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吉辛：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质者

乔治·吉辛（1857年11月22日-1903年12月28日）

在十九世纪英国的都市小说家中，乔治·吉辛无疑是最具神经质（此处并非指临床意义上的神经症或日常语境中的性格缺陷，而是指一种对现实高度敏感，无法与社会结构自然和解，因而将冲突持续内化并持续反思的精神状态）气质的重要作家之一。受损的自我迫使他退入一处由自身构筑的孤绝之境。然而，正是这种孤绝，悖论般地孕育出具有高度社会洞察力的文学作品，其内在动力源自一种异常敏锐的心理洞察。也正是在这里，文学向写作者报以回馈：作者个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了近乎严丝合缝的对应，而这个世界又乐于映照并放大他那受困的灵魂。吉辛的二十二部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维多利亚时代等级制度所制造的苦难为背景，讲述着那些富有才智与性情的个人，在既无金钱亦无人脉的现实中所遭遇的不幸。这些作品始终流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忧郁：主人公执拗地维系着贯穿其一生的匮乏感。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像吉辛这样反复而富有成效地沉思一种制度的失败，正是这种制度，一再将有才华的男女推向情感上的无能，并最终加深了其精神上的孤立。我们认识他们，仿佛他们正对着我们开口说话。他们那愤怒而强烈的投射，与我们自身的经验彼此呼应，提醒着我们：在神经质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异常亲密的关联。

《生于流放》（Born in Exile，1892）是乔治·吉辛最具自传意味的一部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他几乎已经承认：主人公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度”本身。三十岁的戈德温·皮克穷困潦倒，却深信自己才智出众。他独居于一间出租屋内，怀抱着近乎厌世的愤懑。他认定自己之所以变得如此尖刻、与社会格格不入，是因为身处的社会拒绝给予他任何成功的机会。然而，小说所揭示的恰恰是另一层真相：正是他的尖刻，使他无法赢得那些原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人的信任与好感。一次，在埃克塞特度假期间，戈德温结识了一位旧日同学的家人。这家人家境殷实、立场保守，同学的父亲略具诗人气质，急切地试图在宗教信仰与新近的科学发现之间寻求某种调和——这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主题。他被这家人，尤其是家中的女儿深深吸引。于是，他谎称自己正准备投身神职工作，并声称此举就是为了实现与同学的父亲一样的调和。当然，他在撒谎，在朋友眼中，他一向是一个极端轻蔑宗教的无神论者。然而，由于过度渴望被周遭的世界接纳，他为自己的欺瞒赋予了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结果，谎言败露，名誉扫地。尽管他与那位姑娘彼此相爱，但这段婚姻意味着她必须与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彻底决裂，因此她没有接受。戈德温随后出国，试图重新恢复自己的精神平衡，却最终在维也纳“恰到好处地”死去。

《生于流放》1892年初版扉页

这部小说的力量，正体现在主人公对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展开的那种高度精细的、近乎执念的持续探究之中。在惶恐不安中，戈德温·皮克反复纠缠于自身处境，在自我谴责与自我辩护之间来回摇摆。随着情感层面的推理逐渐澄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始终是在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走向自我瓦解。临近结尾时，他向那位品性高尚、自己曾赢得却又最终失去的女性坦陈道：

我最强烈的情感，似乎总是卷入反抗之中。即使偶尔生出一丝温柔，随之而来的也必定是成百上千种激烈怨恨、翻涌不息的情绪。对我而言，在日常交往中显得温和、面带笑意，始终需要付出刻意的努力。我不得不一再扮演这样的角色，而正是这种日渐熟练的扮演，使我在真正被温情触动时，反而无法不对自己心生怀疑。

至此，我们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对戈德温·皮克而言，通往世界的代价，是一种内在的流放，一种不断滋养怀疑与猜忌的生存状态。即便他偶尔得以被体面社会所接纳，那也只是因为那个社会从未真正看清他是谁、究竟是什么，它所接纳的，不过是一种暂时成立的幻象。而这种幻象注定难以维系，终将被打破，甚至在必要之时，会由主人公亲手将其摧毁。

