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生命是什么?从宇宙到意识,生命起源最深的谜题 202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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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什么?从宇宙到意识,生命起源最深的谜题
作者: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
保罗·戴维斯(Paul Charles William Davies)是享誉国际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天体生物学家和畅销科普作家。他目前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的董事教授(Regents' Professor),并兼任该校科学基本概念“BEYOND”中心主任。戴维斯以其在量子场论、宇宙学以及科学与哲学/宗教交叉领域的深厚贡献而闻名于世。
日期:2026-10-31
来源:Big Think ( bigthinkmedia.substack.com )
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探讨:解释生命所需的全新物理定律,以及生物学正如何迫使物理学重新审视自身定律。
我是保罗・戴维斯,职业是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我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董事教授,同时也是该校科学基础概念超越研究中心主任。我著有三十多本书,最新一本是《是什么吞噬了宇宙,以及其他宇宙问题》,在此之前出版的《机器中的幽灵》,全书围绕生命的本质展开。
第一章
生命是什么?定义与信息
我常说,其实存在三大起源谜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还有意识的起源。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宇宙学,而我认为,我们对宇宙起源已经有相当不错的理解。
意识起源是块硬骨头,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提出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框架。生命起源同样很难,但我们已经着手研究。我猜想,再过几十年,我们或许就能形成比较完善的认知。
人们很容易纠结于文字和定义。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生命定义,借鉴了对色情作品的那句描述:我看见它,就知道它是什么。但如果你想要一个简洁好记的定义,当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是:生命 = 化学 + 信息。
要知道,生命并不是某种神奇物质,也不需要什么极其稀有的原料。把一个人体拆解开来…… 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由什么构成,不在于这套 “硬件”;真正核心的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能做什么,这就属于我们所说的 “软件” 范畴。
所以我会这样表述:生命是硬件与软件,两套叙事并行,并不冲突。但一直以来,在研究生命起源时,软件层面长期被忽视,直到近些年才得到关注。
很明显,想要完整理解生命,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认为我们距离做到这一点还差得很远。当然,“生命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它并非现代科学才开始探讨,在哲学史上已经绵延数千年。生命体确实与众不同,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意识到生命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存在。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思考过,如何把生命体和整个万物秩序联系起来。他的因果观认为,类生命的属性不只属于生命体本身,也可以归于整个宇宙。
举个例子:一块石头脱手会落到地面。在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引力,但在他看来,石头下落,是因为地面是它的天然归宿,它趋向去往自己的本然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运动是带有目的导向的。
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到一百五十年,当时流行一种观点:生命需要一种额外的力,法语叫 “活力(élan vital)”,也就是某种能够激活物质的东西。哪怕物质结构足够复杂,也需要注入一种特殊本源,才能活过来、展现出生命奇妙的活动。这套理论就是活力论。后来,活力论又和物理学里其他一些猜想绑定在一起,比如电、放射性,或是某种我们尚未探明的神秘作用力。不过这些观点,如今基本都已经被证伪了。
达尔文提出了一套精妙的理论,解释生命在地球上诞生之后如何演化,历经数十亿年,造就我们如今看到的复杂生物圈。但他刻意回避了生命最初是如何启动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追问 “生命是什么”,终究绕不开:无生命物质如何转变为生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究竟获得了什么独一无二的特质?达尔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现在讨论生命起源,纯属空谈,就好比去讨论物质的起源。”
但到1920年代,学界对化学起源路径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很明显,生命依托化学过程而生。那最初,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化学奇迹,催生了生命?人们开始尝试在实验室里合成生命。
