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树彬｜当过去成为政治：欧洲右翼与“传统”的征用

《反革命的欧洲：保守主义、启蒙运动与历史的塑造》，[荷]马泰斯·洛克著，张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能见度，2026年7月出版，464页，88.00元

2020年，一场保守主义者国际会议在罗马召开，参会者有欧洲大名鼎鼎的右翼政治家：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法国国民阵线领袖玛丽昂-勒庞和荷兰右翼政治家蒂埃里·鲍德。会议各方集中阐述了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的欧洲，反对欧洲一体化。这正是荷兰学者马斯泰·洛克（Matthijs M. Lok）《反革命的欧洲》一书借以开篇的事件。

如今，六年已经过去，自移民危机以来崛起的欧洲右翼势力仍在不断壮大，并未如人们所想的那样衰退。移民危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冲击、组阁并未对右翼保守政治造成危机。2026年4月，欧尔班在匈牙利大选中落败，但匈牙利政治并未就此“左转”，上台的蒂萨党领袖佩泰尔·马扎尔奉行亲欧保守主义政策。法国的勒庞在2025年遭到反腐败调查，但依旧有机会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而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仍不可小觑。蒂埃里·鲍德的思想背景更加有趣，他在学生阶段深受保守主义者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及其导师保罗·克利特（Paul Cliteur）的影响，主动接触保守主义团体，组织相关活动。2012年，他在莱顿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题为“边界的重要性：为何代议政府和法治需要民族国家？”（The Significance of Borders: Wh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Require Nation States）。在书中，他选择继承反启蒙传统，从学术层面上为当下欧洲保守主义构建了一套别样的欧洲历史文明观，反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哲学和民主共和价值观。同样作为荷兰人，洛克想必颇为熟悉蒂埃里·鲍德。总而言之，当下欧洲右翼政治势力依旧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维持着上升势头。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9日，德国柏林，匈牙利总理彼得·马扎尔在安联论坛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这些欧洲右翼政治家不断借用“基督教欧洲”“民族国家”“欧洲文明”等历史概念，为声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洛克创作的《反革命的欧洲》正是要在这一背景下追问：今天被右翼政治反复援引的“欧洲传统”，究竟是否存在一个稳定而连续的思想谱系？该书的旨意非常明确，通过展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反革命者的欧洲观念，来阐明两个要点：其一，这一时期一众反革命者秉持的欧洲观念与当今盛行的欧洲右翼保守主义大不相同，因而后者提倡的欧洲历史观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其二，思想和政治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伴随着改写、误用和重新解释，因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线，也并非总是清晰分明。为了证实这两个要点，洛克遍览了那一时代的反革命思想家和政治家。当然，受限于语言能力，洛克找到并进行对话的大多都是西欧的反革命思想家。

何谓欧洲

从法国、英国到德意志地区，洛克搜寻了一众立场、思想和政治主张不尽相同的保守主义者，除开法国吉伦特派革命者博纳维耶，他们的共同立场或许只有反对法国大革命，而这一立场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内容统一的思想传统。因此，虽然洛克该书题为“反革命的欧洲”，但在此作中，“反革命传统”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线索，借以追问这些反革命者所谈论的欧洲究竟是什么。

对于尼古拉·德·博纳维耶而言，欧洲首先是一部自由的历史。日耳曼人的入侵并非古典文明的毁灭，而恰恰是欧洲自由传统的开端，之后的查理曼大帝则为这种自由保驾护航；法国革命是在回归那个未被天主教腐蚀的欧洲。洛克选择博纳维耶作为全书第一个案例，想必有特殊的考虑。他事实上是在展示，革命的支持者不一定会憧憬一个与过去完全断绝的未来。

在反革命一方，比利时天主教政论家弗朗索瓦-谢维耶·德·费勒主要从宗教立场出发，既反对启蒙哲学和法国革命，也抵制哈布斯堡王朝在比利时推行的开明专制改革。他因捍卫天主教权益而遭到迫害。法国前财政总监卡隆则与埃德蒙·伯克过从甚密，试图在革命激进主义与顽固的保王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主张回到温和的古代政制。