正是对无从逃避的局外人处境的执着——它源自内心，又被外部世界不断强化——构成了真正属于吉辛的写作疆域。他对这一内在处境的认知与理解，已然深入骨髓；也唯有在完全进入那个自认为天生便是局外人的内心时，他的写作才显现出卓尔不凡的力量。人们常认为他多少带有点社会主义色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归入女性主义者之列，仿佛他意在为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发声；事实上，他既非前者，亦非后者。他蔑视工人阶级（认为其由野蛮人构成），轻贱女性（视其天性低劣），并憎恶民主（不过是乌合之众的统治）。他唯一真正关心的，是他所理解的，在社会中沿袭已久的，对那些“注定无法融入常规社会的异质精神”的埋葬。“反对”就是他的立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能够与同时代、同地域的其他伟大小说家相提并论。无论是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还是乔治·艾略特，其政治性未必比吉辛的更加鲜明。他们同样被一种景象牢牢吸引：在体面社会步调一致、冷漠而严整的运转之中，个体的精神如何被一步步地消耗、摧毁。

写作中的乔治·吉辛

1857年，乔治·吉辛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父亲是一名药剂师，可惜英年早逝，致使妻子及五个孩子陷入了一种看似体面、实则拮据的贫困之中。

吉辛天资出众，凭借奖学金入读曼彻斯特的一所学院，前途一度光明，甚至有望获得新的资助，前往伦敦大学继续深造。在学院就读期间，他表现优异，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奖项与荣誉，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天生适合走一条学术之路。按理说，他的人生似乎已稳妥铺就。然而，此时的吉辛却显露出一种致命的性格组合：骄傲与不安并存。正是这种组合，在其一生中不断驱使着他走向自我毁灭。18岁那年，还在学院求学的吉辛开始在街头游荡，寻找性刺激。正是在那里，他结识并爱上了一个年轻妓女——内尔·哈里森（Nell Harrison）。吉辛将内尔以及她对他的依赖都极致浪漫化了。在临近毕业时，他为了内尔偷一名同学的钱，结果被抓。他不仅被学院开除，还被判入狱一个月。正如《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那位法国中尉，吉辛等于将自己的一生与羞辱绑定。至此，他的人生轨迹已被锁定。出狱后，吉辛被家人送往美国。他在那里待了一年，整日漫无目的地漂泊，写下了最初的几篇小说，也几乎被一种后来将伴随其一生的孤独所吞没。返回英格兰后，吉辛再次寻找内尔·哈里森并且找到了她，出人意料地与之成婚。两人婚后移居伦敦，住进了出租屋。吉辛一方面开始了艰难的写作生涯，另一方面不得不适应一种挥之不去的羞辱感。在他看来，自己背负的污名已将他永久地排除在了体面社会之外。至于这段婚姻，它的结局几乎不言自明：结合迅速演变为一场彻底的灾难，两人在几年之内就分道扬镳。

吉辛始终占据着一个被体面社会排除在外的位置。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仅活了46岁），他不断向这样一个位置逼近，而现实也从未缺席，始终在这一过程中持续配合、步步相逼。两位感受力与气质迥异的英国作家，都敏锐而准确地勾勒出了他的这一处境。

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吉辛确实是在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座笼罩在迷雾与煤气灯之下的伦敦”对抗。那是一座“由酗酒的清教徒构成的城市，在那里，服饰、建筑与家具都丑陋不堪，一个工人阶级的十口之家挤居一室，几乎已成常态”。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书卷气十足、过度文明且迷恋古典文化的人，发现自己受困于一个天气寒冷、烟雾弥漫的新教国家，在那里，没有厚厚的金钱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开，便绝无舒适可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则指出，到了1884年，吉辛的作品已经开始拥有市场，他也能够以写作为生了。不过，他还是执着地沉浸在那种糟糕的感受里：“贝克街的列车在窗下嘶嘶地喷着蒸汽，楼下的房客把他的房间熏得乌烟瘴气，女房东的态度蛮横无理，杂货商拒绝送糖上门，他只得亲自去取。浓雾灼烧着他的喉咙，使他染上感冒，并且一连三个星期未与任何人有过只言片语。”