1950年代初,化学家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引导年轻学生斯坦利・米勒(Stanley Miller),尝试重现早期地球的环境。当时人们并不确定原始地球的真实条件,只是猜测大气里存在某些气体、有水,还有闪电之类的现象。米勒开展了这项经典实验:在烧瓶中通入多种气体,持续通电火花一周。可喜的是,实验生成了构成蛋白质的基础单元 —— 氨基酸,一类简单分子,烧瓶底部还沉淀出褐色黏状物。这看起来,似乎走在了通往生命的路上。
但同样,这套研究缺少对生命本身的定义。它试图从化学成分去定义生命,而不是从生命的功能、行为出发。也就是说,它只研究了生命的硬件,忽略了软件。
放到今天来看,这个难题依旧悬而未决。如果只盯着硬件、只看化学成分来定义生命,我们确实取得了一点进展,但老实说,相比米勒 - 尤里实验,突破其实有限。后人开展了更多这类前生命化学实验,可距离真正造出生命,还有很远的距离。
量子力学 1925 年横空出世,短短数年之内,就解释了从亚原子粒子到恒星的物质本质。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埃尔温・薛定谔写了一本《生命是什么?》。
在书中,薛定谔提出的观点和我前面说的一致:生命是化学加信息;生命承载的信息,是它运转的核心。他同时明确,想要稳定保存这些信息,必须依靠量子力学。
他提出一个优美的比喻:生物信息,必须储存在一种类似非周期性晶体的结构里。这是什么意思?晶体大家都熟悉,结构稳定,比如食盐晶体,原子只是简单重复排布。这种结构的缺点是,能储存的信息极少,模式太过单调。所以薛定谔设想的结构,既要拥有晶体的稳定性,又不能只是简单周期性重复,它的组成单元可以有海量不同的排列组合。
这就是非周期性晶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分子是什么。
直到克里克与沃森解析 DNA,人们才意识到,DNA 正是承载生命的分子,我们如今称它为生命之书。
在这个名为 DNA 的非周期性晶体中,编码着构建有机体所需的全部信息。
我认为,想要分清生命与非生命,信息这个概念至关重要。日常生活里大家随口都会说信息,我们也有信息技术。但信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信息是理解生命的钥匙?信息一个很好的通用定义:不确定性的消减。
举个简单例子:抛硬币,结果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概率各一半,你无法确定。当你看清结果,这种五五开的不确定性就消失了,你得到了正面这个确定结果 —— 这就是获取了 1 比特信息。
我特意用了 “比特” 这个词,它的专业定义正是如此,是二进制数位的缩写。观察一次抛硬币,带来的信息就是 1 比特的不确定性消减。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量化信息。信息论这门完整的理工学科,就建立在这个朴素的定义之上。
但生命当中的信息,显然还有别的内涵。比如我们熟知的细菌:我们可以提取它的 DNA,这是常规操作;编辑 DNA 之后放回,细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可如果只是提取 DNA,打乱碱基对的顺序,再把这段乱序 DNA 放回细菌体内,DNA 的信息总量没变,但它失去了功能,细菌相当于死亡,之后慢慢分解。
这就像一本书:把书中所有文字随机打乱,文字总量不变,信息总量不变,但整本书不再有任何意义。这正是生命的关键。DNA 里携带的信息 —— 而且这还只是生命体全部信息里很小一部分,DNA 之外还有大量表观遗传信息 —— 整套信息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有意义。
这就是软件层面,历经数十亿年不断打磨而成。它相当于一套操作系统。细菌分裂产生新个体,完成复制的时候,必须把这套信息、这套程序传递给后代,整套系统才能正常运转。这就是生命的运作方式。没有这套指令,就不是生命,只是复杂的化学反应。
那么这套编码信息最初是怎么出现的?遗传密码本身精巧复杂,它有没有更简单的原始版本?回溯四十亿年前,早期生命体会不会使用双联密码,而不是现在的三联密码?当时氨基酸种类是不是更少?但最根本的问题:这套编码信息的概念,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对我而言,生命起源的核心谜题就是:构成生命的那些复杂分子,究竟是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编码,相当于一套计算机程序?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个很深的谜团,我们距离解开这一步还差得很远。
在我看来,从单纯复杂化学反应走向真正生命,那个标志性的节点,就是抽象的数学编码出现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它如何诞生,但在我眼里,这一刻,就是生命的起源。
当我退后一步,审视生命的奇妙能力,浮现在我脑海里的词是信息管理。这里的信息,不只是比特的计数、不只是信息总量,而是信息去调控、组织、支配生命活动的过程。信息必须处在特定语境之中,嵌入一个更大的系统,在宏观层面具备生物功能。
这一点对物理学家来说很难适应。我们习惯依靠作用力、相互作用,从局域视角理解世界:某一个空间点上发生了什么。举个例子:用质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碎裂。我们描述这个过程,依靠的是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不会把整个实验室都纳入解释框架。
但生物学不一样,必须把有机体当成一个整体看待,依靠整体的协同组织。难点就在这里:储存在 DNA 以及生命体其他结构里的信息,如何被调动起来,调控整个有机体的有序结构。例子数不胜数,核心就是:生命里的信息是带有语义、有意义、依托语境的信息,是 “信息 +”,不只是冰冷的比特串。
我前面反复提到,生命包含信息、一套指令之书,而信息管理的内涵还要更广。我们都知道遗传学(genetics),基因是 DNA 上一段特定碱基序列,也就是遗传信息。
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表观遗传信息(epigenetics),也就是基因组之外的信息。
这些信息储存在哪里?基因网络可以互相开启、关闭,这类网络就是信息的载体之一。另外,DNA 并不是教科书画出来那样舒展的链条,它会折叠成复杂空间结构,这些折叠模式本身也可以储存信息。关键问题在于:基因组之外的信息,能不能跨代留存、能不能遗传?
