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呈堂证供的情书——1825年考克斯诉佩恩案
亲爱的萨拉：
请允许我禀告你，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下周二启航。因此，我认为有责任向你表白，我对你的感情建立在任何人都可能拥有的最高尚、最纯洁的动机之上。相信我，亲爱的萨拉，我对你的行为和品格是如此看重，从道德上讲，不可能建议或希望你做任何可能损害你在父母或公众眼中良好形象的错误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你的父母竟然相信这样的传言，尤其始作俑者是一个放浪之徒，而且他对我一无所知，对我的意图根本无法做出判断。
相信我，亲爱的萨拉，我对你的感情不是心血来潮、草率决定的。事实上，我对你的爱在心中积蓄已久，虽然你并不知晓。我认为你永远不会为接受我的爱而后悔，因为我最真诚地希望你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写信告诉我，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相信我，亲爱的萨拉，我永远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
亲爱的姑娘，我依然是最爱你的人
约·佩恩
萨拉·考克斯，年轻、活泼、争强好胜，具有“万人迷”的气质。星期天早晨，她坐在桌子旁边，给情人约翰·佩恩船长写了一封简短的信。面前的小木盒里面装满了信件。透过一扇变了形的窗户，看得见夏天波光粼粼的海港。礼拜天，圣菲利普教堂嘹亮的钟声从山上顺势而下，在悉尼的木瓦屋顶回荡，穿过蜿蜒曲折的街道，进入恬静安谧的新林荫大道。钟声盖过萨拉家旁边政府码头上的喧闹——水手们大声喊叫，互致问候，运茶、咸肉、皮革和瓷器的大车穿过尘土飞扬的大街，车轮辚辚。萨拉一直住在码头旁边，可能早已习惯了不绝于耳的噪声。不管怎么说，因为全神贯注写那封信，她没有注意任何其他事情。
这不是萨拉第一次给佩恩船长写信了。他向她求婚时，她就知道他在遥远的范迪门斯地达尔林普尔港的生意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1822年，也就是他们恋爱的第一年，约翰在南方做酒类生意，萨拉在悉尼居家过日子，一对恋人只能鸿雁传书，交换些温柔的信息。第二年，约翰在悉尼定居，但两个人继续写信。哦，萨拉不常写。她姐姐的情人托德亨特先生文笔优美，经常替她捉刀。但今天的信不是托德亨特先生擅长的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书。一直被形容为“沉着冷静”“和蔼可亲”“举止和外表都很淑女”的萨拉·考克斯在纸上写下这样的文字：
先生：
倘能把我写给你的信件和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都交给送信人带回，我将感激不尽。不要让我再费心劳神给你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坏蛋写信索要。
S.C.
然后，她把那张纸折了六次，直到折成邮票大小的正方形，把黑颜色的蜡熔化了封好信，让仆人交给佩恩船长，并且坐等他的答复。
萨拉·温特沃斯（娘家姓考克斯），威廉·尼古拉斯绘于1856年
一
第一次读到萨拉·考克斯的文字，就像读到《名利场》里贝基·夏普把作为礼物送给她的约翰逊博士的字典扔出车窗外，落在她讨厌的礼仪老师的脚下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惊和喜悦。这肯定不是19世纪女性应有的行为举止！1825年，她因对方违背婚约诉诸法律，走上法庭。殖民地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我在相关报道中第一次看到她的信。后来在档案馆中发现了原件——七封编了号的信，写于1823年至1824年之间。第一批信件是因佩恩船长深夜酒后不请自来引起的。他不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反而斥责萨拉小题大做，不该生那么大的气。“我想我确实有点过火，不应该得到你的宽恕，”她承认，“倘若真的这样，希望你能把这张纸条和你曾经收到的所有信件都还给我。但我更希望你留着这些东西，看看这个爱你胜过全世界的女人对你说了什么。”两人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佩恩开始追求一个叫雷德蒙德的小姐，后来为了一个富有的寡妇莱弗顿太太又抛弃了她。档案馆里的七封信记录了萨拉对佩恩背信弃义的反应，称呼从“亲爱的”开始，逐渐变成“先生”。最后连地址都没有，笔迹像小刀刻在纸上。
萨拉绵里藏针，软硬兼施，一定要弄明白佩恩的真实感受：“我假定你认为我和你一样有感情，因此我决心弄清楚你现在的想法是否与你曾经的想法不同。”“良心，如果你有良心的话，一定会告诉你，你伤害了我。”他置若罔闻，萨拉气得发疯：“我不知道你昨天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如果你给我一个答复，我再也不会麻烦你了。”当佩恩与莱弗顿太太结婚的消息传来时，萨拉勃然大怒：“你会成为一个可怜虫……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人，他会因为我的信仰与真诚而回报我。”她大胆地宣布要起诉他：“据我所知，你说有人告诉你，我要强迫你遵守诺言。没错儿，先生。”本来想在婚礼上说的话，现在却变成了法律诉讼的威胁。她继续要求他把信还给她：“想到你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逼得我频繁地要信，我很生气。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不让这位妇人把信带给我，我会一直写信，直到我得到它们。”她最后一封信无异于自我救赎：“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忘记过去，”她写道，“我会像你打破我的平静之前一样幸福。”
我们知道，因为萨拉的信件最终要呈上法庭，佩恩保留了它，以备即将到来的审判之用——作为他已经从婚姻合同中解脱出来，以及萨拉品行恶劣的证据。
我发现萨拉的愤怒耐人寻味，部分原因是它能引起共鸣——任何一个感受过被抛弃的痛苦的人都知道失恋的滋味——但主要是因为她的愤怒揭示了早期殖民地的求爱规则。佩恩船长不仅违反了普通法，也违反了爱的法则。在早期殖民时期，爱情有自己的法则。这种法则有时与国家的法律相辅相成，有时相互冲突。要想了解爱情和法律是如何在漫长的现代性进程中分道扬镳的，就必须从19世纪初二者的相互碰撞开始。
二
萨拉·考克斯头晕恶心，口干舌燥，心怦怦直跳，那张雪松大桌子散发出的暖烘烘的、辛辣的气味一定很刺鼻。法庭辩论以她的律师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的开庭致辞开始。他精彩的发言在法庭天花板下方回荡，旁听席上兴奋激动的听众侧耳静听，寂然无声。“这是一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当事人受伤的感情进行赔偿的诉讼，”他说，“原告是女帽商福斯特太太学习缝纫的学徒。佩恩船长在达尔林普尔港做过海运生意，但现在主要在乔治街生产啤酒和肥皂。”