文学圈子里的人开始主动接近他，H.G.威尔斯甚至坚持要与他结交。然而，吉辛依旧将自身处境体验为贫穷与孤独，仿佛注定只能与——如果真要有人作伴的话——世上最不幸的人为伍。直到1890年，他仍在一封致一位熟人的信中写道：“这就是我的命运：被上等人认识，却只能与二等人，甚至三等、四等人交往。永将如此。”正是这种由自我制造的孤立，使他陷入了一种自觉无路可逃的困境。在给同一位熟人的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这种孤独正在要我的命。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必须重新开始旧日的寻找，找一个还算体面的劳动妇女来与我同住。我穷得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却又无法独自生活。”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设想：1888年，内尔在伦敦的一处贫民窟中独自离世；此后，吉辛在街头结识了一位女仆，并与之成婚。他的第二任妻子为他带来了同样堪称灾难的另一段婚姻，其结局甚至比第一段婚姻还要令他受辱。他的住所逐渐变成了战场，任何他曾希望结识也理应进入他生活之中的人，都因为他的家而被拒之门外。

吉辛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取材自他本人：一位品味高雅、具备文学修养，却始终囊中羞涩的文人。经济困境使他无望缔结一段体面的婚姻，也无法建立一个足以邀请友人来访的小家。于是，吉辛笔下的主人公注定会陷入孤独与性匮乏之中。而正是这两种状态，共同将人物推入构成小说情节核心的复杂处境。在吉辛的作品里，无论故事发生在伦敦的穷苦人家，还是中产阶层内部，他始终执着于探究一种内外交织的“瘴气”：贫困、无名与受挫的感官经验，如何层层逼近，最终将人物拖入其中。《新格拉布街》（1891）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吉辛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乃至仅凭想象便能抵达的一切属于局外人的情绪，悉数投射并附着在了人物身上。

《新格拉布街》（又译作《新寒士街》），【英】乔治·吉辛/著 叶冬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小说的故事场景设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伦敦那庞大而喧嚣的写作世界。登场的人物形形色色：记者、小说家、学者、书评人，以及那些以“编辑”为名、专为自费出版者服务的文痞。这里流行着一种近乎公开的共识：写垃圾，你就会成功；写真实，你就会失败，而且是一败涂地。几乎没有哪位写作者，不会在吉辛对这一场景近乎写实的描绘中感到震惊，甚至心生恐惧：只认市场、只问销路的出版商；经营着狭隘小刊物的刻薄编辑；按重量生产，也按重量付酬的文学书；版税与预付款制度所带来的经济之恶；以及无论身处边缘还是已然成名都难以摆脱的、侵蚀灵魂的不安全感。几乎不曾有人像乔治·吉辛这样，在这部非凡的作品中，将这种生活描绘得如此彻底、如此清晰，又如此地近乎疯狂。

《新格拉布街》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分别是埃德温·里尔登与贾斯珀·米尔文。前者是一位因道德过度高尚而备受折磨的严肃小说家，也是吉辛的自我投射；后者则是一位市场嗅觉敏锐、前途看涨的文学记者。与他们相对应的两位女性人物则是一对堂姐妹——玛丽安·尤尔与艾米·尤尔。玛丽安深思而敏感，艾米聪慧而浅薄。结局并无悬念：贾斯珀与艾米占据上风，埃德温与玛丽安走向沉沦。在这四人周围则聚拢着一群次要人物，他们横跨从卑劣到高贵的广阔光谱。文中的对白尤为耀眼。尽管胜负早已注定——感性必然受挫，世故终将得势——但作者通过大量的对话推进叙事，这些对话心理刻画细腻，思想探讨深刻，篇幅长得酣畅淋漓，整部作品读起来颇为有趣。

然而，对读者来说，最能彰显乔治·吉辛心理洞察力的人物形象，并非他笔下挨饿的写作者，又或者一无所有却感受力异常敏锐的年轻男性，而是那些在他所处的时代开始自称为“新女性”的女性。尽管几乎违背自身意愿——他确实并不喜欢她们——吉辛仍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近距离的审视，并由此发现：正是通过这些“怪女人”，他才能以最具同情也最具现实性的方式，呈现那种使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内在分裂。这种分裂，正是这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分类中被标注为“不被需要”的人所共同承受的内在经验。这些“新女性”由此将他一生反复沉思的双重困境具体化：作为天生的“局外人”，她们内心的动荡进一步引发我们对有组织社会经验本身所具的颠覆性提出更为激进的质疑。

