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旷之评《远征》|前卫及其未竟之力

《远征:世纪前卫与全球当代》,鲁明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8月出版,352页,98.00元
1989年的“大地魔术师”与1993年的第四十五届威尼斯双年展,常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这种叙事虽有其依据,却容易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早已成形、等待中国进入的空间,将全球性理解为获得西方艺术体制的承认。鲁明军的《远征:世纪前卫与全球当代》试图改变这一认识。在他的笔下,中国艺术与世界的往来贯穿整个二十世纪;流转其间的,除了风格与形式,更有驱动艺术行动的思想与观念。中国艺术的历史由此与世界前卫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全书的抱负,也正在于从这些交织处重新落笔,使中国当代艺术成为理解世界艺术的一种方法。

1989年“大地魔术师”展览现场,巴黎拉维莱特大厅。

1989年“大地魔术师”展览现场,巴黎蓬皮杜中心。
在2020年出版的《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中,鲁明军已尝试将中国当代艺术放回现代中国的变革之中,追索其激进思想与行动的历史来路。《远征》接续了这一追问,进一步将前著已涉及的域外关联推至论述的中心,着力考察思想如何在不同地域间流动、转译,并在新的语境中发生改变。两书之间,既有问题意识的延续,也有历史视野的拓展:中国仍是作者的问题所在,但解释中国的尺度却发生了变化。

鲁明军著《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
“世纪前卫”与“全球当代”正是这一变化的概括,也由此构成了贯穿全书、纵横交织的两条主线。沿着历史前卫、新前卫直至当代的脉络,鲁明军辨析了前卫的承续、断裂与反复;而不同地域的艺术实践,又在跨国的往来与碰撞中结成对话的网络。两者构成了相互校正的历史视角。若只依循西方艺术的线性叙事,中国艺术容易被写成迟到的模仿;若只是将各地艺术并列呈现,革命、战争、意识形态对峙以及跨国流通背后的权力不平等又可能退为背景。鲁明军试图保留这两条线索交织时的张力,使前卫的历史仍能向当代提问,也使当代的差异重新打开前卫的定义。
这种纵横交织的历史书写,势必要跨越艺术研究内部那些习以为常的边界。西方艺术理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与当代艺术实践,常在各自熟悉的材料和语言中展开,彼此虽不乏征引,却未必真正相通。研究理论者未必熟悉中国艺术的历史肌理,埋首史料者往往疏于回应当代现场的纷争。鲁明军兼具艺术史研究者、批评家与策展人的身份,常年往返于这些领域之间。他从现实中带回疑问,又以史料反过来动摇现实中的成见。不过,支撑这种往返的,远不止宽广的知识面,更有对艺术行动及其变革力量的持续追问。而观念也成为他越过风格和媒介界限,追索不同实践背后思想动力的切入口。于是在他的笔下,康有为的碑学与鲁迅的木刻,可以和欧洲前卫共同进入“气”与“力”的讨论;克莱因、日韩前卫与中国艺术家的实践,则因“无”的问题发生联系。

1958年4月28日,伊夫·克莱因在巴黎伊里斯·克莱尔画廊《空》展开幕现场。

白发一雄《挑战泥土》,1955年第二次实施。
这样的联系,部分得益于写作本身。鲁明军谈及跨时空的艺术史写作时说:“这种写作的重心不在于去探寻每件作品的深层意义,而是在于勘探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材料的并置,那些未曾发生直接接触的艺术经验也能彼此发问,作品之间的呼应与差异,由此打开了新的解释空间,读者的理解也随之改变。对于这种写作方式,鲁明军称之为“策展式写作”,但我更愿意视其为一种“蒙太奇式写作”。
这种写作可以追溯至本雅明的“文学蒙太奇”。在《拱廊计划》中他让引文、札记与都市生活的残片重新组合,使往昔与当下结成“辩证意象”:过去在当下变得可读,当下也因过去的介入而受到质询。与之相通,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将古代雕塑、文艺复兴绘画与现代报刊图像纳入不断调整的组合,追索姿态及其承载的情感如何跨越时代,在新的处境中复现与变形。鲁明军曾坦承自己受瓦尔堡与布雷德坎普的影响。在他看来,材料的并置“不是合并同类项,而是为了制造更多的‘缝隙’”。不仅如此,这种跨时空的碰撞与相互激荡本身便具有推动和改变叙事的能动性。由此观之,“蒙太奇式写作”不仅是一种写作方式,更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其深层诉求在于激活历史经验中尚未被穷尽的可能性,使其重新介入当下。而鲁明军寄寓其中的期待,则是借助不同艺术经验的重新相遇,辨认那些曾经推动艺术行动、又可能在当下被重新唤起的思想力量。更直白地说,这种思想力量就是前卫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言,前卫从未退场,而且“一个更新的前卫时刻正在到来”。