早在 19 世纪,人们确认生命历经数十亿年演化之后,学界出现两种竞争理论。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达尔文理论:随机变异 + 自然选择。另一个来自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的观点是:生物在一生中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传给后代。
一个通俗例子:长颈鹿为了吃到高处的食物不断伸长脖子,一辈子持续拉伸,脖子变长,这个后天性状就会传给下一代,后代天生脖子更长。也就是后天获得的性状可遗传。
这套理论后来失宠了,很容易找到反例:铁匠常年打铁练出强壮肌肉,他的孩子并不会天生肌肉发达。铁匠的基因很早就固定下来,传给后代,和他一生的劳作无关。
这就是颇具争议的表观遗传。在细胞层面,表观遗传是确凿的:皮肤细胞分裂生成皮肤细胞,肝细胞生成肝细胞。它们的 DNA 完全一样,但细胞身份、基因表达模式不同,并且这种身份可以传递。但跨代表观遗传呢?也就是生物能不能把基因组之外、储存在身体整体里的信息传递给后代?这个问题争议极大。在植物身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那人类呢?人一生的经历,会不会影响子女,改变他们的身高、胖瘦,甚至行为?有少量相关证据,但充满争议。只要涉及人类,这类话题总是争论不休。更大的难题是机制:这些信息如何通过卵子、精子传递?生殖细胞除了 DNA 之外,能不能携带别的化学信号、结构信息,影响后代发育?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保留开放态度。我看过一些小鼠实验,证明哪怕经由父本精子,父辈的经历也可以影响子代。
塔夫茨大学迈克尔・莱文团队做过非常惊艳的涡虫实验。涡虫有头有尾,把一条涡虫切成两半,带头部的那一半会长出尾巴,带尾巴的一半会长出头,一条变两条,还可以反复切割。甚至把一条涡虫切成上百段,每一段都记得哪边是前、哪边是后,各自长成一条完整涡虫,非常神奇。
通过化学手段调控,我们可以培育出双头涡虫、双尾涡虫。
接下来关键实验:把一条双头涡虫对半切开,会长出两条普通的一头一尾涡虫吗?并不会。切开之后,长出的依旧是两条双头涡虫。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谱系。同一个实验室可以繁育一整个双头涡虫种群,隔壁实验室繁育双尾涡虫种群。你或许会以为它们是不同物种,但它们的 DNA 完全一致。
这说明:涡虫的形态,也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表型,绝不只由 DNA 决定。还有别的信息储存方式,可能是电信号、也可能是化学信号,具体机制还不清楚。这些信息可以指导碎片重新长成特定形态。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只盯着基因研究,会漏掉很大一块真相。
第二章
生命、熵与我们尚未找到的物理定律
著名物理学家罗尔夫・兰道尔有一句名言:信息是物理的。这句话深深印在我和很多学者心里。计算机科学里,软件工程师写代码,会把信息抽象看待,仿佛它独立存在。但信息永远需要载体,必须依托物质实体来实现。信息无法凭空漂浮在虚空中,它必须附着在物质之上。
于是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物质本身遵从物理定律,物理定律规定了物质的运动方式。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段物质承载了信息,它就可以无视物理规律。物理定律是数学关系,这点非常重要。物理学家口中的 “定律”,不只是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是具备数学形式的组织原则。
举个简单例子:你在电脑上下国际象棋,屏幕上棋子移动遵守象棋规则。这是不是意味着,电路板底层的物理定律,和象棋规则互相冲突、互相争夺主导权?当然不是,二者完全自洽。
物理定律是局域的,我们熟知的基础物理规律描述局域作用;象棋规则关乎屏幕上棋子的整体布局、游戏全局规则。所以当我们想要理解生命、意识,就需要调和两类规律:一类描述全局、语境、整体排布;另一类是底层的局域物理定律。
