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马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澎湃新闻

抗战末期至战后初期,国统区法币体系迅速崩溃,财政赤字急剧恶化,日常交易陷入极端不便。正是在这种混乱背景下,1946年坊间与各大报刊开始频繁流传政府即将发行“孙币”的传闻。从当时的报刊记录中不难看出,关于“孙币”的流言迅速具体化:据说政府拟发行新币以替代法币,定于“六月一日起发行新钞”。其面额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且钞票设计“印制精美,左右两旁均有国父遗像”。

在兑换比例与发行细节上,市场流传着诸多版本。路透社指出“预料此种孙币四元将值美金一元,同时规定一孙币值国币一千五百元(即美元公价折合国币六千元)”;国内金融界则认为“以孙币一元等于美金五角为宜”,另有说法称每元“折合国币一千元”。传闻随之愈演愈烈,坊间甚至盛传孙币“去年已在美印制,共重卅一吨”,至1946年初“已运抵上海”,将先由政府机关发给公务员薪水并逐次推广,而原有的法币与关金券则由政府陆续收回。“孙币”(亦称“孙钞”“孙票”)就在这样热切讨论的氛围中反复出现:有人谈论它的面额与兑换比率,有人追问印制地点和发行日期,也有人关心新币将如何影响手中的债券、收入与日常交易。

与此同时,财政部高层多次对“孙币”予以澄清——钱币司司长特地到上海发表谈话,郑重否认外传发行“孙币”一事,并指出这纯属“外间断传,全非实事,中央银行负责人才业已驳斥”。经济学界与各大报刊也通过深入分析指出,在国家财政依赖印钞、赤字高达75%、国际收支严重入超的绝境中,缺乏外汇锚定与财政平衡的“孙币”根本无法发行。随着官方辟谣与舆论警示,公众逐渐认识到在当时局势下“孙币之发行,实在非其时也”,社会心理最终从对新币的盲目幻想回归到了对严酷经济现实的清醒认知当中。

为何在纸币急剧贬值、社会经济濒临崩盘之际,民间与舆论界反复出现政府即将在全国或特定区域发行“孙币”的传闻?所谓的“孙币”,只是民间的凭空幻想吗?

事实上,“孙币”在不同时期并非同一事物。1930年前后,它是甘末尔金本位方案中拟定的货币单位;抗战胜利后,它成为报刊与市场不断转述的新币消息;到1948年,又与金圆券改革所动用的部分旧钞库存联系起来。一个名称何以跨越十余年,在制度设想、公共传闻与实际发行准备之间不断变换含义?循着这一问题回看孙币的来历与传播,可以看到的并不只是新币消息的反复起落,更是货币信用危机中政治象征、市场预期与日常生计如何交织在一起。

“孙币”概念的历史渊源

“关于‘孙币’,早在二十年前,美国专家肯末尔(甘末尔)曾为中国拟定一改革币制之计划,将新币取名为‘Sun’。这计划我国已采取了一部份,政府于抗战胜利后,也确已有发行‘孙币’的计划。”

——《论币制整理与发行孙币》,《广东省银行月刊》,1946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面对的是银元与银两并行、各地军阀私钞泛滥、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及国家财政极为匮乏的混乱局面。为推进国家货币体系的现代转型,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9年邀请美国著名货币金融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率领“财政部设计委员会”(Kemmerer Commission)访华。该委员会在进行全面调研后,于一年后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暨理由书》(Project for a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a Gold-Standard Currency System in China)。甘末尔币制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废除传统的银本位制,推动中国货币体系向国际通行的金本位制过渡。报告提出,国家应设立统一的中央发钞机制,并严格规定新货币发行的黄金或外汇准备金率不得低于35%,以此确立新币的信用基础与外汇汇率稳定性。这一设计的本质,是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现代金融技术手段,重塑政府的国家财政与货币主权。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图1 埃德温·甘末尔(Edwin Walter Kemmerer)

在该改革方案中,最具有政治象征与货币学意义的设计,是拟议中的金本位新法定主币单位——“孙”(Sun)。甘末尔委员会建议以国父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单位,依据设计方案,“Sun”被定义为一种含纯金60.1866公毫的法定计价单位(约合美金四角),并规划了配套的银辅币与镍铜硬币铸造标准。甘末尔委员会设计“Sun”这一名称,主要基于两重考虑:其一,借用孙中山的政治威望赋予新金本位货币以政治合法性与权威感;其二,在技术和符号层面彻底淘汰并替代此前广泛流通、带有北洋军阀色彩的“袁大头”(袁世凯头像银币)。