我初读乔治·吉辛的作品是在25年前。彼时，一位朋友向我力荐了《怪女人》这本书。此后数年，我几乎每隔半年便会重读一次。在现代语境中，关于女性的伟大小说其实早已由与吉辛同时代的男性作家写就——短短20年间，相继出现了《无名的裘德》（1893）、《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以及《十字路口的戴安娜》（1884）。这些作品洞察深刻，视野宏大；然而，真正与我发生最直接、最私密对话的，却始终是吉辛的小说。在他的作品中，我能够清楚地看见、听见书中的人物，仿佛她们与他们就是我的日常熟人；而撕裂她们与他们的力量，我更是再熟悉不过。进一步而言，在这些“怪女人”身上，我认出了自己。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几乎每隔五十年，女性主义者便被赋予一个新的称谓，诸如“新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的女性”。然而，唯有吉辛的命名一语中的：我们是“怪女人”。

这本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887年的伦敦。玛丽·巴富特是一位年过五十的淑女，经营着一家秘书学校，旨在为中产阶级女性提供除学校老师或家庭女教师之外的职业出路。她的同事罗达·纳恩年约三十，肤色黝黑，仪表出众，才智过人，对她口中所谓的“爱情与婚姻的奴役”抱持着毫不妥协的公开蔑视；凡是为合法婚姻辩护的论点，她几乎总能即刻予以反驳。与这两人形成对照的，则是罗达少女时代的几位朋友——马登三姐妹。她们出身于乡村医生之家，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几近一无所有，人生前景黯淡，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年纪最小也最貌美的妹妹莫妮卡·马登身上，看她能否缔结一桩成功的婚姻。随后登场的两位男性分别是埃德蒙·威多森与埃维拉德·巴富特：前者是四十多岁的胆怯文员，刚刚继承了一笔并不丰厚的遗产，在一个周日的下午于公园中结识了莫妮卡；后者则是玛丽的堂弟，他为人聪明、家境富有且意志强硬，与罗达之间持续不断的智性交锋——亦是全书最精彩之处——逐渐使双方摩擦出爱欲的火花。正是围绕这四位核心人物展开的故事情节，构成了乔治·吉辛在《怪女人》一书中以娴熟的技巧、极度的耐心与深刻的理解所持续追踪的叙事核心。

《怪女人》所追问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男性与女性应当如何成为自己，又应当如何对待彼此？书中的两对伴侣构成了鲜明对比：其中一对未曾接受过学校教育，缺乏思想训练，社会地位卑微；而另一对则接受过良好教育，雄心勃勃，在社会等级中明显占据更高的位置。然而，面对这一问题，四人都怀抱着一种生活从不予以宽容的天真。莫妮卡·马登最后嫁给了埃德蒙·威多森，但她很快就会明白：选择一个狭隘而怯懦的男人，足以让婚姻沦为一种牢狱式的判决。罗达·纳恩与埃维拉德·巴富特则未能成婚——他向她提出了一种自由结合的设想，而她却始终无法完全信任他，也缺乏承担这一选择所需要的自信。最终，所有人都必须以惨痛的代价换取人生经验，在一次次的挫败中，为自身的天真付出学费。

对埃德蒙·威多森而言——他急于摆脱自身寒酸且孤立的处境——婚姻意味着一份介于仁慈的主人与顺从的从属者之间、带有道德提升意味的契约；在他的观念中，平等的伴侣关系根本无从想象。对莫妮卡·马登来说，婚姻则是一种经由精密计算的希望——以体面的方式走出家境贫寒的处境，换取最低限度的安稳与保障。婚后不久，威多森便因莫妮卡哪怕极其有限的独立表达而感到受辱，逐渐走向了专断；莫妮卡也随之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只被安置在镀金牢笼中的金丝雀，绝望由此而生。他们的处境本身构成了一种纯粹的悲怆：“她所要求的，不过是被信任；然而这一点，尽管一切条件皆已具备，却始终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对任何一个女人，他都不可能给予完全的信任。他将女性视为天生需要被教导……无法臻于成熟……始终不完满、且极易被误导的存在。”