不少人认为,生命的奥秘就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关:宇宙整体趋向无序,而生命反其道而行之,从无序中构建有序。很多非专业人士由此产生误解:生命里一定存在某种神秘额外要素、生命之力,或是某种灵性力量、神的指引,造就了这种有序。这完全是对热力学定律的误解。
我必须强调:生命体是开放系统。熵永远不会自发降低,但生命体不是封闭系统,持续和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可以这么理解:生命把自身的熵、无序,排放到外部环境里。我们进食,依靠食物维持自身内部有序;但我们消化食物的过程,还有获取食物的过程,都会在环境中制造大量无序。这并不神秘。
冰箱也是一样。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经典的表述:热量自发从高温流向低温。冰箱恰恰看起来违背这个规律:把内部热量抽出来,排到室温的厨房里,也就是把热量从低温区域搬到高温区域。
但它需要持续供电,这个过程不会自发发生。把整个系统 —— 冰箱、供电线路、发电厂全部纳入考量,总熵依然上升。
只是局部区域熵可以下降。我们可以把生命体看作一个个小小的 “熵阱”:局部实现熵减,代价是外部环境熵增。
还有一种思路:信息等价于负熵。
获取信息,就意味着降低不确定性、减少无序。
热力学奠基人之一詹姆斯・麦克斯韦曾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提出一个奇妙构想:一个盒子,中间用隔膜隔开,隔膜上有一个小孔,气体分子可以穿过小孔双向运动。平衡状态下,双向穿过的分子数量持平。
假想有一个微小生灵(后来被称为麦克斯韦妖),可以控制小孔闸门,观测飞来的分子。它看到高速分子从一侧过来,就打开闸门放行;低速分子就拦住。久而久之,隔膜另一侧会聚集大量高速分子,温度更高。
麦克斯韦妖仅凭信息,就能在盒子两侧制造温差,看似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自发高温传向低温)。冰箱靠电力做功,而麦克斯韦妖依靠信息做功。这说明:信息可以视作一种燃料。理论上,我们可以依靠信息制造温差,驱动热机运转。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能量来源。
有趣的是,数十亿年前,大自然就演化出了麦克斯韦妖。我们体内遍布这类分子机器,一刻不停运转。各类离子泵、分子马达、微型机械,都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边界上运作。再次强调:它们没有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但运行效率逼近第二定律允许的理论极限。
生命把信息处理、“信息作为燃料” 这套机制打磨到极致,无数分子机器,就是一个个麦克斯韦妖,支撑着生命活动。而整个宇宙,熵持续单向走高,可用能量不断减少,这是宇宙演化的大趋势。所以生命并不是逆转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大势,只是在这个大趋势的边缘利用规则。
回到薛定谔。他在《生命是什么?》这本杰作里写道: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去发现一类全新的物理定律在生命中起作用。重点是 “一类”,不只是一条新定律。他不是说,现有物理框架之外,再补上一条新定律就能解释生命;而是一种全新范式的定律。我在学术生涯里一直认真看待这句话。我认同,生命需要的是一类新定律,不是新增一种作用力之类的东西。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定律范式。
我前面已经提到:在生命体里,信息与物质、硬件与软件相互作用,我们目前还没有一套普适的、符合定律形式的框架去描述它。我们需要一套理论,把生物信息放到它所处的语境之中。我之前说过,一个基因是一套指令,指挥特定分子系统完成任务,比如合成蛋白质。