温特沃斯还很年轻，二十五岁左右，但脸颊松弛，双下巴，背心紧紧地箍在大肚子上，皮肤红润，一望而知就是个酒色之徒。他和辩护律师沃德尔先生都戴着假发，穿着长袍，正如悉尼人所说，这身打扮使法庭显得庄重。没有人，包括法官在内，对这样着装有什么异议。
温特沃斯接着说：佩恩从达尔林普尔港给考克斯的雇主福斯特太太送信时，第一次见到刚满十六岁的考克斯小姐，觉得她“很有魅力”。佩恩的来访越来越频繁，直到有一天早上，他递给她一张纸条，问她是否同意把名字改成萨拉·佩恩。萨拉立刻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福斯特太太，福斯特太太又告诉了萨拉的父母。第二天，佩恩拜访了萨拉的父母，声称他的目的是“最真诚的”，“并表示希望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萨拉的父母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被接受为萨拉的追求者。有一次，温特沃斯解释说，“这对恋人之间似乎产生了一些误会”。“那天晚上，除了原告和一个女仆，全家人都上床睡觉了。”佩恩醉醺醺地来到萨拉家，想见她。萨拉“严厉斥责了他”，说如果他不能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访，那最好就不要来了。不过这场争吵最终得到和解。他们之间书信不断，“依旧浓情蜜意”，直到萨拉听说佩恩和雷德蒙德小姐以及后来那位莱弗顿夫人的传闻。“他的行为清楚地表明，钱是他唯一的目标，”温特沃斯声称，“他第一次移情别恋是甩掉一个穷姑娘，找了一个富姑娘。第二次是甩掉一个富姑娘，找了个富婆。”自从佩恩与莱弗顿太太结婚后，他就一直在悉尼到处散布关于萨拉的谣言。说到这里，温特沃斯越发慷慨激昂：“我们的法庭还从来没有审理过比这个案子中的被告更背信弃义、更表里不一的案件，”他怒吼道，“这是第一个被提交到陪审团面前的案件，从今天的判决来看，我相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接着，温特沃斯大声朗读了佩恩船长的求婚信，听众席上的人都兴趣盎然。
那天，萨拉可能庆幸自己戴了帽子。帽檐遮着脸，挡住了法庭上大部分人的视线。佩恩船长没有到庭，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但他的律师沃德尔先生和萨拉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沃德尔三十多岁，长得女里女气——高高的颧骨，性感的嘴唇，头发很长，颇为时尚的大鬓角衬托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萨拉面前的高台上，法庭书记员正忙着记录。在他身后更高的法官席上，坐着首席大法官弗朗西斯·福布斯先生——亮光闪闪的秃脑门儿，目光锐利的棕色眼睛，由于过度劳累疲惫不堪，脸颊凹陷，略显憔悴。四个陪审员坐在萨拉面前那张雪松大桌子最右面。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白领巾，马甲上的纽扣闪闪发光，褶皱领，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悦耳的声音。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陪审员们会朝证人席伸长脖子，努力听证人们的证词。因为即使旁听席上的人们不再嬉笑怒骂，法庭上还是一片嘈杂。通向卡斯尔雷街和伊丽莎白街主干道的门永远敞开着，所以马车的嘎吱声、马蹄的嘚嘚声和过路人的嬉闹声不绝于耳。马路对面建造新法院的工地上传来工人们的叫喊声、敲打声、撞击声。不远处海德公园赛马场的喧闹声更是在法院上空久久回荡。
法院是临时改造而成的。这个地方最初是格鲁吉亚公立学校——一所孤儿学校。学校改为法院之前，审判在悉尼医院进行。到了1823年，政府宣布不能再把医院当法院使用。医院里散发着恶臭的病人发出阵阵呻吟，阳台上悬挂着洗过的床单、内衣、衬衫和衣服，在微风中拍打着，大煞风景。由于罪犯建筑师弗朗西斯·霍华德·格林威设计的法院尚未完工，接下来的两年里，这座两层楼的格鲁吉亚公立学校被选为殖民地法院，因为它有壮观的圆柱和宽敞的房间。
第一批为原告作证的人是福斯特太太和萨拉的姐姐伊丽莎白·考克斯。对福斯特太太的讯问很简短。她肯定地说，看到过佩恩船长的信，听到过他向萨拉“表白”。伊丽莎白说她也看到过佩恩船长的信，那些信被保存在“靠窗户那张桌子上的一个小盒子里”，而且他曾经“向她承诺”和妹妹结婚。
“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温特沃斯问道。
“他说，如果不履行诺言，就把眼珠子抠出来。”她回答道。
现在轮到沃德尔先生上场了。他站起身，从桌子上抓起几封信，像只乌鸦似的扑向伊丽莎白，连珠炮似的问了一大堆问题。没错儿，伊丽莎白说，她能认出妹妹的笔迹。沃德尔塞到她手里的那些信确实是萨拉写的。至于萨拉的性格以及她都与什么人交往，“她的朋友确实很少，但个个都非常优秀。库珀太太、福斯特太太……”
沃德尔插嘴道：“弗雷泽夫人呢？她经常和弗雷泽夫人在一起吗？”
旁听席上人们立刻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
“她和弗雷泽太太没有来往，”伊丽莎白用颤抖的声音说，然后又纠正道，萨拉和弗雷泽夫人一起出出进进，但那只是因为弗雷泽夫人一直住在他们家，“不，”她继续说，“萨拉从来没有在街上辱骂过佩恩太太。去年她晚上从来没有出去过。”
沃德尔回到桌子旁边，原告的最后几名证人被传唤。
托德亨特先生是萨拉姐姐的追求者，写得一手好字。他说，他“看到了这场恋爱的始末”，还帮助萨拉写过几封信。是的，他说，有一封是对佩恩“不当行为”的指责，而且“相当严厉”。“佩恩船长的行为让她非常伤心”，特别是“当她意识到他已经结婚，她没有机会了”。
“她的气色怎么样了？”沃德尔笑着问，“你要说她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有很大的变化吗？你会说她‘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吗？”
托德亨特看着萨拉凹陷的眼睛和苍白的脸色。
“不。”他撒了个谎。
萨拉的母亲考克斯夫人解释说，佩恩“可以自由出入他们家”，而且他答应，一旦离开大海就和萨拉结婚。她曾提醒他，“我们没有什么财产，只能给她一幢小农舍”，但是佩恩不介意。他说“除了娶萨拉为妻，别无所求”。是的，因为他半夜三更来他们家，萨拉确实和他吵了一架，但很快就言归于好，而且佩恩送了她一条围巾，请求原谅。后来萨拉很有礼貌地把围巾还给了他。
曾在达尔林普尔港工作过的水手乔治·威廉姆斯作证说，佩恩船长家境确实不错。他在许多地方都有农场、磨坊和房屋。
为原告的辩护以萨拉母亲的朋友贝克威斯夫人的证词结束。她记得考克斯太太问佩恩船长“为什么要欺骗萨拉”。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做承诺和烙馅饼一样，那层脆皮就是要掰开揉碎的。”
三