这一方案提出后,围绕金本位制度的可行性曾有不同意见。甘末尔委员会所拟方案涉及货币单位、黄金准备、发行机构及辅币制度,其实施有赖于财政收支、黄金储备与金融管理条件的配合。《东方杂志》等舆论界从方案适用条件、基金筹措与铸币利益等方面提出疑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轮讨论的高潮,金融业内人士对金本位制度的实施广泛抱有疑虑。加之“甘末尔币制计划”出台之际恰逢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国际金银市场剧烈震荡 ,“孙币”(Sun)这一兼具政治符号与金本位理想的币制方案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仅留存于档案文献之中。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现代货币改革》(Modern Currency Reforms, 1916)这部作品奠定了甘末尔作为国际“货币医生”的学术和实践地位。书中详细记录并分析了他早期在菲律宾、印度、波多黎各、马来亚及墨西哥等地参与或研究的货币与金融改革案例。

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转向统一银元与法币制度: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1935年推行法币改革,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成为公私收付的法定货币。此后,中央、中国、交通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部分法币券继续采用孙中山肖像,孙中山形象始终与近代货币流通保持联系。

法币危机与“孙币”消息的兴起

战后“孙币”传闻的泛滥,直接对应着恶性通货膨胀与财政崩溃的严酷现实。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未能及时实现财政状况的平稳过渡,反而因维持庞大军费支出与内战爆发,陷入了恶性的财政赤字循环。如当时舆论所指出:“财政赤字如是巨大,而赤字的百分之七十五都要乞灵于印刷机。通货的恶性膨胀无法抑制”。到1947年2月中旬,中央银行甚至对“高面额钞票的供应极度担忧”,面临下月初连印钞和发薪都难以应付的极端危机。英国驻华大使馆向伦敦汇报称,由于法币剧烈贬值、外汇管制混乱以及生产物资极度匮乏,中国的工商业体系已处于瘫痪边缘,社会动荡与工人罢工潮此起彼伏。与此伴随的是战后对外贸易全线倒流,巨额入超迅速耗尽了国民政府在战后初期的外汇储备,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忧与外患,共同孕育了呼吁新币的土壤。

早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孙币议题已经重新进入政府议事与公共舆论。1945年7月8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严竣等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暂缓发行‘孙钞’以维战时金融案”,孙币由此成为正式讨论的币制议题。 同年8月3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美籍顾问阿瑟·杨格(Arthur N.Young)拟定战后币制重建纲要,经宋子文批准后于次月由其私人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贻带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高层商议细节。纲要主体讨论了战后新币制度及其实施条件,提出待财政措施取得进展、货币信用恢复后再发行新币,并以每单位美金二角五分作为方案中的汇率。值得注意的是,纲要仅以“new currency”代指新的货币,并未提及“Sun”这一名称。民间与官方对于“孙币”与“新币”的分歧,由此交织展开。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时评对于法币通货膨胀的生动讽刺。《“孙币”将成为新国币吗?》,《现代英语》,1946年

1945年末至1946年初,随着法币币值持续下跌,战后币制改革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有关发行“孙币”的消息愈演愈烈。起初,舆论主要围绕新币的制度安排及发行可能展开讨论,随后逐渐出现具体的印制数量、兑换比率与发行时间等说法。其中,1946年2月的一则消息称,政府已在美国印制“新纸币三十余吨”,运往重庆存储,待东北接收及联合政府成立后再行发行。据传,每元新币可兑换大洋一千元,“对外比率等于美金一元”。尽管报道者特别注明“消息未经证实”,这些具体数字仍引起外界对于新旧货币兑换及未来币值的关注。尤其是新币与美元之间的比价,直接关系到侨汇兑换、对外贸易及海外资金的实际价值。

进入1946年春夏,孙币传闻逐渐与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战前公债偿付问题重新受到关注,市场开始猜测政府可能以新币清偿旧债,孙币因而成为债权人衡量未来偿付价值的一种参照。至下半年,随着物价上涨及法币贬值加剧,关于孙币即将发行、纸钞已经运抵上海,以及每元可兑换国币一千五百元等消息不断出现。对此钱币司司长及中央银行负责人公开驳斥,强调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全面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殆属不可能之事”,并公开指责社会上的“孙币”传闻纯属外间主观揣测与投机商人的恶意炒作。但相关传闻仍在金融市场与社会舆论间广为传播,“传说甚嚣尘上”。围绕孙币的讨论,逐渐由新币是否发行,转向币制改革能否真正恢复货币信用,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将如何承担改革代价的问题。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米市奇观》,《上海新生时报》,1947年