它具备生物功能。我们必须把有机体的全局语境,和局部指令集关联起来。以引力定律为例:物体为什么会下落?因为这一点处的引力场对它施加作用,这是局域效应。而当我们研究生命体时,却必须把整个系统的组织方式、这套组合结构的整体语境纳入考量,并且要把这一点嵌入某种新型物理定律之中。
我认为,仅仅靠新增局域定律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一套看待物理定律的全新思路:底层是基础物理定律,上层是更高层级的组织定律,并且要找到方式把二者衔接起来。当然,早就有人尝试过,我并不是说这条路毫无希望。学界有大量研究,试图阐释所谓自上而下因果:全局层面发生的事,会影响局部层面的过程。
人们写出不少方程,其中一部分取得了尚可的成果。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在真正根本的层面上理解,高层级的组织秩序和底层物理定律,究竟以何种普适、基础的方式耦合在一起。目前有一些相关构想,但我不展开细说,技术性太强,而且全都还处在推测阶段。但我坚信,倘若找不到薛定谔当年所期盼的这类新型物理定律,我们永远无法完整解释生命。
第三章
我们是孤独的吗?寻找第二次生命起源
给生命下定义、研究生命起源,有一个难点:我们几乎只能以地球生命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去还原早期地球的环境,也可以研究如今维持地球生命所需的条件,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两组条件是否一样。或许生命诞生需要一套条件,而生命繁荣存续,需要另一套。
我们知道生命可以迁移。早期火星或许更适合生命诞生,而早期地球更适合生命繁衍。
原始微生物可以借撞击抛射的岩石从火星飞到地球,这在物理上是可行的:生命始于火星,在地球兴盛。真相如何,我们无从得知。
所以当我们搜寻地外生命时,很自然地倾向于寻找类地行星。我读书的时候,对地外生命这个想法十分着迷。但在那个年代,宣称自己研究地外生命,差不多和说自己在研究精灵一样。当时主流看法笃定地球之外不存在生命:生命结构太过复杂,大概率只诞生过一次。例如发现 DNA 结构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就说,生命的诞生近乎奇迹,需要满足的条件多到难以想象。
几十年前的主流观点是:生命是一场离奇的意外,一次概率极低的化学偶然事件,在整个宇宙里只会发生一次。但随着时间推移,风向慢慢变了。如今很多顶尖科学家都愿意宣称,宇宙里遍布生命。我常常对此提出质疑:我读书的时候,没人当真看好这件事,现在大家都说宇宙充满生命,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我得到最常见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发现,生命可以存活的环境范围,远比当年我们所知的宽广。过去人们认为,就算是耐受力极强的微生物,也无法在五六十摄氏度以上存活。后来人们在热泉里发现了可以在远高于这个温度下生存的生物;在极寒、强化学污染、高盐度等极端环境下,同样找到了生命。这类生物有一个统称:嗜极生物。
于是有人据此提出:既然生命耐受环境这么广,可供我们搜寻生命的天体范围就大大增加了。确实,可供搜寻的星球数量可能提升十倍左右。但如果无生命物质演化成生命的概率本身只有万亿亿分之一,多十倍的候选星球,其实起不到多大作用。
我期待能找到另一个独立起源的生命样本。哪怕就在地球上找到一种微生物,它属于生命,但和我们熟知的生命体系完全不同,就足够了。倘若地球上存在两套独立起源的生命,那几乎可以说明宇宙中生命随处可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好的搜寻目标。我个人认为火星是希望最大的候选。
但学界也高度关注太阳系外侧那些冰封卫星,比如木卫二,还有土卫二。
土卫二拥有冰壳。
冰层之下是液态海洋。
冰壳布满裂缝,会向外喷射气体。
卡西尼号探测器曾穿过这道喷流,检测到了有机分子。
要注意,“有机” 不等于 “有生命”。
有机分子只是含碳的复杂分子,它既可以是生命活动的产物,也可以只是单纯碳化学过程的产物。我们该如何区分?
我们要怎么判断喷流里的物质,是曾经活着、后来被碾碎的生命残骸,还是依然存活的生命?
