那些文件都是我脑子里的东西。谁换了领导、换了老板，无所谓。我能根据你想要的东西，马上想出我的想法，能把它付诸实践。所以不管是迁徙也好，去新的环境也好，一定不要放弃学习。学习能力这个东西，一定要陪伴你一生。”她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尤其是离开家乡的蒙古族年轻人。很多人觉得语言或者文化会有障碍，但其实没有。你只要能适应环境，能学到东西，走到哪儿都站得住。”
窗外的天光渐渐暗下来，咖啡馆里的灯亮了起来。她起身去招呼新进门的客人，吧台上摆着几个精致的杯子。吧台表面装饰的绿植是她亲手画的，淡绿色的笔触带着草原的生机，衬得整个空间生机盎然。这间“栎＋”咖啡馆是她对北京的看法的浓缩。黑色的吊顶，灰色的墙面，黑白灰的色调，简约干练。但她在这里面用了大量的绿植，全都是活的，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个繁杂的城市里，推门进来，满眼绿色，人会突然安静下来。“很舒服，坐得下来。”这是很多客人第二次来的时候说的话。
草原在左，北京在右。她在北京扎根生长，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无论她走到哪里，草原永远是她的依靠。这一头，是北京深夜依旧不熄的灯火。那一头，是草原晚风里吹不散的乡愁。
图片素材来源：
作者提供
https://www.pexels.com/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6年春季《非虚构写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写青年｜程文珍、马福迪、岳源源：带着故乡生活的人 —— 一位蒙古族女性的北漂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