瓦尔堡著《记忆女神图集》

2020年《阿比·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展览现场,柏林世界文化宫。

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第39号展板重构局部
不过,《远征》中有些联系让人豁然开朗,有些则仍有推敲的余地。实际接触、相似的历史条件与写作中的材料并置,各有不同的解释限度。例如,“尾声”部分将南宗、南方叙事与“弱普遍主义”、关怀艺术相联,将北宗、北方艺术与前卫的英雄主义相联。然而,董其昌推尊南宗,着意确立的是文人画的正统;格洛伊斯所谓的“弱”,揭示的则是前卫的普遍性权力。从文人画的业余身份到艺术的非专业化,其间的分歧恐怕远大于表面的相似。
“蒙太奇式写作”在打开解释空间的同时,也使论述呈现出一种“星丛式”结构。以第六章为例,作者从“水体”与“母体”谈起,继而牵引出超现实主义的“梦”与“巫”,又延伸至生态殖民主义、原始主义与泛灵论。材料不断扩展,问题的重心也随之移动,旁生的线索逐渐生长为新的论述中心。正如鲁明军自己所言,“艺术(史)的动力与能量,恰恰源于这些不断生成的裂隙之中”。但裂隙不断生成,思考是否也随之深入?新的联系接踵而至,读者固然不断获得旁通的启发,但贯穿其间的追问也可能在反复转向中渐渐退至远处。
不过,这些游移,与其说是写作的疏失,毋宁视为蒙太奇式写作的另一面,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的选择。鲁明军在“序论”中坦言,“本书的目的并非撰写一部新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对他而言,“打开问题的面向、探索叙述的路径比一部新的艺术史更为重要和迫切”。在这一点上,本书无疑达到了目的。更进一步说,这种诉求及其相应的写作方式,也反映出鲁明军与上一代研究者的差异:他接续了前人的问题,同时改变了发问的重心。

高名潞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
从85新潮中走来的那一代研究者,亲历了西方理论的涌入与中国艺术的出海,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们心头:若是西方的阐释不尽如人意,中国能否提出自己的方案和理论体系?这种焦虑,似乎逐渐凝结为一种理论上的执念:从中国思想传统中提炼出某种原则,以此确立一套有别于西方、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高名潞的“意派”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尝试。在其构想中,“意派”不仅能够解释作品,还应成为贯通艺术创作、批评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这一建构“不是为了融会,而是为了区别于西方‘再现’传统”。可以说,这一代学人虽深受西方理论的滋养,但与西方及其主导的全球体系却处于一种竞争乃至对抗的关系。他们曾尝试“另起炉灶”,诉诸的却是带有强烈现代思想印记的体系建构。然而,问题或许恰恰在此:在元叙事已失去普遍说服力的当代,任何试图以统一原则统摄历史与当下的理论体系,都难以充分解释不断变化的实践,更遑论揭示其背后的动因。与之相对,鲁明军这一代人则放弃了这份雄心。相较于为中国艺术另立一套体系,或重写一部艺术史,他更愿意追索不同艺术行动之间相互激发的力量。相应地,他的写作也更接近后现代式的开放与断裂,让叙述在材料的相遇中不断调整,而不急于为它们安排一个统一的归宿。

杭春晓著《缝隙中的航道: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的主体际遇》
在同时代人中,杭春晓与鲁明军的写作或可并置而谈。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身份,且在学术志趣上也构成了某种对话。表面看,鲁明军聚焦当代,杭春晓更专注于近现代美术史,但后者的追问仍指向当下。在《缝隙中的航道: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的主体际遇》中他提出“文本再阅读”,追问历史人物如何被不同的叙述塑造,以及这些叙述又如何支配后来的理解。考辨由此通向对研究者自身的反省:我们何以接受某种叙述,又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怎样的问题与判断?这与鲁明军借历史材料动摇现实成见的诉求实则相通。两人都希望让已经固化的认识重新成为问题,使历史研究获得介入当下的力量。在写作方式上,两人虽有显著差异:杭春晓把个案编排为“幕”与“场”,在文本的互证与抵牾中逐层拆解成说;鲁明军则更多借助跨时空的并置,让新的解释在不同艺术经验的碰撞中生发。但他们的不同恰恰反映出某种共性:对既有学术写作模式的不满与突破。对他们而言,新的写作方式与新的问题意识是一体的,或者说,互为表里。
更进一步说,这种写作上的呼应,源于某种更底层的共识,即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高名潞等人的理论建构中,中国思想传统承载着确立艺术主体性的期待,他们希望从中找到足以回应乃至改写西方理论的根据。鲁明军与杭春晓则更关心,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往来中相互塑造,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写。在杭春晓所说的“潮汐效应”中,中国绘画参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生产,又经由后者的阐释,改变中国艺术家对自身传统的理解。鲁明军将中国前卫嵌入全球前卫的思想与行动网络,同样着眼于这些相互塑造的历史关系。两人的研究仍深切关心中国艺术的独特处境,但这种独特性,需要在具体的往来、转译与冲突中辨认。相较于从传统中确立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性,他们更愿意追问,那些被归为“中国”或“西方”的艺术经验,如何共同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形成。
不过,这里的代际之辨,绝非厚此薄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与问题。高名潞等老一辈学人对中国性的坚持,有其历史的迫切:在西方理论与制度占据主导的世界中,中国艺术需要争取自主解释自身的空间。这份诉求推动了他们的理论开拓与历史书写,也在其中留下了特定时代的印记。鲁明军所面对的,则是中国艺术已深度卷入全球网络的时代,跨国的艺术往来与知识流动,成为他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切身经验。一种新的全球意识也由此生长。前人以行动与书写打开的空间,成为后来者继续思考的起点;那些未获解决的问题,也在新的处境中改变了面貌。鲁明军的写作正是将既有的追问进一步展开,其中的质疑与修正,恰是接续前人努力的方式。
《远征》重提前卫,所要发掘的,正是过去的思想与行动中潜藏的未竟之力。如何在新的语境中将其重新激活,始终牵动着鲁明军的写作。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他曾谈到,这本书的用意在于抛出问题。笔者则希望,它能像一枚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应有的涟漪;也期待新的追问与写作,从《远征》开启的缝隙中不断生发,开出一条条新的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