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续之道｜从跨国到本地，从生产到消费，寻找绿色发展新共识

全球产业链上的绿色创新如何实现？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和国际局势变化，各方又如何达成新的共识？

2026年11月6日，澎湃新闻主办的2026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永续之道｜面向负责任的创新：构建绿色发展新共识”中，链主企业、循环企业、国际标准认证企业、环保公益组织、政策研究者和环境经济学者，共同对此进行了探讨。澎湃新闻副总裁、澎湃研究所所长张俊主持了这场互动交流，宝马集团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格兰·施密特，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鲍伟，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辛斌，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安徽省六尺巷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毛达，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李凌，以及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进行了讨论分享。

绿色供应链：系统化与本地化

绿色创新需要在产业链上得到系统支持。这正是宝马集团制定减碳目标并推进脱碳进程的办法。以2019年为基准年，该集团此前为2030年设立的目标是将范围3（Scope 3）的碳排放减少4000万吨，近期的2035年目标则要在此基础上额外减少2000万吨碳排。宝马集团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格兰·施密特提到，要推进这一明确且有约束力的目标，就必须把它落实到企业的日常运营中，包括自身工厂的运转和供应链的运行，以及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宝马集团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格兰·施密特（Glenn Schmidt）

他介绍，宝马工厂在这方面发挥了明确的示范作用，如工厂使用地热能等。而宝马的供应链是高度国际化的，作为链主企业的宝马也在推动供应商使用可再生能源。

而在关注产品全生命周期方面，他强调，要真正达成循环经济，就必须从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循环性和可回收性。比如，宝马集团有自己的回收和拆解中心（RDZ），研发工作在此发挥作用，以充分挖掘“车轮上的矿山”，让一辆车在报废后能实现有效回收。

格兰·施密特总结道，关键在于采用全面和系统性的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不仅在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而应真正贯穿整个公司，落实到企业各个层面。

而在说到面前根本性的挑战时，格兰·施密特认为，是打破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资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关联。他提到，2025年12月，宝马集团发布了2035年碳减排目标。同时也提出了业务活动对气候影响的目标，即， 到2035年，每欧元营业收入对应的二氧化碳当量将降至2019年水平的一半。这需要将看似矛盾的目标协调起来，通过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格兰·施密特举例指出，在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中，动力电池是碳排放占比最高的零部件。宝马推出采用第六代电芯技术的的新世代纯电动车型。全新大圆柱电芯与上一代技术相比，能量密度最高提升20%，续航里程提升30%，充电速度最高提升30%。同时也能减少碳排。

“在任何良好的伙伴关系中，双方都需要相互依赖。相互依赖能够带来繁荣，也能促进更深层次的合作。”格兰·施密特强调，宝马正在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这一可持续创新的进程。

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鲍伟

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友循环”）也是宝马集团循环经济链条上的一环。针对绿色创新，华友循环总经理鲍伟提到，以往是宝马对华友提出需求，打造了宝马提供电池废料、华友把再生材料还给宝马的闭环；如今则是双方共同开发技术和渠道，实现更为绿色的金属和更多绿色金属的保障。

鲍伟正巧在2026年上半年实地考察过宝马集团回收与拆解中心。他也感到，这一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中心非常先进。“再生金属被称为绿色金属，也更为减碳。矿山总有一天会被挖完，未来需要和使用的就是再生材料。从三元电池的角度，钴和镍的回收率已经达到98.5%以上。”鲍伟认为，循环行业为新能源汽车保驾护航做出了杰出贡献，从安全环保处置、再生材料提供和资源保障的角度，退役电池的回收显得越发关键。

作为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在退役电池处理方面，华友循环也在走自己的出海之路。鲍伟介绍，全球对应的需求十分庞大，包括日本、韩国、比利时、印度尼西亚与美国等，华友循环已在全球45个以上国家建设循环处理链条，但总共接到的需求来自多达90余个国家。

就此，鲍伟认为，要针对每个国家的情况，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包括美国和欧洲等，各区域也在建造自身的退役电池处置中心；另外，出海循环企业还需适应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要求，必须与当地企业深度合作。由于中国开放了再生资源的进口，可采用的一种策略是，让循环资源回到中国处置。

在中国循环技术出海方面，有许多乐观的声音。但鲍伟指出，同样不可能照搬已有方案，而是需要和当地的政策与技术相结合，来实现一种更适合当地的技术。因此，当前的循环技术发展只是刚刚开始。比如，相比自矿山开采而来的湿法冶金工艺，面对废旧动力电池，日后一定会有流程更短、成本更低的技术实现。也正在此背景下，华友循环与宝马集团开始更深入合作，来共同实现新的技术模式。

绿色创新的跨国合作虽有挑战，但也存在巨大潜力。需要在这一链条上，去协同标准和传递信任，为上下游提供“通用绿色语言”，减少重复审核和沟通成本。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正是以提供国际标准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来承担这一角色。

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辛斌

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辛斌提到，跨国企业普遍存在三个痛点。首先，身处不同市场或面对不同买家，企业会遇到关于产品性能、低碳、循环材料、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诸多要求，必须了解哪些要求适用于自身，其中哪些要点必须遵守，到怎样的阶段或在何时开始生效等。这对企业并不容易。其次，数据收集也是难题。过往需收集的碳排放数据涉及范围1和范围2，现在要收集到范围3，关乎整个供应链和产品售后市场。另外，跨国企业在国内外有诸多工厂和分公司等，也会难于收集数据和了解信息。对此，企业需要采用数字化手段搭建管理平台，实时获取数据。最后，需要确保数据本身的可信性。这就需要企业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架构，包括获取、使用、存储、修改、更新等方面。以此确保原始数据真实可信，数据收集过程可追溯，以及结果可复测等。这样才能在接受第三方验证时，展现自己的数据可信度。