萨拉·考克斯是一个“货币女”，也就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她于1805年1月1日来到这个世界，父母都是流放犯。母亲范妮·莫顿于1796年被判犯有盗窃罪，父亲弗朗西斯·考克斯自1791年以来一直住在悉尼。他因为对赌博痴迷，还有入室抢劫的嗜好，被判七年徒刑，漂洋越海，把妻子儿女留在了诺威奇。弗朗西斯和范妮从未结婚，可能是因为重婚法禁止再婚，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和早期殖民地的许多人一样，没有太多时间结婚。同居是早期殖民地的常态，这意味着许多本地出生的人——富人也好，穷人也罢——他们的父母都认为没有必要让法律批准他们的亲密关系。早期殖民地的许多政府官员和法官都有私生子。萨拉的律师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是殖民地最富有的人之一——达西·温特沃斯和他的囚犯情妇凯瑟琳·克劳利生的三个私生子之一。
从萨拉出生到她因对方违背婚约提起诉讼的这二十年里，殖民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跌跌撞撞地度过了一个自由同居欢乐嬉戏的长夜，在新的道德清教主义的强光下眨了眨眼睛。1810年，不知疲倦的麦考瑞总督带着政府的命令来到悉尼湾，白色的褶边领结一直扣到下巴，一本正经地呼吁大家结婚。一位城镇传令官在大街上大声朗读题为《非法性交，由此而生的罪恶》的公告。麦考瑞在公告中，哀叹“在整个殖民地，不同性别的人不受法律约束，未婚同居，这种可耻和淫乱的习俗居然被如此广泛地采用”。他指出，女性在与她们同居的男性立遗嘱时，对遗产提出要求，并且获得成功。他宣布，这种做法将会终结。未婚同居“对宗教、礼仪和所有良好政府都是耻辱”，而婚姻对“道德和礼仪”至关重要。麦考瑞决心“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鼓励合法婚姻”。婚姻将成为新的规范，并将通过一系列法律手段制度强制执行。
麦考瑞和他之后的州长们为“结婚”提供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财产分割和继承权的问题。他们剥夺了同居夫妇的这些权利。居民，无论罪犯还是自由人，都需要得到州长的许可才能结婚。这一程序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罪犯变得更加严格，最终需要牧师的批准。对罪犯来说，还需要得到主人或女主人的批准。这种向更严格的道德秩序的转变不仅仅是由个体个性造成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福音派教义发展、男性化公共政治、越来越多的白人妇女远行到殖民地以及中产阶级崛起的产物。中产阶级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基础是声称自己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
如果我们探究一下沃德尔提到的那位捉摸不定的“埃莉诺·弗雷泽夫人”，就能看出这些新法律和道德准则的影响。弗雷泽夫人是一名囚犯，嫁给弗雷泽先生之后，享受到了政府新政策的好处，即与自由定居者结婚的妇女囚犯可以被指派为他们家的仆人——这意味着她们现在处于丈夫的管束之下。《澳大利亚人报》的一篇八卦报道说，这对夫妇于1824年“经双方同意”分手，原因是弗雷泽夫人挥霍无度，对他的兴趣越来越淡。那时候，帕拉马塔有一座阴森恐怖的三层楼房——女子工厂，1821年开放，用于“安置、控制、雇用和惩罚”被判刑的妇女。弗雷泽夫人成了“违法的在逃犯”之后，地方法官判处她到那儿服刑。五天之前，她与丈夫言归于好，再次获得自由。在萨拉法庭辩论会举行的那个时候，关于弗雷泽太太滥交的谣言在社区里流传：“他自作多情，单相思，”《澳大利亚人报》这样评价她的丈夫，“她垂头丧气，情绪低落。他的故事和她的故事众所周知。”
沃德尔对伊丽莎白·考克斯当庭质证时，伊丽莎白解释说，弗雷泽夫人与丈夫分居后一直住在考克斯家。萨拉的父亲意识到留她住在自己家里，一定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就要求弗雷泽夫人尽快离开，并禁止她再来拜访。沃德尔声称，对萨拉“品行恶劣”的指控完全基于她与弗雷泽夫人的“不当交往”。到19世纪20年代，一个淫乱的女人被视为社会和道德的污染源。仅仅因为和她在一起就有被玷污的危险。如果二十年前，弗雷泽夫人处于同样的境地，就不会遭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被社会排斥的现象，也不会因为离开丈夫而被关进监狱。
殖民当局为什么要惩罚未婚同居的人而奖励“明媒正娶”的人呢？部分原因与我们今天推崇婚姻的原因相同——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对伴侣尽心，对子女负责，把心思都放在关心和供养他们上，就会更勤奋，家庭也更安定。但也有一些19世纪早期特有的原因。澳大利亚是殖民地，当时婚姻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主要基于共同财产或商业利益的结合，变成基于男人养家糊口，女人依赖配偶的伴侣关系。这种约定俗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是新兴中产阶级的独特创造。资产阶级认为，与放荡无羁的工人阶级或冷漠无情的贵族不同，他们的婚姻建立在感情、荣誉、虔诚和戒色的基础之上。这一理念为温特沃斯反驳佩恩船长的论点提供了依据。佩恩为金钱而结婚，破坏了爱情的神圣性。金钱和婚姻之间的对立源于公共和私人的二分法，从观念上将商业和个人利益与家庭、爱情、婚姻的道德避风港分开。温特沃斯认为，佩恩混淆了这两个领域的界限，把婚姻变成了商业交易。当然，像沃德尔这样的辩护律师也会对原告提出同样的指控，他们指责原告用英镑和先令衡量一颗破碎的心付出的代价。
在定居者-殖民主义国家，婚姻也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从务实的层面讲，殖民化既需要占有原住民的土地，也需要欧洲殖民者在那里定居，通过奖励那些结婚成家的人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婚姻一旦达成，就被视为西方文明得到保障，成为防止殖民地滑向性放纵的堡垒。这种放纵被视为原住民和穷人的特征。爱德华·艾尔写道，土著人性关系的特点是“一夫多妻制，以及男女之间非法和几乎无限制的性交”。同样的批评也针对“下层社会”。在福布斯法官看来，他们被“单身男女之间的淫乱和放荡”困扰。爱德华·艾尔直接做了一个比较，得出结论说：“我不认为澳大利亚的野蛮人在倾向上或激情上比所谓文明社会的大多数下层阶级人士更糟糕。”在一个离英国——文明的发源地——如此遥远的移民殖民地，文明的外衣不堪一击。居民们随时都有堕落到自然状态的危险。法律的作用是引导这些群体走向文明，也就是国家认可的、合法的婚姻。
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工人阶级，特别是囚犯同性恋和性放纵的报道措辞越来越严厉，特别是那些参与自治运动和要求结束向殖民地运送囚犯运动的人的态度更加强硬。随着囚犯人数的减少（从1821年占人口的42.8%降至1841年的22.3%）和19世纪30年代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的增加，像温特沃斯这样的政治改革者，要求自治的呼声更高。如果这个殖民地想要拥有英国臣民在世界各地享有的所有自由和权利，就必须证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人。反对运送囚犯到澳大利亚的人认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移民是一群有礼貌的、勤奋的人，但他们的声誉因殖民地的坏名声而被玷污。“大报告”和莫尔斯沃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被定罪的妇女的待遇多么恶劣。反对运送囚犯的人士从这些报道所揭示的种种丑闻中得出结论，流放制度对所有定居者——包括士兵、警卫、法官、自由定居者、牧师等都有腐蚀作用。他们认为，罪犯的坏品质代表了殖民地的坏品质，道德上的救赎在于婚姻。正如J.D.朗在1837年对上议院运送囚犯特别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婚姻把“品质低下的女人变成了受人尊敬的人”。