另一边，罗达·纳恩与埃维拉德·巴富特一开始雄心勃勃，试图进入一个由“新”女性与“新”男性共同构成的世界，并自认正在探索一种真正的两性伙伴关系。可惜直到最后，他们并没有比莫妮卡与威多森走得更远。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段在自我认识中“进两步、退一步”的旅程。正是这种进退相抵，解释了人的内在变化——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情感层面——为何只能以近乎蜗行的速度向前推进。

埃维拉德·巴富特的才智使其确信，自己在婚姻中所追求的是一种同伴式的结合。对他而言，这“必须意味着……充满活力的心智之间的相互激发。激情——是的，至少在最初阶段，激情不可或缺。但无论一个女人在其他方面如何，她都必须拥有头脑，并且具备运用它的能力……才智，是他提出的首要条件”。然而，与这一理想并行的，是同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的支配欲。在享受罗达·纳恩的才智所带来的快感之余，他的思绪不免滑向另一种想象：与她进行“一场意志较量，将会是何等合他胃口的消遣……激怒罗达，再以力量制服她，压倒她的感官，看着她修长的睫毛覆上那双富于表达的眼睛”……

至于罗达·纳恩，她坚信女性首先必须成为“理性且负责任的个体”，并因此反复以一种带有防御意味的直率来申明自己的立场。而正是这种直率，反而暴露出她在情感处理上的欠缺与无知。当埃维拉德·巴富特揶揄她那骄傲而严厉的态度时，说她“也许对人性的软弱思虑太少”，她冷冷地回应道：“人性的软弱是一种被过度滥用的托辞，而且往往出于私利。”这一回答既令巴富特激赏，又不免引出一丝笑意；而正是这笑意，使罗达心生不安，语气随即变得生硬：“巴富特先生，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是在施展你的讽刺才能，我宁愿你另找对象。请允许我自行离开。”

事实上，这样的交锋让两个人都感到兴奋。他们彼此之间的吸引，源自一种张力最强也最令人疲惫的两性对抗的经典形态：它缺乏温柔与同情，既令人着迷，又令人退避；它持续消耗彼此的神经，使双方在自我分裂与自我凝视中不断地自我消耗。一年之后，在经历了多次令人难忘的对话之后，当巴富特对罗达的感情已明显加深时，他却仍在摇摆不定。他承认，自己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爱着她，却仍保留着最初追求她时的那种心态；因此，除非得到她无条件的屈服，否则便无法感到满足”。与此同时，罗达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她的感官在生命中第一次被真正唤醒，却迅速失去了以往咄咄逼人的确定感。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巴富特深深吸引；然而，一想到必须要向欲望让步时，她又心生焦虑。自此，她的日常生活开始与惶惑不安形影相随。

归根结底，无论四人之间消耗了多少言辞，结局却并不复杂：男性败给了自己的支配欲，女性则败于自我怀疑。莫妮卡与威多森坠入了真正的灾难；巴富特退回到一段因循常规的传统婚姻；罗达则走向了无性的独立。唯有在极其短暂的瞬间，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某一部分，都曾尝试迈出那一步，去承受建立一种“新式”结合所不可避免的艰难与挣扎。可惜很快，他们便各自退回到精神世界中的某个既定位置——在那里，放弃努力重新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项。正是凭借对这一完整经验的冷静追踪，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智识深度与写作技艺，乔治·吉辛得以稳固地跻身于现实主义小说向现代主义小说过渡的关键作家之列。