辛斌指出，面对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新一轮技术浪潮，产业链推进绿色创新，需关注三个要点：首先，须同步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绿色创新，不能重技术发展而轻风险管控；其次，要关注可信数据体系建设，夯实可验证的信任基座；最后是要注重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不能只是单点突破，而是由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协同创新生态。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合规成本和管理复杂度提升的课题，需要推动全球绿色标准的互认与协同，包括推进更多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加强绿色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信任机制。

支持实现绿色溢价：从生产端到消费端

站在公众的角度，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安徽省六尺巷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毛达认为，社会应该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资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关系投以更大关注——如果无法真正回应这一挑战，意味着新的环境风险，导致看似“绿色创新”，实则事与愿违。

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安徽省六尺巷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毛达

毛达指出，当下AI算法效率提高，似乎可以减少消耗，但反而刺激了更多数据中心建设，产生更多能耗。这正是1865年“杰文斯悖论”指出的情况——提高煤炭能耗效率本是为了减少煤炭消耗，但反而刺激了更多煤炭的消耗。针对这类情况，毛达认为，在公共政策层面，应该强调总量控制。另外，也要培养全民节约和绿色生活的意识。

毛达提到，还有其他两类值得关切的事与愿违的情况。其一是“此消彼长”，即解决一类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方案，造成另一类新的问题。其二是“遗憾的替代”，即为减少一种化学品或新材料的负面影响而研发替代物，但替代物应用后造成了此前未知的负面影响。对此，应当进行更全面和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价，并且引入具有全生命周期预防原则的政策。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

这类规制的方向十分必要。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提出的“绿色社会”四大原则，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指出，界定人和自然关系的一套法律体系，正是其中首要；其次是要运用市场制度，分配稀缺的绿色要素资源；再次是要消除外部性，不能让收益和成本不对称；最后是要让对应的弱势群体也能运用环境资源。

也就是说，迈向绿色社会，还需减少生产端绿色创新的成本，对应消除外部性，即绿色金融；同时要实现产品和服务的绿色溢价，让消费端能够识别和接受，对应运用市场制度和赋能弱势群体，即绿色消费。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李凌

在绿色创新相关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李凌说到，当下具体的实践已走到前沿，无论人工智能的创新，还是绿色创新，都没有能直接效仿的对象，而是要根据现实需要去调整。2024年《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明确提到绿色金融发展改革。在产业政策方面，是要定方向和建场景，提供技术方向上的战略定力，也通过示范和标杆给出具体场景。以此为绿色创新提供资源。而金融政策则是防风险和给耐心，去降低信息不对称，也提供长期资本。通过绿色项目库和绿色金融平台，项目可以与资金匹配。到2025年底，上海绿色金融贷款已达到1.5万亿。他提到，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比如通过生态报告获得贷款授信等，也是各地正在根据自身禀赋探索的一项工作。

李志青近期也在大量调研企业和金融机构。他的观察是，在金融实践中，如信贷执行过程中，已引入非常系统和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甚至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和标准，为相应保护做法提供激励手段。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在推动，从源头的可持续设计到最后的价值闭环，形成全生命周期的网络。

而在绿色消费方面，能够实现绿色溢价十分重要。李志青强调，绿色一定不是便宜的，而是更贵的；无论哪个层面的绿色——气候缓解、适应乃至生物多样性等，都要实现定价和交易。这也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要实现绿色溢价，就要让消费者理解绿色的产品服务，对自身健康、世界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毛达指出，其间需要关切的一项“新共识”是，品牌企业如何做好绿色声明，尤其是对可持续信息的展示。在中国，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乃至新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在内，已有诸多法律对企业披露绿色信息进行规定；而市场认证方面，各协会也推出绿色产品的认证制度，既防止“漂绿”，即夸大其词，也避免“绿缄默”（Green-hushing），即做了绿色的事情，却唯恐说得不好而不敢说。而欧洲近期出台的《赋能消费者绿色转型指令》，严格杜绝企业进行模糊的或绝对的绿色声明。比如，不能声称100%可回收，不能完全依靠买碳汇来实现自己的责任，也不能乱用容易混淆的标识，等等。该指令具备一定的标杆性和参考性。在联合国层面，为了赋能企业做好自己的绿色声明，联合国环境署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提供产品可持续信息的准则》和2025年推出的“零售影响力”（Retail4Impact）全球倡议值得关注。而消费者也可据此判断，一种商品或服务是否真正绿色。

“在经济（Economy）、社会（Equity）和环境（Ecology）这‘3E’中取得平衡，是特别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李志青认为，环境经济学在理论上提出的“绿色社会”原则，确实可以在实践中应用，也会随着规模扩大取得很好的效果。

而这又需要各个方面的不断努力。在最后的总结环节，李凌期待，去探索更多场景，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能够和国际接轨。毛达则将跨界交流合作视为重中之重，希望站在对方角度多想问题，然后一起合作。辛斌希望看到，各行业、各企业多多分享最佳实践，共同践行可持续发展。鲍伟认为，未来的矿山一定是城市矿山，你我他每个人都在其中贡献。而格兰·施密特再次强调，可持续创新是要连接世界，而不是分裂世界。良好的合作必须相互依赖，而这可以带来繁荣和更多的合作。

（Chloe Mao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