随着反运送囚犯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发展，婚姻不但成为体面的主要象征，而且为夫妻双方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一时间，因违背婚约而提起的诉讼遍地开花。1800年到1850年列出的所有案例中，绝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律师们利用质证会为堕落的人们提供道德指导：“必须给被告上一课。”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案例中，陪审团得到的建议是，不仅要为原告的利益着想，而且要为新南威尔士州考虑。“在那里，通奸、诱惑，不道德和堕落的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邪恶，蜂拥而至。”同样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另一起案件中，原告律师对当天的判决感到满意，“认为这将使被告和其他人相信，他们不可能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践踏年轻女性的尊严。即使在新南威尔士州，把荣誉和诚实放在第一位，也是上策”。有罪判决有助于“清除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臭名昭著的污点”。这些法庭质证会的“教学效果”体现在许多方面：法庭旁听席上的听众、英语世界的读者（关于违背婚约的报道在帝国各地流传），帝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活动人士正在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运送囚犯，授予殖民地民事权利和政治自由。
如果我们把婚姻理解为中产阶级的骄傲和道德改革的工具，就能更好地理解萨拉质证会的意义，以及在一个因其犯罪起源而日益尴尬的社会中，违背承诺的行为所扮演的角色。19世纪20年代的悉尼正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一方面，佩恩船长站在流放地的暮色中，得意扬扬地宣称，所谓承诺就像馅饼皮一样，迟早会被“掰开揉碎”，一个人可能陷入一系列的恋爱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可以不受惩罚地结束。另一方面，代表萨拉·考克斯利益的观点认为：一个女人经历的“最大伤害”莫过于毁约。违背誓言是一种“背叛”行为。这是新殖民地的语言。在那里，婚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女人的体面以及殖民地的体面，都取决于男人是否遵守婚姻承诺。
四
对原告的质询结束后，沃德尔大步走向陪审团，开始了他的演讲。
“为什么这是殖民地第一次审理此类案件？”他问，“因为这个国家的女士就像马一样，非常稀少。而我博学的朋友使她们更加珍贵。一位绅士是不敢轻易和一位女士说话的，因为害怕必须做出什么承诺。”
沃德尔和温特沃斯在法庭上是对手，但他们已经是六年的朋友了。事实上，他们在悉尼被称为“姐夫小舅子”。他们一起开始从事法律业务，并创办了殖民地的第一份独立报纸《澳大利亚人报》。他们都是舞文弄墨的文人，涉猎诗歌创作，深知文字的力量。为了获胜，沃德尔必须给大家讲一个比温特沃斯提供的更可信的故事。
沃德尔知道笑声是最有用的武器。他挑挑拣拣，朗读萨拉的那些信，包括另一位追求者苏特先生的来信。“这里有一系列可以发布的信件，”沃德尔宣称，“看来，佩恩船长是唯一给了她快乐又让她痛苦的人。然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追求她的人。”旁听席上哄堂大笑。沃德尔微微一笑，然后更严肃地说：“我不明白这位女士为什么到法庭来要求赔偿，因为她不能证明自己遭受了损失。既然原告认为（婚姻）只是一种商业契约……如果她还能找到丈夫，那么她的损失在哪里呢？”
沃德尔传唤了他的第一位证人弗朗西斯·米切尔先生。米切尔先生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被告，但他确实认识大卫·苏特。应苏特的请求，米切尔还“派了两只鹦鹉给原告送去苏特先生的便条”。萨拉身后的人群发出一阵窃笑，她无疑涨红了脸。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沃德尔笑着问。
他回答说：“我知道它们从原告那里飞走了。”旁听席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法官叫大家保持安静，遵守法庭纪律。
“米切尔先生知道苏特先生不久就要和考克斯小姐结婚吗？”
“我听说过，但忘了是谁告诉我的。反正苏特先生没有对我说过。”
下一位证人是约翰·阿姆斯特朗，考克斯夫人家的仆人。他被传唤到证人席上后说，过去，他“替原告给被告送了很多次纸条，但考克斯太太说，如果我再这么干的话，他们就要惩罚我”。是的，他听到过考克斯太太骂佩恩船长是流浪汉，还把他赶出过家门。但是接下来三名证人的话让阿姆斯特朗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他们都证明，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最后一位证人奥尔派克船长补充说，佩恩曾经答应给阿姆斯特朗“六加仑另加一瓶朗姆酒”以及“一顶新帽子和一套衣服”，以换取证据——这也许可以解释佩恩是如何设法拿到大卫·苏特写给萨拉的信的。
温特沃斯站起来致结束语：“为被告辩护的意见有两个层面。首先，（契约）可以解除；第二，没有人受到伤害。”反驳第一个论点很容易：萨拉的信。他说，“没有证据”显示她曾经解除与佩恩的婚约。至于萨拉是否遭受损失的问题，他说：“我那位博学的朋友似乎真的认为女人就是他影射的供男人享用的动物、发泄兽欲的机器，如果有了丈夫，就不会受到伤害。”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萨拉拒绝了苏特。但即使“并非如此，独身是违背契约的必然结果吗”？至于佩恩，“他在结婚后的三周内继续向萨拉求爱，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担心莱弗顿夫人迟早会把他踢出门外……尽管我们无法弄清是谁散布了关于萨拉道德败坏的谣言，但显然是被告，因为没有别人对诋毁她的人格感兴趣”。温特沃斯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萨拉走上法庭。“这些到处流传的不实之词是诉讼的起因。陪审团的先生们，按照你们的裁决，将把她送到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可是如果你们当中有为人父者，”他总结道，“请想一想，面对这样的结果，你们会作何感想？或许你们会同意给予她一定的补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她所受到的伤害。”旁听席上人们低声表示赞同，温特沃斯回到他的桌旁。