《怪女人》，【英】乔治·吉辛/著 杜星苹/译，金城出版社·栈山SurgeMinds，2026年9月版

对我来说，全书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始终是追随罗达·纳恩的轨迹，看她的论辩与情感如何同时升温，并逐步显露出她无法承受二者正面冲突所引发的后果。正是这种困惑，使她显得真实可信。哈代笔下的苏·布莱德赫德、詹姆斯的伊莎贝尔·阿彻、梅瑞狄斯的戴安娜，都是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同样充满困惑。但唯有在罗达身上，我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看见我这一代人。没有哪位作家能像吉辛这样，通过让罗达经历一系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路径，精准地捕捉到我们身上的聪慧、焦虑与虚张声势的演进步伐。试想——对此，我真是再熟悉不过——当她在冷峻而高涨的激情中宣告：爱情中的平等？我宁可放弃！孩子与母职？并非必需！社会的非议？不足为虑！在罗达炽烈的修辞与血肉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横亘着一片尚未经受检验的信念地带。同罗达一样，我们也曾轻易而愤然地拒绝一切，高声喊道：“全都见鬼去吧！”然而，当不可控制的情感力量开始侵蚀这些反叛性的简化判断时，随之而来的教训又是何其严厉。随着罗达一步步、不可逆转地走向那个令她自我失守的时刻，她逐渐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裂隙的具体化身。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自己。

尽管罗达·纳恩在理智上与埃维拉德·巴富特意见一致，认定正式的婚姻有损精神的完整性，但当他真正提出建立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同居关系时，她却出乎意料地退缩了。罗达发现，自己对这一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怀有深切的恐惧，因为一旦遭到背弃，嫉妒与被遗弃的感受必将吞没她，使她坠入难以承受的境地。她随即意识到，自己对巴富特的信任，并不比威多森对莫妮卡的信任来得更为充分。事实上，她不信任的并非他人，而是她自己——那个她尚无法依赖，也惧怕终将背叛自己的自我，只是这一点她并未完全看清。对她而言，清楚可见的只有一件事：一旦依照巴富特的设想去生活，她所承担的风险，便是有可能沦为一个自取其辱的女人，而那扇通向社会接纳的大门，也会因此彻底地在她面前关闭。

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巴富特反而乐在其中。他步步紧逼，将罗达逼至退无可退的境地。于是，两人约定，以“一次山间徒步”来彻底厘清彼此的处境。的确，正如《欢乐之家》中莉莉·巴特与劳伦斯·塞尔登的那次散步一样，这趟行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山径将罗达与巴富特引向更高处，他们彼此相伴时那种熟悉的愉悦感再次滋长，希望与欲望被重新点燃。然而，行程愈久——他们一路上交谈不休——情感也随之变得愈加复杂。几乎不可避免地，任何一方流露出的某种感受或立场，都会在对方那里引发不快或疏离。在下山途中，最初的温情与建立信任的意愿，逐渐被疑虑与自我防卫所取代；一种关于自尊受辱、情感受伤的意识开始蔓延。这一天最终以两人互许承诺而告终。然而，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这一约定便宣告瓦解。他们带着勉强而敷衍的修复之辞分道扬镳；而我们清楚地知道，两人的分离早已不可避免。

对埃维拉德·巴富特而言，这段经历中的希望与破灭，不过是一场有节奏起伏的消遣。当退回到那个足以重新确认其社会位置的世界时，他更多地感到如释重负，而非惋惜。对罗达·纳恩来说，这一插曲却构成了一次切实的失败，其影响直指她的人生。她被迫清醒地意识到：那种寄望于男女只要具备足够理性便能够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设想，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她也因此看清，这一愿景是如何轻易地被自身内部的分裂与冲突所瓦解的。罗达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加固——唯有那些愿意为一块情感的立足之地反复作战，并在失去之后又一次次重新夺回它的人，才能最终将其稳固下来。

在我看来，罗达·纳恩是乔治·吉辛笔下最能清晰映照作者自身的一位主人公，至少，她被赋予的是一种最不具戏剧性的命运。在小说结尾，她既非失败者，也非胜利者，而是获得了一种面对现实的沉静。她失去了那种曾令她振奋并赋予她活力的天真，而由此换来的孤独才刚刚开始。然而，正是在这一刻，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个世界，也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她站在了经验真正的起点上。吉辛让他的“怪女人”停驻于这一刻，而这正是这部作品最深远也最克制的成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