亚当·海因里希·穆勒

在德意志，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以康德思想为背景，主张温和君主制和均衡的国际秩序；他的门生亚当·海因里希·穆勒则进一步从文化和宗教层面回应革命，在《对立学说》中赞赏德意志文化的“多样性”，批判拿破仑帝国，并倡导普世基督教。出身美因茨精英家庭的沃格特同样重视欧洲的多元性，但更强调积极公民观。哥廷根大学教授赫伦则从新教背景出发，支持德意志邦联，并将十六世纪视为欧洲历史的重要起点，认为欧洲国家体系远胜于古代世界。

在更广泛的欧洲反革命思想中，约瑟夫·德·迈斯特秉持越山主义，极力捍卫教宗权力和天主教普世主义，对多元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荷兰知识分子范普林斯特勒虽然没有亲历法国革命，却以《圣经》所赋予的神意世界观为基础，反对新教自由化和1830年比利时革命，最终成为荷兰新教复兴运动的重要奠基者。

根据这些反革命思想家的立场和主张，洛克将他们所理解的历史欧洲主义概括为四个方面：对欧洲多元性和多样性的肯定，并由此形成以国际均衡为基础的欧洲秩序观和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世界主义；对自由的捍卫，但同时强调自由植根于欧洲的历史传统，以此反对革命者建立在理性和抽象原则之上的自由观；对“温和”政制的推崇，既拒绝革命共和制，也拒绝不受约束的君主制；以及对欧洲文明进步的信念，相信欧洲正不断走向更加发达和复杂的阶段，并将在革命之后迎来一次净化与复兴。

由此可见，洛克展示的并不是一条从“反革命”通向“现代右翼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而更像是一张繁杂的思想地图，用以说明那个世纪之交的反革命思潮与当下欧洲右翼保守主义存在许多差别。在洛克看来，革命时代的反革命政论家不能被归类为右翼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声张民族主义，还向往自启蒙时代已广泛传播的自由观，这更近似于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因此，这些欧洲右翼保守主义者宣称继承了反启蒙传统和欧洲历史观，实际上是时代错置的，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

塑造过去

洛克笔下的反革命者，他们的欧洲观各有侧重。有人从古代政制中寻找自由的源头，有人强调国际秩序和权力平衡，有人赞赏德意志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也有人将基督教视为欧洲文明的本质特征。他们对拿破仑帝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支持拿破仑的沃格特与反对拿破仑的赫伦。这些反革命思想家虽然都对革命政治文化持批判态度，但他们捍卫的传统并不相同，所作的解释也各有差异。

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于欧洲历史起点的选择上。博纳维耶将欧洲的源头追溯至日耳曼民族，沃格特认为自由的欧洲共和国始于诸国纷争的十六世纪，迈斯特则将现代自由的欧洲追溯至圣经故事中的诺亚之子雅弗。历史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等待人们挖掘考据的客观对象，而是不同政治思想家构造自身政治理想的重要资源。选择哪一个历史时期作为欧洲的“起点”，实际上也意味着选择一种政治价值。

这或许就是《反革命的欧洲》的核心命题：历史观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当一个政治家宣称某种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或者社会秩序符合欧洲传统时，他实际上并不只是在陈述历史，而是在选择一种历史，并借助这种历史赋予当下的政治主张以合法性。

如果有人熟悉英国学者杰拉德·德朗提的研究，那他就不会对这种观点感到惊讶。德朗提在《发明欧洲》里说过：

欧洲是历史产物，而不是主体，实际上我们所指称的欧洲，从历史观点来说乃是被制造出来的、具备各种千变万化的形式与能动性的实在。大部分的欧洲只是一种怀旧的欧洲，而且是在扭曲的现代性图像中被创造出来的。