我们理想中的方案,是在探测器上搭载仪器,穿过喷流采集喷出物质,然后给出判定:这到底是不是生命。但我们现在甚至不知道该造什么样的仪器,不知道生命的决定性标识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区分 “曾经活着、现在分解成碎片”—— 也就是死亡,和 “还没有真正形成生命”,以及 “当下仍然存活”。相当于我们需要一台 “死亡检测仪”,可我们并没有。
这立刻引出一系列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关注人类的死亡、意识消散,会思考死后是否还有某种存续。但我们不妨用更科学、更简单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拿细菌举例:把细菌冷却到液氮温度,它就进入休眠。有些细菌被困在冰层、盐晶之中,可以休眠数百万年,之后重新复苏。它没有死亡,但也不算活跃的生命状态。
我会把它类比成停摆的钟表:一块停掉的钟,它依旧是钟。只要重新上弦,它就具备报时的潜能。停摆的钟不是 “坏掉死去的钟”,只是休眠的钟。冷冻的细菌也是同理,它没有死亡,只是休眠,条件合适就可以恢复全部生命活动。
这又引出更深一层问题:生命完全有可能借撞击抛射岩块,在地球和火星之间往返传播。我们知道彗星、小行星会不时撞击两颗行星,把岩石碎片抛射到太阳系各处,微生物可以藏身岩石内部,在两颗行星之间迁徙。这件事物理上可行,我们不确定它是否真实发生过,但可能性很高。
星际旅途最大的危险不是低温,低温只会让微生物休眠;真正的威胁是辐射。休眠的细菌藏在岩石里,会持续遭受宇宙射线、岩石自身放射性的轰击,在漫长旅途中不断受损。如果它花了一百万年才抵达地球,它还能复苏吗?它最多能承受多大损伤,才不会越过无法复原的临界点?
我想说明的是:细菌的生和死,并不是非黑即白。降温可以暂停它的活动,它能承受一定损伤;但损伤累积到某个阈值,它就再也无法复苏,这时我们才判定它死亡。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土卫六。土卫六温度极低,不太可能存在我们熟知的生命,但它富含有机分子,大气里弥漫着类似石化烟雾的物质。它相当于一个持续运转的宇宙版米勒 - 尤里实验,在过去四十多亿年里,一直在持续进行前生命化学演化。它有没有演化出生命?哪怕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认知的生命?我们该怎么判断?
设想我们向土卫六发射一台生命检测仪,穿过大气层,最后给出结果:没有找到生命,但它的化学演化进度,距离生命只差 93.4%;或者只完成了 5%。我们该怎么解读这个结果?
这个设想听起来很荒诞。我们连生命的定义都很难敲定,更不存在 “近乎生命” 的定义。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判断一套化学体系是不是快要诞生生命,没法判断它再给十亿年,能不能跨过门槛变成生命。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过《攀登不可能之山》,书中讨论:生命最初只是简单微生物,慢慢演化成如今复杂的生物圈,很多人觉得这是奇迹。但道金斯的比喻是爬山:单独看每一步,演化出更高复杂度、更高有序结构的概率都很低,但自然选择的作用,就像棘轮,把那些高效、更复杂的有序结构固定下来,淘汰掉适应性差的变体。生命就这样一步一步,费力爬上这座不可能之山。
但演化的起点并不是微生物。还有一座更早的 “不可能之山”,起点是化学。体系要从简单化学,走向复杂化学,再走向具备生命特征的化学。在前生命阶段,要怎么爬上这座山?我们有没有办法衡量它爬到了多高?能不能观察一团复杂化学混合物,算出它距离诞生生命还有多远?我认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不仅缺少生命的定义,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定义 “接近生命”。更关键的是,我们不知道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路径,究竟是复杂度平稳持续提升:历经数百万年,一点点变复杂,直到某一刻,我们说这个复杂体系就是生命;还是类似相变,好比气体突然爆燃:体系复杂度稳步上升,然后在某个节点发生跃迁,一瞬间涌现出生命。
如果我们有一台生命检测仪,可以判断这套体系处在演化路径的哪个位置、有没有发生那次跃迁,那把它送往宇宙各处,寻找其他发生过跃迁的地方,就很有意义。但我们现在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造不出生命检测仪,因为我们理解不了这条演化路径、生命的阈值,也说不清 “近乎生命” 究竟是什么。
天体生物学家热衷于搜寻太阳系外的类地行星,这很自然。但我们已知最像地球的星球,就是地球本身。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类地条件下生命很容易诞生,那生命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独立起源过不止一次?有没有人认真搜寻过?
事实是,很少有人严肃看待 “地球生命多次起源” 这个猜想。有可能地球上生命起源事件发生了五百次,只是只有一支生命延续至今。我们也无法百分百确定,地球上某些隐蔽角落,不存在另一种独立起源的生命样本。会不会有四十亿年前另一次起源事件的后代,至今还藏在地球生物圈里?