沃德尔不能否认萨拉与佩恩曾经有过婚约，而且他很坦率地承认，所谓萨拉解除了与佩恩的婚约的说法缺乏证据。他的结束语集中在殖民地人口统计学的特点上。他反驳说，在一个正常的“爱情故事”被男女比例失调颠覆的国家，萨拉非但没有受到伤害，反而有很多机会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些因对方毁约而终身悲伤的少女的故事在这里毫无意义。
沃德尔的话不无道理。1833年，男性占新南威尔士州人口的73%，在一些偏远地区，男性的数量是女性的二十倍。沃德尔颠覆了温特沃斯的观点，即佩恩将婚姻视为一种商业交易。他认为，萨拉一面和第二个情人勾勾搭搭，一面将第一个情人告上法庭，是一个“贪婪的阴谋家”。他说：“一个女人因为不能让情人信守诺言而诉诸法庭寻求赔偿时，实在病得不轻。”
陪审团退席商议，经法官指示，大家一致认为：佩恩给萨拉的信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几分钟后，他们带着对萨拉·考克斯的判决回来了。她得到包括诉讼费在内的100英镑损害赔偿金。以今天的价格计算，萨拉赢得了大约18万美元。恢复名誉后，就可以“没有污点”，堂而皇之地走进这个世界。
然而，在质证会六个月后，萨拉生了一个孩子。温特沃斯在他的银行存折上记录了这个孩子的信息：1825年12月18日，托马森·温特沃斯出生。当时人们叫她蒂米，是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和萨拉·考克斯的私生女。
按照沃德尔的说法，这就是萨拉在法庭上看起来“苍白而憔悴”的原因，也是“我提起这事时感到恶心”的原因。当陪审团猜测她是否贞洁时，温特沃斯和他的好朋友沃德尔知道萨拉一点也不贞洁。萨拉·温特沃斯的传记作者卡罗尔·利斯顿找到了蒂米的出生证明，她认为萨拉很可能在质证会期间就有了早孕反应，当时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这是殖民时期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条八卦，但却给萨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她打赢了这场官司，但即将生下的私生子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值得尊敬的权利。
五
沃克卢兹庄园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高踞于周围的风景之上：一座郁郁葱葱的热带花园，一条碎石铺成的马车环行道，砂岩马厩，看管罪犯的军营，一块蔬菜地与山下的海滩相连。从悉尼市中心驱车二十分钟就到了。一条道路沿海岬蜿蜒而上，老无花果树在弯弯曲曲的小路旁伸展开令人敬畏的枝干，宏伟的房屋威风凛凛地面向大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辣味。站在山顶，悉尼在左边的地平线上铺展开来，平面风景和二维的轮廓映衬着傍晚的天空。我站在宅邸前，看不到任何入口。从花园里举目四顾，看得到一座两层楼高的赤陶色建筑，屋顶上有童话故事里的壁垒和塔楼。凸出的落地窗通向阳台，但绝对没有前门。
我绕到萨拉·考克斯和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的访客可能到达的那一侧，沿着马车环形道，来到一扇白色的大门前。院子里有蓝白两色瓷砖镶嵌的喷泉，旧酒桶里种着蕨类植物，一条带顶篷的拱道将厨房、餐具室和房子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座庭院有一种让人轻松愉快的爱奥尼亚式的美，但按照19世纪的精英标准，似乎有些奇怪。引导人们进入房子主要区域的门厅在哪里？为什么访客可以直接进入房子最私密的区域，看到厨师弯腰曲背，在烧木柴的炉子前忙忙碌碌的场面？
萨拉和威廉知道他们这幢房子的古怪之处。1827年至1853年，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威廉成了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最富有的牧场主。在正常情况下，妻子会支持他参加没完没了的晚宴、舞会和慈善活动。为了维持家族地位和温特沃斯的政治权力，待客应酬也应该是萨拉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一条空空荡荡的走廊尽头——这条走廊在房子里面的一堵墙前“戛然而止”——留下未完工的portecochère——客人下车的马车出入口——的痕迹，却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故事。用简·富兰克林夫人的话来说，萨拉“非常漂亮，和蔼可亲，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但当然没人拜访过她”。如果陪审团在审判萨拉·考克斯时，认为他们会让她进入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那么她肚子里的胎儿就讲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1847年，一份报纸评论萨拉的不贞时说：“在世人眼里，一个女人失足一次，就永远堕落了，在社会上犹如死了一样。她受到的惩罚确实比死还可怕。”萨拉可能在法庭上行使了她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取得了胜利。但当她成为温特沃斯的情妇并生下两个私生子时，她失去了参与社会的所有权利。萨拉和威廉无疑已经知道，在19世纪早期，爱情由一种社会法纪机制约束，这种机制往往比国家的法律更为严厉。
分析爱情和法律的纠缠意味着探索欲望如何受制于政府围绕婚姻展开的正式的宣传活动。但也涉及挖掘爱情非正式的法则，并让我们自己熟悉这些法则是如何被社会裁决的。让我们从家庭说起，家庭在规范爱情方面的首要任务，通常是调查了解，摸清对方的情况。然而，不是摸清其内在的自我、个性、脾气或爱好，而是对他的公众形象、商业声誉和社会地位的讯问，通常还包括他是否隐瞒了之前的婚姻。正如佩恩船长在表达“希望与家庭结盟”时所承认的那样，也如温特沃斯慷慨陈词要求陪审团想象一下萨拉父亲受伤的感情时那样，婚姻恋爱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的经历，而不只是个人的体验，是一种由家庭和亲属控制的情感。我们从佩恩船长写给萨拉的一封信中得知——这封信是在档案中发现的，但没有在媒体上报道——萨拉的父母听到一些对他不利的流言蜚语，他需要在萨拉一家接受他为追求者之前自证清白。佩恩写道：“你的父母竟然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我感到非常难过。”他的策略是攻击“举报人”的可信度：“那些不实之词出自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之口，一个对我一无所知的人，因此无法判断我的意图。”估计萨拉的父母对这个解释很满意，因为没有人再提到这个谣言。在米勒诉布雷特案（1832）中，原告的监护人收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布雷特重婚，并委托他们的朋友警察局长吉尔克斯进行调查。吉尔克斯“走访了几个人”，向他们了解情况。虽然布雷特先生的名誉已被洗刷干净，但他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于是解除了婚约，并为自己不得不“放弃与你家结合的打算”而感到遗憾。