杰拉德·德朗提著《发明欧洲》

洛克其实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不过他没有德朗提那么激进，进而质疑欧洲理念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真正反对的并不是保守主义者使用历史，而是以下事实：他们将某一种经过选择和重构的历史，包装成唯一真实的“欧洲”。今天的欧洲右翼政治家经常诉诸“基督教欧洲”“民族国家”“欧洲文明”等概念，将这些概念视作欧洲自古以来一贯的传统，而洛克笔下的时代却恰恰证明，所谓“欧洲传统”从来不是单一的。欧洲既可以被理解为基督教共同体，也可以被理解为多元国家体系；既可以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依据，也可以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主义理想；甚至连“欧洲自由”的历史源头，都存在彼此竞争的解释。

这也解释了洛克为何要如此细致地梳理这些看似已被历史遗忘的人物，甚至要为后世过度批判的人物作辩护，如两次世界大战后被描绘为民族保守分子的穆勒。洛克显然并不只是单纯地补写一段思想史，他还想通过这段思想史本身来拆解一种当代政治叙事：没有一个天然存在、内容固定的“历史欧洲”，等待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去继承。“传统”“文明”“民族”“基督教”等词汇本身就处于持续的争论之中。过去并不会自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现在；恰恰相反，人们总是在当下的政治需求中重新发现、选择和组织过去。洛克书末所说的“政治传统的更新与适应”，其涵义便在于此。

也正因此，《反革命的欧洲》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究竟为当代右翼政治判了怎样的一桩“历史官司”，而在于它提醒我们保持一种对于政治历史叙事的警惕。当政治人物开始频繁地诉诸过去，当“真正的欧洲”“传统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成为政治口号时，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替某一种过去背书，而是追问：谁正在讲述过去？他选择了哪些过去？又遗忘了哪些过去？有趣的是，洛克也研究过遗忘的政治，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和荷兰复辟王朝如何遗忘革命和帝国的过去，以便建立新的王朝秩序。在这种历史记忆操纵下，遗忘也是一种选择。

历史与当下

洛克并未止步于此，仅仅批判欧洲右翼政治家误将过去的反革命思想家当作自己的祖先，他还认为，当下的欧洲理念也受到反革命思想传统的启发。洛克说道：“战后数十年的欧洲理念为何几乎只与政治进步和自由传统相关，以及两者是何时发生的关联，这些问题实际上掩盖了这一理想背后的反革命根源。”（352页）简言之，现今的右翼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继承的反革命、反启蒙传统也滋养了他们的对手。洛克在此溶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界线，思想和政治立场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也借此进一步削弱了右翼的历史叙事。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然革命时代的反革命保守主义者从不同的历史和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从而构建自己所认可的“现代欧洲”，而其中又存在许多误用、错置之处——洛克显然并未就此大加鞭挞他们的思想活动，那又有何理由据此去苛责当下的欧洲右翼保守主义者呢？蒂埃里·鲍德的做法不正如曾经的赫伦吗？他们的呼吁所获得的回响不也正如当下欧洲右翼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吗？如果政治传统的延续本来就不是一种机械的、原封不动的继承，而是不断选择、重构和适应，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区分“正当的重新解释”和“错误的时代错置”？若有必要，应依据何种标准？洛克的研究并未处理这个问题。要回答它，恐怕已经超出了具体的思想史研究所能解题的范畴，最终不得不回到理性与经验之间那场更古老的哲学争论：我们究竟应当依据历史经验本身，还是诉诸某种超越具体历史经验的理性标准，来判断一种传统解释的正当性？