至1947年以后,孙币传闻仍未平息,讨论内容也更加复杂。币制改革建议不断被提出,有关孙币纸钞、金属辅币及其与法币之间关系的消息相继出现,甚至传出以孙币作为新货币单位、法币降为辅币的设想。这一时期,部分财经人士主张通过整理币制稳定通货,也有人认为恢复生产、整顿财政才是维持货币信用的根本。面对外界反复追问,孔祥熙在记者访问中将孙币传闻称为“根本是一个误会”;俞鸿钧在回应有关孙币发行的询问时,也表示“尚未考虑”。然而,相关说法并未就此消失。到了1948年初,社会对于新币改革仍有猜测,有评论将传闻中的新通货称为“大约是久已传闻的‘孙币’”,随后又出现有关银质孙币的报道。此时,孙币已不再局限于某种特定纸钞的发行传闻,而是被赋予了新货币单位、纸币、银币及币制整理等多重含义。围绕孙币的反复议论,既折射出战后货币信用不断动摇的现实,也反映了社会对金融秩序恢复的持续期待。

符号选择:何以指向“孙币”

法币贬值与经济混乱催生了新币传闻。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新币的名称何以指向“孙币”?除了金融界的业内人士,一般民众并未将其与十几年前胎死腹中的币制改革计划联系起来——毕竟除了都被赋予“孙”这一符号,两者并无直接继承关系。因此,民众乐于接受一个名为“孙币”的新货币,并不是被一项专业缜密的货币改革方案吸引,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期待。

从货币的历史来看,以政治领袖肖像作为硬币或纸币图案,是现代国家确立货币主权与政权正统性的通用手法。北洋政府时期,铸有袁世凯侧面头像的银元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成为民间最为信任的硬通货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极力清除北洋军阀的痕迹,发行铸有孙中山侧面头像的“船洋”银元,以替代带有北洋色彩的“袁大头”。前述“甘末尔币制计划”所展现的技术逻辑,将新币命名为“Sun”,正是试图利用国父孙中山的政治正统性,为新货币赋予至高无上的政治合法性与信用。以“孙”之名命名新币,构成了政党政治符号重构的核心步骤。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法币改革后,国民政府于1936年颁布《辅币条例》以发行新式辅币。该套辅币共分为镍币与铜币两种金属材质及五种面额,其中镍币包括二十分、十分与五分三种,铜币则分为一分与半分两种。在币面图案设计上,所有辅币正面均铸有孙中山侧面像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纪年字样,背面则统一铸有古代布币(铲形币)图案与对应面额。

孙币名称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与孙中山形象长期进入近代国家货币及公共生活有关。前人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修建“中山路”、推行“总理纪念周”及悬挂遗像等方式,将孙中山符号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货币作为国民接触最为频繁的日常载体,同样承载着构建国家合法性与凝聚民族认同的政治功能。国民政府将孙中山肖像广泛应用于各类纸币与硬币之中,实现了政治权威在社会日常经济实践中的深度渗透,并在数十年的交易中塑造了民众无意识的身体习性与心理惯性。

若从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切入,现代国家正依赖这类标准化印刷符号来实现国民认同的整合。当法币因恶性通胀而面临崩溃时,民众对“孙币”的强烈期待,本质上是这一心理惯性的延续,而战后孙币传闻借用了这一既有的视觉与政治认知。孙中山之名使新币容易获得明确的象征指向,也使有关新币的讨论与国家政治、币制改革及货币正统性发生联系。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1935年法币改革实施后,中央、中国、交通及中国农民银行四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成为法定货币。除交通银行外,另外三家银行喜以孙中山像为其纸币的主要图式。

昙花一现的“孙币”设想

与民间的热切期待形成对照,以千家驹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自始至终对“孙币”发行持严厉批判态度。他们指出,在战后的环境下盲目发行新币,“绝不是解救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万灵药”,反而会沦为供养内战的财政工具:“不立即实现和平,在今天发行‘孙币’,可以说是作为财政上支持长期内战的一种狡猾手段的表现而已”。千家驹等人警告,这种做法意味着对市面上庞大旧币的“增加”,而非真正的“替换”;一旦新币币值“迅速降低,彼时政府将如何应付……小则不到一年之内,孙币又会变成了法币第二,又变成了恶性膨胀的新通货”。特别是对于已被中储券和法币兑换残酷剥削过一次的原沦陷区人民而言,其财富与购买力早已“一齐被折光了”。若再次强行以大比例换发新币,只会触发物价的加倍暴涨,彻底榨干广大底层民众、公教人员及海外侨眷的最后生存资本。