佩恩船长和布雷特先生这样的追求者不得不接受这种不乏羞辱性的调查，原因很简单。正如历史学家彭妮·罗素和克尔斯滕·麦肯奇指出的那样，悉尼和霍巴特是移民城市，个人历史不为人知、家庭过去不为人知的来路不明的人可以编造新的身份。重婚，对一个女人的后果可能是可怕的。如果布雷特先生的妻子在他和米勒小姐结婚生子后再次出现，丽贝卡的孩子就会被宣布为私生子，婚姻就会无效，这将剥夺她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在早期殖民时期，重婚是相对普遍的——七年的流放生涯，没有家人陪伴，再加上已婚罪犯享有的特权，无形中助长了这种做法。而直到1838年，还没有正规的婚姻登记制度，想要弄清楚人们真实的婚姻状况更是难上加难。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局开始取缔这种做法。米勒小姐的监护人关心对方的婚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普通人已经认识到，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符合法律要求。殖民时代的背景下，人与人的关系坦率、务实，缺乏想象力。如果我们让爱迷住眼睛，理想化你所爱的人，而实际上，并未看到他们真实的样子，那么婚姻恋爱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是谁？”——就让人倍感焦虑。
然而，隐私是19世纪家庭生活中最珍贵的美德之一，尽管中产阶级比劳苦大众更享受这一美德。但是，作为殖民地的生活特征，在社区“高水平”的监视之下，隐私也是被习惯性侵犯的权利。“这个地方和英国不一样，”萨拉·考克斯曾经的邻居、如今印在澳大利亚20元纸币上的囚犯企业家玛丽·雷贝抱怨道，“你在每个人的注视下生活，你的品格受到富人和穷人的审视。”那时的悉尼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人们既不愿意暴露身份，又仿佛患了“幽闭恐惧症”。大家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彼此，各自的来龙去脉伴着流言蜚语四处传播。调查主要通过面对面的讯问，“由一群贪婪的、爱刨根问底、想入非非的警察完成……搜集所有关于你生活习惯的信息。”布雷特先生的辩护律师如是说。寻求个人信息的信件在社区流传，通常还会在更大范围内扩散。鉴于船只从英国运送邮件需要六个月的时间，确定某人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法院判决，米勒小姐的父母调查追求者的权利高于追求者本人的隐私权。
一旦父母决定接受追求者，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订立婚约。追求者和父母将这个环节视为重要的法律程序。在萨顿诉汉弗莱案中，结婚的口头协议被称为“婚姻条约”，而在霍桑诉斯蒂尔案中，结婚的提议被称为“口头合同”。他们“握了握手，目击证人说，没有正当理由就分手，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可耻的”。在一群证人面前宣誓，则可以确保承诺的真诚与合法。以萨拉的案子为例，佩恩船长向萨拉求婚后，对她姐姐说：“如果不履行诺言，就把他眼珠子抠出来。”这种指天发誓倘若和随后举行的仪式联系起来，就能将承诺与信口开河区分开，并将其转化为如J.L.奥斯汀所说的“言语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说到某事就意味着要做到某事。和老一辈一样，我们仍然认为承诺和发誓是对未来生活的安全保障，因为生活可以被婚姻恋爱改变。和长辈一样，我们永远不可能比了解自己更了解别人，只是希望通过婚恋求得一份安稳。不同之处在于，爱的誓言具有法律效力，是对一个家庭众多成员的承诺，而不是恋人之间的喃喃低语。违背誓言会改变一个人的声望。在世人眼里，他不光彩，不守信用，在婚姻和事业上都不值得信任。
只要求婚者有一点点不道德的行为，都会面对非正式的“爱情法庭”的审问。主持这个“法庭”的是女方的家人和朋友，从街角到花园甚至厨房，都可以是“开庭”的地方。贝克特夫人和她的朋友库珀太太把佩恩带到库珀太太家，逼问“他欺骗这位年轻女士的动机”。“审讯”之后，对“被告”的惩罚可能是散布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例如，萨拉的母亲后来被指控在街上称佩恩为“流浪汉”。在许多案例中情况更糟，被抛弃的妇女愤怒的兄弟会用拳头或棍棒教训“被告”。
在一个求婚需要向家人提出、了解追求者被视为社区任务的地方，在一个用简·奥斯汀的话来说，任何感情的动摇都会被“一群自愿的探子”盘问的世界里，恋人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许多表达爱意的方式，包括当时所谓的“做爱”——牵手、亲吻、写情书、一起散步、相互拜访、交换礼物和当作信物的头发——都被理解为有约束力的“承诺”。
情书尤其为恋人开辟了一片“正义空间”，让他们得以书写并质疑爱情法则，同时呈现理想化的自我版本。历史学家与哲学家都将书信视为现代“自我”形成的主要途径之一。“书写，是为了变成不同于现在的自己，”米歇尔·福柯沉思道，“是为了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凯伦·利斯特拉甚至直言，美国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情书写作中蕴含的自我塑造。“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体验根植于‘理想自我’的概念，”她在论述美国中产阶级时如是说，“这个‘理想自我’无法在公共角色中充分展现，只能向一个人袒露。”而“完全私密”的情书，不仅是“理想自我”的媒介，更创造了“理想自我”。
我觉得萨拉·考克斯的信很有趣。因为那些信不符合历史上人们对情书的共识。父母可能教过她读书写字。但是在翻阅了米切尔图书馆存放的她的信件之后，我可以证明，她似乎并没有把信件当作表达个人思想感情的“文学”，而是当作一种纯粹的办事方式。7她并不认为信件是私人的或神圣的。她姐姐告诉法庭，萨拉的信放在桌子上一个木盒里。而且她也不是喜欢写信的人。托德亨特先生承认，按照当时的习惯，有些信是他替萨拉抄写的。那些信件显然给了她诉诸法律、尝试审判权的空间——审问和对佩恩船长做出判决——但字里行间，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美化自己，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通过文字放飞自我。相反，她的许多信件读起来更像是演讲，没有丝毫文学色彩。这反映了前工业时代的口头文化。有一封信写道：“我被告知，这两个月不应该考虑结婚，也不应该和任何年轻男子说话。你觉得怎么样？”戛然而止，没了下文。