这个猜想十分大胆,有时被称作影子生物圈:在我们熟知的生物圈之外,和我们身边的微生物混杂共存,存在另一支独立起源的微生物。它们不只是生命之树上的另一根分支,而是一棵完全独立的生命树。我们该如何发现它们?我们有没有可能已经看见了却浑然不觉?仔细推演之后结论是:很有可能,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它们或许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体内,只是几乎没有人专门去寻找。
当然也有反对观点:一旦某一类生命率先诞生,它会抢占所有资源、改造环境,让其他类型生命很难存活。一个经典例子:大约 25 到 30 亿年前,生命演化出光合作用,大气氧气含量随之上升。我们觉得氧气是必需品,但氧气其实是强腐蚀性毒物。氧气刚出现的时候,几乎要灭绝所有生命,它当时是一种污染物。只有一部分生命适应了氧气,甚至把氧气变成获取能量的途径,才有了今天富氧大气下的生物圈。
氧气的累积带来的改变不止是让生命获得更高能量、走向复杂;它还改变了岩石的性质。拿火星对比,火星通体发红,红色来自氧化铁。火星没有地球这样的循环系统,没有板块运动,火山活动也无法驱动元素循环。
地球生命、地质循环、大气循环之间形成了反馈回路,彼此互相影响。像地球这样,生物、地质、大气环环相扣、互相塑造、彼此维系,并且稳定运转数十亿年的行星,究竟有多罕见?这套条件或许极其特殊,正如那本名著的标题所言 ——地球是稀有星球。
大多数人想象外星生命,都是血肉之躯、外形奇特的生物。但很明显,如果宇宙中存在技术文明,一旦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很快就会把繁重的认知工作交给智能系统。我不太喜欢 “人工智能” 这个说法,我更愿意叫它设计智能。达尔文式演化的智能极其缓慢,花了数十亿年才走到现在;而设计智能的迭代速度极快。一旦设计智能掌握了迭代自身的原理,它就会飞速发展。
我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智能系统会融合生命体组件、神经组织,这类研究现在已经在开展。到那时,“生命” 和 “非生命” 的界限会慢慢模糊。核心区别不再是血肉,而是:这套系统是否经过设计,并且能够自主设计下一代系统。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和地外文明取得联系 —— 我对此本身持怀疑态度 —— 那对方大概率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血肉生物,而是我们会笼统称作 AI 的存在。但我们甚至没有合适词汇,去描述这种跨代迭代、超级智能的设计系统。按照我们自身发展的轨迹推演,这类存在会拥有近乎神明般的能力,认知水平远超我们理解范围。如果再结合量子计算,事情会变得更加深远迷人:也就是弗兰克・维尔切克所说的量子智能(quintelligence)。
到那时,它可以探索的可能性,不止是人类心智能够设想的一切,还包括所有量子叠加态、所有可能世界。它的感知、运算、可能性空间,和我们相比近乎无穷。如果一个文明已经延续了五亿年,它的形态几乎必然由这类宏大、神秘、拥有神级能力的智能主导。
第四章
金发姑娘之谜:宇宙是为生命精细调谐的吗?