洛克在绪论里提到其研究可能起到的三个作用：第一，可用于削弱保守主义和反革命议程的合法性和自明性；第二，以保守主义中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来抚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第三，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令人意识到“过去总是比事后的解释更为复杂，充满更多矛盾”（第5页）。此研究无疑能够起到第一点的作用，但我对其效用保持怀疑。费勒在《历史辞典》里试图复兴博须埃的普遍史，认为《圣经》是真实的历史；沃格特与之类似，以神意来解释欧洲历史，只不过他融合了启蒙叙事。以历史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反革命保守主义者的历史作品无疑严重失实，但我们无法否认他们在当时享有的市场，也很难就此否认其主张的现实合法性。既然“欧洲传统”本身就是如此多元、矛盾和可塑的，那么为什么当代右翼对其中某些传统的选择，就必然比十八、十九世纪那些思想家的选择更加“不合法”？更准确地说，洛克或许能够证明“你不是唯一的欧洲”，但这不等于证明“你没有资格成为欧洲的一种”。近两年欧洲右翼势力在面对难题的情况下，支持率不降反增，或许说明了右翼势力的根基要比预想的稳固。当然，不能反过来说右翼势力的历史叙事就是合理正当的。总之，洛克对右翼保守主义历史叙事所进行的解构，恐怕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

对于第二个作用，我同样持怀疑态度。细读洛克分析的这些反革命思想家，可以发现，他们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倾向，但这种世界主义始终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甚至在某些反革命那里，它实际上是一种以德意志或法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在他们眼中，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与其说是一个超越民族的共同体，不如说其民族表演的舞台。因而，他们的思想虽然未必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民族主义诉求，却并不意味着他们超越了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他们的世界主义往往与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相伴而生。

那是否可以说，这些反革命思想家的世界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颇为狭隘的世界主义？洛克试图以“世界主义”证明反革命传统无法被当代保守主义继承，但如果这种世界主义本身就能够与文化民族主义乃至欧洲中心主义并存，那么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界线，恐怕就没有洛克所设想的那样分明。以世界主义作为区分反革命传统与当代保守主义的标准，也因此值得商榷。

洛克曾在欧美多所大学学习欧洲史，并在研究中颇为重视世界主义的角色。这样的学术经历与研究取向，或许有助于理解他为何赋予世界主义如此重要的解释地位，但对于历史中的世界主义，恐怕仍需作更加细致的考量。世界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民族、文化或欧洲文明中心地位的超越，它也可能以特定文明为中心，在跨国联系与文化等级秩序之间形成复杂的结合。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5日，法国奥尔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N）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视觉中国 图

事实上，洛克真正有价值的发现或许并不是“当代右翼错误地理解了欧洲”，而是任何试图为欧洲寻找一种单一历史传统的努力，都可能低估欧洲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传统本身就是如此开放、多元且可以被重新解释，那么这种复杂性究竟能够导向什么样的政治结论？它固然可以阻止我们轻易相信“欧洲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历史神话，却未必能够告诉我们今天的欧洲应该是什么。换言之，揭示一个政治传统并非单一的，并不等于证明其中某一种解释没有合法性。

这或许也是《反革命的欧洲》最值得玩味之处。洛克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削弱当代保守主义者对“欧洲传统”的占有，却同时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政治传统本来就是不断被占有、重新解释和重新组织的。反革命者能够从欧洲历史中发现自由、秩序、基督教、多元主义和民族共同体，当代自由主义者同样能够从欧洲历史中寻找自己的先例；而当代右翼从其中挑选民族国家、基督教文明或文化共同体，也未必因为这些选择存在时代错置而失去其政治意义。于是，问题便从“谁才是真正的欧洲”转化为了“谁有权解释欧洲”。

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在绪言里就三个作用作出的抉择非常清晰、明智，他明说自己最为认同最后一个作用（第5页）。曾短暂任职过政策顾问的洛克，或许也感觉到了思想史在解构现实政治上的局限。他的研究意在削弱右翼的历史叙事，但其中展示出来的传统多元性，又限制了这种政治批判的锋芒程度。其研究最终呈现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把能够直接驳倒右翼的武器，毋宁说是一片比右翼和反右翼双方的叙事都更加复杂的思想空间。对此，思想史最强大的地方，也许不是替现实政治寻找答案，而是破坏那些自称已经拥有答案的政治历史叙事。它向人们宣示：没有人可以垄断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