萨拉的情书可能显示了中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的鸿沟。对中产阶级来说，写情书是一种自我发掘的愉快的体验，而劳苦大众中的许多人由于缺乏时间、受教育程度低，无法为对方的快乐而精心制作情书。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萨拉的信只是表明“自我”。这个“自我”通过口头语言和手势得到直截了当的表达，是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的寻找，是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不合时宜的努力。
六
萨拉一辈子都因婚前与温特沃斯的性行为而遭受惩罚。她的第一个女儿蒂米十七岁时，也就是到了可以开始与追求者约会的年龄时，温特沃斯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而萨拉尽管在1829年就已经嫁给温特沃斯，但在社会上依然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像19世纪任何一位资产阶级成员的母亲一样，萨拉负责安排孩子们的婚姻。但与那些更受尊敬的母亲不同，她被排除在各种舞会和聚会之外。在那里，她的孩子们可以遇到同样富有的绅士。后来，蒂米通过温特沃斯的嫂子伊丽莎·温特沃斯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律师托马斯·J.费舍尔，并于1844年结婚。
婚礼一结束，托马斯·费舍尔就切断了与温特沃斯夫妇的联系，还禁止蒂米与父母相见。这种疏远持续了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次例外。蒂米怀孕出现并发症，托马斯·费舍尔允许萨拉照顾她。然而，蒂米生下孩子后，萨拉又被剥夺了与女儿相见的权利。托马斯如此对待蒂米，萨拉的嫂子伊丽莎感到惊骇。“天知道！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妻子对丈夫的责任，”她写道，
倘若他的命令是合法的、公正的，我应该愉快地、心甘情愿地服从。但是倘若他的命令违反并与天父的命令完全对立，我当然会遵从自己良心的命令。我无法理解一个丈夫——一个基督徒丈夫怎么能要求妻子抛弃父母，抛弃曾经对他们的孩子表现出最温暖、最忠诚的爱的父母。
这是一段精彩的文字，完美地展示了爱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有时在法律层面相互冲突。而通过法律，对父母的爱、浪漫的爱、神圣的爱、夫妻的爱被规范。
我们可以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说起，即家庭是一个由丈夫主持管理的场所，妻子心悦诚服地服从丈夫的“合法命令”。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取决于丈夫能否养家糊口，也取决于丈夫的“命令”是否符合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像19世纪的许多女性一样，伊丽莎认为神圣法比丈夫的父权法律更具权威，并以此作为不服从丈夫命令的理由。但这里还有另一条法律也影响了托马斯·费舍尔的“禁令”。伊丽莎小心翼翼地规避这条法律——女性在结婚前必须保持贞洁。到19世纪中期，女性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性贞洁来定义的。任何违背这条法律的行为都使女性成为被抛弃者和污染物，而且认为她会把道德沦丧遗传给孩子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托马斯·费舍尔能像他声称的那样，真心实意地爱他的妻子，但同时又冷酷无情地把萨拉和她的女儿分开。
对萨拉来说，精英阶层的排斥加剧了家庭内部的排斥。1847年，在被精英圈拒之门外多年之后，新任总督查尔斯·菲茨罗伊爵士邀请她参加在总督府举行的女王生日舞会。以总督府为中心的上流社会人士知道萨拉和另外两个“名声不佳”的女人也在嘉宾名单上时，纷纷收回出席舞会的承诺。首席大法官反对她们出现在那样的场合，所谓受人尊敬的妇女们更不愿意与她们为伍，报纸上讨论了这件事。《阿特拉斯报》指出：这样的妇女应该被排除在外，“以保护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免受她们可能传播的传染病”。萨拉出于极度的自尊，拒绝了总督的邀请，才使由此引起的“公愤”最终得以平息。
这一场风波过后，萨拉决定搬到英国去。就像温特沃斯在议会辩论中才知道父亲当年因公路抢劫罪被定罪一样，萨拉的孩子们也是通过报纸报道得知母亲不好的名声。她于1853年离开澳大利亚，次年温特沃斯也离开那里。虽然萨拉渴望回到沃克卢兹庄园的“乡村小天堂”，但也只是回去小住几天。她的余生在英国度过，于1880年去世并安葬在那里，远离她深爱的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他直到今天仍长眠在沃克卢兹故居。
七
“你觉得温特沃斯和萨拉为什么决定结婚？”我问梅尔。她现在是沃克卢兹庄园的管理人。这似乎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但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前一天在米切尔图书馆看了一些关于温特沃斯的资料。看到他因为在公共场合酗酒而被捕时怒不可遏的样子，读到他想要建立自家“王朝”的宏图大志，我不由得笑了。1817年，他向麦克阿瑟家的女儿求婚。他写信给她的父母，说这段婚姻将使“我们两个家族未来更加体面、辉煌”。可是，他被拒绝。因为他父亲背着个“公路强盗”的坏名声。“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情感婚姻，”梅尔回答道，“萨拉是个坚强的女人，也许她曾经威胁要离开温特沃斯。”我觉得此话有理，19世纪20年代末，温特沃斯出轨，在悉尼酗酒、骂人、调情。凡此种种自然可以支持她的看法。而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萨拉用自己的名字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注册。“当然，”梅尔说，“也许在19世纪20年代末，温特沃斯说：‘好吧。我爱这个女人。她很坚强，很能干。’这可能有点浪漫，但我愿意相信，因为他们真心相爱。”
1829年，在他与萨拉结婚前一个月，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了一首关于她的诗：
萨拉
我必须爱你，永远爱你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火光消逝，
你还在灯里。