对于热度甚高的“孙币”,英美金融界也抱持着高度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他们相信“中国货币之重建问题,将为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目前担负之主要工作之一……此间金融家对外传中国当局即将发行‘孙币’,以‘孙币’四元对美金一元之消息认为颇有可能”。基于法币官价严重脱离实际的现实,发行类似“孙币”的新货币可以重新锚定汇率,在调整面额与汇率对应关系上“富有现实性”。

另一方面,在承认汇率重组必要性的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其清醒地指出了中国发售新币所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在中国未及克服其国内之混乱情形,似仍觉问题之极端棘手。”货币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财政的平衡与政治秩序的稳定,而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币制都处在“全面失控”、“高度紧张及混乱”的状态:官方汇率与黑市差距悬殊,1947年2月金价已经飙升至每两96万法币;物价以200%的幅度暴涨,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粮食游行与劳工骚乱。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不如洋娃”——张乐平:《三毛流浪记》

至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夕,有关“孙币”的消息已经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零星出现的报道中也直言:“新的通货,迟早总是要发行,但是名字是不是就叫做‘孙币’?那可还没有决定。”可见国内社会对于“孙币”的发行已经不抱期待。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的外交文件中却数次出现孙币。7月12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电报转述中央银行顾问西里尔·罗杰斯(Cyril Rogers)的谈话指出,所谓的“Sun currency”早在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便已分批印制,现有库存至少已有十八至二十个月,其数量足以应付一次换币,唯独面额是否齐备则另当别论。至8月15日,驻上海总领事馆再次报告称,上海中央银行人员已为换币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原拟定于8月16日开始兑换,但截至当晚仍未接到来自南京方面的正式指示。当时新币对美元的比价仍在三比一或四比一之间进行讨论,并计划使“Sun currency”纸钞与银质辅币相互配合。两天后的电报进一步披露,“Sun currency”已于此前约十日内分发至全国各地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不过仍存在小面额钞券不足以及硬币尚未备妥的问题。

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对美元比价为四比一,对法币为三百万元兑换一元,并列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五种面额。8月24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克拉克致巴特沃思的信中明确证实,后来金圆券所使用的纸钞即为“Sun currency”,且大约在三年前就已经印制完成。

目前尚未见到更多的史料来佐证美国为何将金圆券所使用的纸钞称为“Sun currency”。这批最早发行、主要由美国代印的小面额金圆券共五种主币,正面采用蒋介石及林森等人肖像,并沿用一贯以来的货币单位“元(圆)”。换言之,新通货无论在肖像图案或计价单位上,皆与孙中山毫无瓜葛;所谓“Sun currency”仅为美方对这批备用钞券的权宜代称。流传三年有余的“孙币”最终在金圆券的实际设计中彻底落空。

“以孙中山之姓氏命名新货币”:一项货币设想背后的社会认同

金圆券发行后,上海市民抢购黄金

战后“孙币”传闻的兴起与破灭,反映了恶性通货膨胀下社会心理的焦虑与寄托。法币信用持续下滑,商人担忧货款、债务与经营账目,侨界关心汇兑,持有公债者追问偿付,薪水阶层则眼看收入被物价不断侵蚀。报刊上有关面额、汇率、印制地点和发行日期的种种说法,映照出消息纷杂背后的真实忧虑。孙中山的名字赋予孙币鲜明而熟悉的政治象征,也使部分民众对新币改革抱有期待;孙币所承载的社会认知,因而同时包含政治记忆、经济利益与日常生活经验。

然而,货币信用的重建取决于财政平衡、生产恢复与政治局势的稳定,单纯依赖政治符号的置换无法扭转金融危机的颓势。行政命令可以在短期内改变交易规则,却无法凭空创造货币信用。有关“孙币”反复出现的询问、争论和传闻,记录着普通民众在时代动荡中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可惜在战乱与财政赤字无底线扩大的根本困局下,“孙币”最终也成为一场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中美货币关系研究”(24CZS108)的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首发。

    责任编辑:彭珊珊
    图片编辑:张颖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