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献词】功夫在诗外

又到一年记者节。当呼啸前行的时代列车驶过四分之一个新世纪，人们又将热议新的“年度词汇”之时，新闻工作者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有些词是用来描述时代的，有些词是拿来警醒职业的。

牛津词典把“rage bait”（愤怒诱饵）选为2025年年度热词，韦氏词典则让“slop”（数字泔水）进入了公共语汇。前者指经刻意设计、以激起愤怒来收割流量的内容，后者指AI批量生成的低质信息废弃物。两个词拼在一起，深刻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全球传播现实：信息在过剩，信任在衰减。

热词描摹传播生态，也描摹新闻工作者的现实处境。技术每跃迁一次，就会重开一张技能清单：从铅字、镜头到搜索、数据，再到与模型协作……要会什么，是时代出的考题；为什么可信，则是我们要交出来的答卷。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最新访谈中提出，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石从来不是智力，而是信任，而“我们正在失去它”。那些深夜被疯转的截图，第二天成了无人认领的谎言；很多被推上热搜的话题，几天后被发现不过是一场摆拍；那些看似针锋相对的论战，到头来只是骗你站队的“仇恨诱饵”。真相反转再反转，情绪透支了理性。每一次被愚弄之后，我们都要花很久才敢重新相信点什么——而这，正是可信在今天如此昂贵的原因。

平台在扩容，入口在迁移，工具在迭代。新闻业真正的追问，不是记者还要多会些什么，而是剥去工具之后，记者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技能清单的延长是时代演进的必然，却从来不是职业使命的定义。就像医生从拿听诊器到影像片，工具变了，对生命负责从未改变。

今天，“专家型记者”“全媒体记者”尚未从公众的期待中退场，“网红记者”“新闻大V”“IP主理人”已经涌上前台。这些标签都承载着时代对新闻记者的一份想象和期待，但都不是对“好记者”的准确定义。它们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对新闻工作者的普遍性要求。

网红记者、新闻大V当然越多越好，但并非每个人都要成为网红记者、新闻大V。那些没有成为网红，也不以出镜见长的人，就不配被称为好记者？当然不是。一个不善化妆、不习惯镜头、不懂短视频运营的记者，只要还在现场，还在核实，还在把复杂的事实一件一件摆到公众面前，就是好记者。

不能把浪潮投下的影子，当成浪潮本身。说白了，当“人格化内容”被无数网红与创作者驱动着席卷而来，真正稀缺的，早已不是信息的产量乃至速度，而是可信的事实、独立的发现、清醒的判断。

在智能传播的图景里，可信正成为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无法被复制，却可以被消耗；它看似无形，却支撑着整个知识秩序的运行。当媒体的角色从内容中介升维为社会认知的基础设施，从信息分发者变身为信任枢纽，它守护的，就不只是一条新闻的真伪，而是整个社会赖以运转的信息传播秩序。“AI都能写稿了，新闻业还要人做什么？”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默认生成就等于可信。但把内容变成可信，需要判断；判断，需要在场；在场，需要承担责任。这一步，算法迈不出去。

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却很少有人愿意“在场”的年代，记者应当是最笨的职业之一——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在凌晨的都市街巷，在那些算法无法抵达的现场。记者，就是把脚步交给泥土、把姓名署给真相的人。这一年，我们揭开不“标准”的高标准农田，推动问题得到整改；我们探访牛蛙塘，把一份份抗生素超标的报告摊在阳光下；我们循着“特供酒”的灰色产业链，让欺骗受到惩罚；我们起底AI语料投毒的伎俩，引导科技向上向善……一篇暗访，推动一场治理；一声追问，换回一份警醒。

回到开头，“数字泔水”和“愤怒诱饵”不会自动消失，算法还会继续奖励那些最会刺激情绪的人。但新闻工作的价值，从来不由算法的奖励函数定义。

无论技术把传播形态拉向多远，无论时代会被哪个新词重新概括，俯身大地，走进现场，把功夫下到社交平台和网络以外公众看不见的地方，拿出令人信服的“内容原子”，才是记者更该有的样子。那里可能没有热搜，没有人设，但必定有可以被核验的事实，有可以被听见的声音，有一个社会还需要记者的全部理由。

​海报设计 祝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