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溯源

2026年11月5日上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丝绸之路艺术中心主办的“汲古论坛”第四十四场暨“文明互鉴”系列第五场活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召开。本期论坛以“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溯源为主题，邀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樊如森教授担任主讲嘉宾，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资深教授张萍、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杨敬敏担任与谈人。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婷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在致辞中表示，历史地理学是文化所极为重视但此前相对空白的研究领域，丝路中心与文化所希望借助论坛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推动丝绸之路研究走向深入。

樊如森教授

本次论坛围绕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进、空间拓展及其交汇机制展开。报告伊始，樊如森梳理了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前沿。他指出，相关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涵盖概念厘定、内涵分析、时间溯源、空间延展、过程复原、要素整合等等。他提到，本次报告是结合他本人的研究旨趣，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切入，将“一带一路”置于长时段、跨区域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提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平行并存、口岸交汇以及深度交融等历史阶段。

樊如森认为，在传统的农牧业时期，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同时存在，却在空间上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交叉。他指出，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时间较早，学界普遍认为，在西汉探险家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丝路就已经在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客观存在了。秦汉以后，官方与民间持续经营，丝路获得大规模发展。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西北陆路贸易受到影响，但杨蕤等学者考证认为，河西走廊与草原丝绸之路以不同形态一直延续到近代，并未中断。

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源远流长，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公元前就开辟出了向东北方向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航运线路，宋元以后，中国对日本海上贸易的枢纽港不断南移。而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水上疍民早在石器时代就构建了近海交通网络，此后历代王朝不断探索前往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尤其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元朝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到达东南亚各国，印度洋沿岸的南亚、西亚、非洲地区，乃至拉丁美洲等地的海上贸易商路陆续得到延展，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至顶峰。然而，樊如森认为，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朝贡贸易体制，传统时期的国际贸易规模十分有限，所以直到1840年之前，中国两大对外贸易商路———陆、海丝绸之路，虽然时间上平行并存，但空间上却并未产生交叉。比如，7至16世纪间，由海路而来的阿拉伯商人以广州、宁波、温州为目的地，由陆路而来者则以兰州为主要贸易中心，两条商路各自行走，并未合流。再如，1795年洪任辉事件后，清廷规定仅广州一口对西洋通商，但厦门、宁波、上海三口仍对东洋及东南亚开放，同时强化了对中、俄两个陆路口岸———尼布楚和恰克图的边境贸易管理。凡此种种表明：直至19世纪初，陆海两条商路的融合尚未真正发生。

进入第二阶段，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通商口岸体系的建立，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在众多通商口岸及其经济腹地全面交汇交融。樊如森梳理指出，从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开始，至1930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开放了82个条约口岸和33个自开口岸，除青海、宁夏、陕西、贵州外，各省均有一到多个外贸口岸，使得此前平行并存的陆、海丝绸之路在此交汇，只是由于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不同，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进程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

樊如森认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在以下三个区域表现得尤为充分。在岭南地区，广州与香港共同将广东、广西、云南纳入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网络，甚至闽台、上海、天津等广东以北口岸的对外贸易也对香港产生依赖，可以说，粤、港共同引领了华南陆、海丝绸之路的最早交汇网络。

在长三角地区，以上海、宁波口岸最为繁盛，尤其是上海襟江带海的区位优势和市场潜能被激活后，其在1850年代对外贸易总量超越广州，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并且还通过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河商埠，直接关联长江流域的对外贸易网络，构建起了中国陆、海丝绸之路的最强交汇网络。

在环渤海地区，天津、牛庄、登州、胶州、大连、威海卫、海州等39个口岸相继开放，使得陆、海丝绸之路在北方沿海交汇。其中，天津为北方第一大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其经济腹地覆盖华北、西北东部、内外蒙古乃至东北西部，下辖郑县（今河南郑州）、阳曲（今山西太原）、西安、张家口、包头、兰州、古城（今新疆奇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等8个二级市场；青岛次之，以华北东部地区为延展，下辖烟台、济南、海州３个二级市场；在东北南部地区，则以大连为中心，统辖营口、长春、安东３个二级市场，以上共同构成环渤海的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网络。

同时，樊教授也指出：“同一时期的中国西北、西南等地区，虽然也陆续开放了不少沿边外贸口岸，直接拓展了相关区域的陆上对外贸易商路，并且间接联通了沿海口岸引领的海上外贸商路，从整体上扩大了中国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的地域范围与外贸规模，但其时空进程和程度却要缓慢许多。”

樊如森随后提到，当时处于被动状态下的中国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汇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促进了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交融，将传统农、牧、工、商业纳入近代市场化工业发展的轨道，从而引发了中国整个产业结构的外向化与工业化转型。他援引海关贸易统计数据，以1874年天津出口贸易总值为基础指数100，1891年该数值翻番，1899年、1918年、1927年又连续翻番，1931年达到这一阶段的峰值，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亦显著增长，同时列举了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口岸进出口贸易数据，力证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与规模。与商业扩张相伴的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兴起——针织、面粉、火柴等民族工业纷纷建立，以华北地区的纺织业为例，一方面是青岛、天津等城市棉纺织工业兴起，另一边是以青岛、天津机制棉纱为原料的河北高阳、山东潍县、山西平遥乡村织布工业繁荣发展。同时，樊如森也说到，西北牧区和西南边疆的工业化发展仍缓慢，与华北、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差距明显。

综上所述，陆、海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与交融，虽然客观上调节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外向化与工业化，但它却是新、老列强争夺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霸权的争斗过程和直接结果。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其中是被动的、被迫的。

在第三阶段，樊如森说到，1951年新中国主动开放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新中国初期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亦蓬勃发展，已显示出从近代被动开放向主动开放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市场对接，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从倡议走向实践，十年间年均增长率达6.4%，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海外投资面临的政局变动、收益不确定性等挑战也不容忽视。今后，中国更应该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攻坚克难，着眼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条件变化，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论坛海报

之后的与谈环节，首都师范大学张萍教授提出，中国早期全球化的起点、陆海丝路如何交汇等问题，均需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思考；并且建议将海关贸易等数据继续数据库化，以大数据分析推进研究。上海海关学院的杨敬敏副教授将报告的宏观叙事与自己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从“棉纱”这一商品切入，展示了陆海商路交汇如何深入到中国乡村的家庭生产结构之中。随后现场观众与主讲嘉宾还就历史地理视角下的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研究展开了讨论。

本次论坛从宏观的历史长程梳理到微观的商品个案分析，再到跨学科的方法论反思，为“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样本。同时，全面厘清“丝绸之路”的物质内涵、时空进程与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化相关学术研究和现实关切，是“文明互鉴”系列一次富有创新性的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