现在我切换到物理学家的视角,审视整个宇宙。物理定律的特质一直让我震撼:宇宙以一套极其精确的数学秩序运行。这些底层定律优美、自洽,用数学关系支撑宇宙稳定运转,同时,这套定律恰好允许生命存在。
这个话题通常被叫做人择原理—— 这个名字其实很糟糕。它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可以改动物理常数、宇宙初始条件,也就是大爆炸的参数。比如,假设电子质量稍微变大一点,或者弱核力再弱一点点,还能不能诞生生命?答案是不能。部分物理常数的容错空间极小,极其微小的改动,就会彻底断绝生命诞生的可能。这些改动对生命来说是致命的。
我们当然没法做真实的宇宙实验,但可以做数学推演:如果引力稍微强一点,电磁力稍微弱一点,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计算之后就会发现,一些微小改动,就会摧毁生命诞生的条件。比如,重核无法形成,整个宇宙只有中子;或者只有氢元素,没有碳 —— 这个构筑生命的核心元素。
综合这些推演,人们得出结论:自然法则和宇宙整体,似乎是为生命精细调谐的。这就是精细调谐论证,这个说法本身颇具争议。
但 “精细调谐” 不等于存在一位设计者,刻意挑选这些参数来孕育生命。它只说明:如果这些常数稍有不同,就不会有生命,也就不会有我们在这里思考这件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件事?我把它叫做
金发姑娘之谜:宇宙的各项参数,刚刚好适合生命存在。
针对金发姑娘之谜,主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纯粹巧合。宇宙就是这样,生命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第二种,存在造物主,祂精心调谐宇宙参数,让生命得以诞生。
第三种是多重宇宙假说:宇宙之所以刚好适合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宇宙不是唯一的。有无穷多个宇宙,大爆炸在时空各处随机发生,每一个宇宙拥有一套独有的物理定律。有的宇宙引力更强,有的宇宙电子更重。绝大多数宇宙都无法诞生生命,自然也就没有智慧生命去感慨 “这里条件不适合生命”。但凭借概率,总会有少数宇宙参数刚好合适,也就是金发姑娘宇宙;在这样的宇宙里,会诞生像我们一样的生命,去思考这一切。
这三种观点并存,相关讨论至今仍在继续。现阶段,选择哪一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倾向。
而我提出了第四种思路。传统上,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定律是固定不变的数学关系,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已经敲定,如同出厂刻印的标记。定律永恒、普适、不可更改,这是牛顿以来的主流看法。但这或许是一种简化的认知。或许定律具备可塑性,也就是柔性定律。
这里的思路十分微妙:生命与意识的涌现,能不能和催生它们的物理定律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像我们这样的观测者,和允许观测者诞生的物理定律之间,有没有反馈回路?
如果定律是固定的,那这个想法显然荒唐。前面我们打过比方:地球之上,生命和行星的物理环境形成反馈,生命活动改变地球的状态。那有没有一种宇宙尺度的反馈:生命的存在,反过来影响那些催生生命的定律?
乍一看完全不可能,但量子力学给了一个突破口。传统观点认为,定律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固定下来。但量子力学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也就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哪怕你把一个量子系统、一颗原子此刻的状态设置得无比精确,你也无法确定它一秒之后的状态。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同样可以回溯到过去。
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有一条确定的历史线,串联起大爆炸和今天的世界。
大约三十年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提出延迟选择实验(Delayed Choice Experiment):
我们当下做出的选择,可以决定粒子过去的属性。
在量子力学里,光子既可以被描述成粒子,
也可以被描述成波,取决于实验设置。
实验者可以选择做哪一种实验,去揭示它的粒子性或者波动性。
但关键是:哪怕问 “在我做出选择的一纳秒之前,它到底是粒子还是波”,答案也是:它的属性由我们当下的选择决定,量子模糊性包裹了过去。
这并不是说我们向过去传递信息、篡改历史。过去本身是模糊未定的。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是有限的。我们当下的观测,只是把过去的某一种模糊可能性确定下来,这不是反向因果,但它建立起当下事件和过去实在的关联。量子物理里确实存在这样的效应:我们当下的选择,可以决定过去的实在形式。
我们把这个逻辑延伸:不只是光子是波还是粒子,物理定律本身,是不是也处在这片量子可能性之中?是这套定律,还是那套定律?这时我们就能看到一种关联:生命与意识的存在,可以以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依托可塑的定律、量子回溯效应,参与塑造宇宙最终涌现出来的物理法则。
很容易产生误解: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改动过去,强行保证我们自身的存在。而是存在一种自洽的闭环,量子框架内的反馈回路。
这就是第四种解释。现在我们有四个选项:纯属偶然、神创、无穷多重宇宙,或是生命与宇宙共同处在一个自洽的存在闭环里。
我想说,这个构想并不是我的原创,而是我十分认同的观点,也是约翰・惠勒多年前推崇的。他对我影响很深。延迟选择实验就是他提出的,这个实验启发他提出:宇宙里的参与者 —— 也就是拥有意识、可以做实验、进行量子测量的智慧生命,本身就是宇宙存在叙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构想非常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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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bigthinkmedia.substack.com/p/what-is-life-the-deepest-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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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普不迷路!
原标题:《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生命是什么?从宇宙到意识,生命起源最深的谜题 2026-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