我们今天所说的爱情，往往只能在违背婚约的质证会的阴影下，在践踏责任义务的任性的激情中，或者在蔑视信守承诺的规则、颠覆父母之命的欲望中看到。至于萨拉的案例，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从她和温特沃斯之间的偷情，而不是从她和佩恩船长的关系中发现爱情。佩恩船长是通过给她父母的一封颇为拘谨的信开始他们的“恋情”的。
今天，浪漫的爱情通过个人意志维护自身的权益，通过漠视法律——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证明自己。但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不能简单地将爱情归咎于个人意愿的体现。萨拉和威廉的爱情是由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塑造的。那是一个越来越不容忍同居的世界，婚姻是两性亲密关系唯一合法的结构。19世纪早期，人们主要关注一个人履行社会和道德义务的能力，从实用主义出发考虑问题，比如养家糊口或做家务的能力。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爱情是一种发现社会身份背后那个人真面目的快乐的过程。我们相互提出问题，研究对方的行为举止，仔细琢磨每一句话的弦外之音，努力猜测爱人的秉性，不受公众角色或文化规范的限制，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像萨拉和佩恩船长这样的情侣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关心的问题只涉及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婚姻中扮演的角色。任何“肮脏的秘密”很快就会被悉尼街头的好事之徒翻腾出来，传播得沸沸扬扬。爱情和婚姻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人们认为责任比个人幸福更重要。婚约不是彼此的海誓山盟，而是面对公众的声明。法律义务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随着国家试图将与爱情相关的问题纳入法律范围，引导其成为国家认可的婚姻形式，社会监督也愈来愈成为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补充。
然而，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围绕婚姻展开的政府宣传活动不是单方面的。历史学家常常设想，在一个爱窥探别人的秘密并且施以压力的国家，政府总是试图监管人们带有叛逆色彩的关系，控制殖民地人民的“叛逆之心”。萨拉·考克斯一案的审判表明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她倒霉的爱情故事被送上法庭时，佩恩已经经历了一系列非正式的“欲望法庭”的“审判”，并且一直被非正式的爱情法则制约，遭受公众舆论的谴责。法院和社区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让男人遵守承诺。因为女人的声誉和生计依赖于男人在婚恋中的荣誉。妇女缺乏养活自己或子女的经济能力，因此有可能成为社区的负担。萨拉·考克斯后来的经历充分证明，女性违反法律、道德或社会规范的性行为与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佩恩可能因为他的背信弃义而受到了社区监管机制的惩罚——毕竟，信守诺言是商业社会中男性荣誉定义的核心，但这与萨拉受到的惩罚相比，微不足道。萨拉为所谓的不忠付出了终身耻辱的代价。
到1861年，新南威尔士州二十岁以上的妇女中有77%已经结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变化表明受人尊敬的文化的胜利。萨拉·温特沃斯的经历在很多方面都诠释了这种转变，但我认为需要指出的是：萨拉在精英圈子里活动，她的案例闪烁着反对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另类道德的光辉。事实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使用法庭案例进行研究，有一点让人高兴。那就是，法庭案例显示一个社会不同观念、不同规范之间的竞争多么激烈，涉及的范围多么宽泛。法庭是道德争论、辩论和反辩论的舞台。违背承诺的案件看起来像一座巴别塔，诉讼当事人、律师、法官、陪审员和报纸记者说着不同的道德语言。例如，斯通小姐在19世纪30年代赢得了一场官司。尽管房东说，“有三四个男人不断地来家里找她”。一位邻居描述说，她敲门时，斯通小姐来开门，“头发披在肩膀上，脊背露在外面。一个名叫凯尔西的男人躺在床上”。这个凯尔西很可能就是十年后在一场违背婚约的诉讼中为自己辩护成功的那个凯尔西先生。在凯尔西的那场诉讼中，他的朋友詹姆斯·洛德承认与原告发生过性关系。质证时，被问及当时是否已婚，他回答说：“我说的是，认识原告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但我现在没有结婚。和别人的妻子住在一起不算结婚。可我又不能说我没结婚。”88倘若把目光投向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州的流放地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墨尔本最早的一个案件（1841）中，戈尔曼小姐成功地起诉了她的伴侣奥尼尔先生。而戈尔曼夫妇——来自蒂珀雷里a的臭名昭著的妓院老板——的背景从未受到质疑。一个男人作证说，他看见戈尔曼小姐和奥尼尔先生在她的寄宿公寓里一起“躺在床上”。他说他吻了戈尔曼小姐，“看到埃文斯也和她一起玩，她也和他一起玩”，但他断定“她是个品行端正的人”。
婚姻征服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人浪漫的幻想。这一点通过数字可以得到证实，但我们不应该假设这种征服完全彻底。在目击者更为坦率的陈述中，我们看到与异性恋相对抗的形式微光闪烁——放纵，寻欢作乐，完全无视中产阶级规范的婚姻、道德和礼仪。
从早期殖民地到自治时期，国家权力对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发生了改变。早期殖民地统治者几乎没有发布过限制婚恋的命令，后来发展到制定婚姻普通法、规定惩戒权，并且被越来越多（尽管从未完全）遵纪守法、接受基督教道德规范的人接受。到本世纪中叶，结婚的人比早期的流放地要多。人们在教堂结婚，一个完备的登记系统建立起来，记录了人们的婚姻关系。随着婚姻成为社会上唯一可以接受的爱情终点，求爱也被国家权力约束。19世纪三四十年代越来越多违背承诺的诉讼就证明了这一点。爱情和法律深深地、无处不在地纠缠在一起。正如温特沃斯在写给萨拉的诗中所说：爱情意味着义务和责任。“我必须爱你，”他写道，“永远爱你。”
也许是对萨拉遭受的痛苦的补偿，她的婚姻充满爱。1872年，温特沃斯在多塞特去世后，萨拉满心悲伤，打开信笺。“我仿佛还在梦中，”她在给女儿蒂米的信中写道，“虽然看到那把椅子空空荡荡，但还是无法相信。灯光已经离我们而去，只留下一片凄凉。是他使我们家如此欢乐。”
（本文摘自艾莉西娅·西蒙兹著《作为呈堂证供的情书：爱情与法律的亲密史》，李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