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我们期待外在于自身的东西来打理一切
波斯曼一开始就引用了柏拉图《斐德罗篇》中埃及法老塔姆斯与友人特乌斯的争论。特乌斯发明了文字，并沾沾自喜，认为有助于增加智慧；而塔姆斯除了看到了文字的用处，也察觉到文字包含的危险：它使人将注意力放在文字这种符号中，而忽略了事物本身，同时也导致记忆衰退。这段对话非常精彩，是极早对技术提出质疑的文献。因为精彩，也时常被其他思想家引用，例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与斯蒂格勒就由此出发，提出技术是“药”。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它可以疗愈，也会带来毒性。波斯曼也直接揭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为了进一步说明技术的两面性，波斯曼引用了斯蒂格勒亦曾援引的弗洛伊德的言论。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认为：因为有铁路和轮船，使孩子与友人能远离故乡谋生，正是因为他们不在我们身边，我们才需要电话与电报来探听消息。在弗洛伊德看来，技术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而是陷入了一种忧虑的循环。弗洛伊德的话或许会被视为落伍，对现代技术持悲观看法，却提供了极其沉痛的反思：技术与幸福并没有必然关系。
很显然，波斯曼并没有简单重复弗洛伊德的看法，他更加深入剖析技术。 “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 波斯曼不止看到浅表的变化，而是看到技术背后是一整套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媒介之间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新技术及其背后的世界观总是试图在社会中占主导作用，而不会满足于局限在某个固定的活动范围。如此一来，波斯曼察觉到美国社会的某种危险——技术垄断。
波斯曼考察技术媒介，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根据三种文化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又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工具时代、技术统治时代与技术垄断时代。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他区分三种文化的标准。在波斯曼眼中，三种文化的分野取决于技术与传统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波斯曼认为，在工具时代，技术与传统的信仰与价值观能较融洽相处，而不会根本上颠覆传统，使人彻底臣服于工具。相反，在技术统治时代，一切都得给工具让路，工具的使用将瓦解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将突破发明技术的意图，甚至直接走向发明初衷的对立面。波斯曼举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等人为例，他们对技术的思考，对发明的运用，本意并非要颠覆上帝信仰，却客观地动摇了宗教信仰。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摇摆者，在思想与信仰之间爆发了强烈冲突，直接为后世的信仰颠覆奠定了观念基础，因此，波斯曼认为他们是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的过渡者。
尽管技术统治时代的技术使社会观念大幅度革新，却“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波斯曼认为，真正对传统世界观造成根本冲击的，是技术垄断文化。它使技术之外的事物失去意义，并重新整合收编宗教、艺术、家庭、教育等事务。波斯曼尖锐地批判道：“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波斯曼认为，技术垄断的基础是所谓的泰勒“科学管理”思想。技术垄断论主张，技术可以替代人类思考，不能纳入计量的事物都是无意义或无价值的。这的确有一丝恐怖的色彩，因为它将使人类以往珍视的价值荡然无存，一切最后落入数字化的冰冷管理中。
在波斯曼看来，技术垄断肇因于“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的崩溃”。当汹涌如潮的信息需要处理后，人类无法应付，就会迫切期待技术升级进步，逐渐把所有事务交给技术。很显然，今天各种各样的自动化，都是其来有自。我们不再信赖自身的判断，而期待一个外在于自身的东西来打理一切。我们由此陷入了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将导致某种残酷的后果，因为技术垄断将道德价值从行为中剥离。波斯曼举了臭名昭著的艾希曼为例，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处理技术问题，不过是执行命令中一个环节，因此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负有责任。这是技术垄断时代的某类典型人物，他们的道德感已经分崩离析，他人的生命只不过像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可以计量，却不必衡量其意义。
与此同时，波斯曼还注意到技术垄断时代的各种表征。他看到美国社会中的医疗已经走向了过度治疗，美国医生给病人的化验、手术往往是其他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他引用了一组数据，“美国的手术很可能40%都不是必须的；……早在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另外一个例子是，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所反映的困境，如今也成为许多国家的医疗现状，毕竟在技术崇拜弥漫的时代氛围里，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度又岂能幸免？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计算机技术垄断，尽管当时互联网社会尚未全面到来，波斯曼已经悲呼：“由于沉浸于计算机文化，我们还在失去什么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计算机“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这表明“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
美国医疗和计算机的技术垄断，不过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而技术垄断论早已深入生活的各个角落。对技术的迷信，对精确性与效率的追求已泛滥在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中。因此，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类专家，以及各种各样打扮成科学的事物，哪怕在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的领域。例如大行其道的智商测试、民意调查等等，政治、智力及心理状况都必须计量化，这些难以转化成数据的事物，也必须变成看似精确的数据才值得信赖。这是因为技术垄断论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已经被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人是自动按技术垄断论的视角看问题。波斯曼严厉地批判了不断兴起的所谓社会科学，他指出了其根源：当传统的信仰与信念瓦解后，人类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道德权威，而科学尽管拥有新的权威，却被看成价值中立不偏不倚的客观事物，无法承担道德权威的角色；而“社会科学”既想借科学之名，窃取自然科学的名声与形式，又想扮演道德权威。但“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社会科学一方面穿上科学的外衣鄙视其他人文学科，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解答传统人文学科提出的生命意义与道德伦理诸多追问。
在技术垄断时代，文化被技术侵袭，文化位于边缘地位。波斯曼说：“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这样的判断在今天一点也未过时。当数码技术大发展后，信息恐怖地泛滥，而许多传统的图像符号在不断传播后，意义被严重削弱，不再令人感兴趣，它们的权威以及背后关联的叙事也被瓦解。但人类的生活不能失去叙事的支撑，只有叙事才能拼贴出我们生活的图景，为我们提供定位，才能 “给历史赋予意义，对当前做出解释，为未来提供指导。”在今天，失去文化的滋养后，人越来越处于一种被抛状态，流离失所于琐碎信息的大海中，人时不时处在心理抑郁中。在技术垄断导致波斯曼所谓的“符号大流失”后，如果不能重建某种叙事，“生活就毫无意义，且终将走向自我否定。”
为对抗技术垄断论，波斯曼认为“必须努力成为充满爱心的斗士。”即便信息爆炸已经令学校、家庭、宗教等“信息控制制度”岌岌可危濒于崩溃，但波斯曼仍寄希望于学校。因为学校是人接受教育、思想成长的地方，“能够对付那些使其他社会制度神秘化并瘫痪的问题。”他提倡在学校里去批判技术，而不是把技术垄断当成理所应当的事物。因此，在他鼓励的课程设置里，除了艺术、语言、历史等人文主义传统课程，还特别增加了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两门必修课。必须去追溯科学技术演变的前世今生，也要去揭示其变化背后的观念发展，只有更充分地了解科学技术后，才能审慎对待它：既不陷入盲目崇拜，也不是一味抗拒，而是用在参与哈钦斯所谓的“伟大的对话”后所习得的智慧，学习与科学技术共处。
当下，数码技术与基因工程的飞速发展，使技术垄断论更加顽固，当人类生命形态也即将刷新，变得可以剪辑重组后，人类的力量已近乎造物者，弗洛伊德的忧虑却仍未解决。历经二十多年的时光淘洗，波斯曼的《技术垄断》已证明了自身的长久生命力，它如今仍然切中时弊，新见迭出。即便波斯曼著书立说主要针对美国当时的状况，却无比契合今天全球“美国化”的现实，当我们陶醉于自身力量时，或许更需记取波斯曼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