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方舟｜千年之前的考场作文如何先声夺人
《吕祖谦〈东莱博议〉与科举试论研究》，慈波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286页，88.00元
根据《左传·宣公二年》所载，晋灵公残暴无度，赵盾数谏不从，出奔未竟，其弟赵穿弑灵公于桃园。太史董狐直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喊冤，董狐却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虽然最终不得不妄担了“弑君”的虚名，但他和董狐一以良臣、一以直笔名垂青史，共同成就了《左传》史法书写的典范。一千五百年后，赵盾的形象却在一篇考场作文指南中被彻底颠覆，成为奸诈小人的代表。在《左传》中，晋国大夫阳处父认为赵盾才能更高，剥夺贾季的军职授予了赵盾，贾季不满，伺机让续简伯杀害了阳处父。赵盾杀续简伯，为阳处父报仇，但纵容了贾季的逃亡，并派遣臾骈护送贾季的家属出境。从纵容贾季逃亡和派人护送家属一节可以看出，赵盾具有相当成熟的政治智慧，克制了私人恩怨并不再激化矛盾。而南宋浙东学派理学家吕祖谦却从阴谋论的角度揣摩和斥责赵盾，其《东莱博议》卷十八《阳处父改搜贾季杀阳处父》一文就以赵盾“示公行私”立论，指出赵盾实则充满私心，起初对阳处父的授职不予拒绝，没有在贾季杀害阳处父时施以援手，后又派遣和贾季有仇的臾骈护送贾季家属原有借刀杀人之意（但因臾骈误会赵盾的初衷，认为自己不当以私仇辜负赵盾之公举，而未遂）。此三重推论将赵盾一举断为天下最阴险之人：“受私而矫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机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谋险谲，举世皆莫能窥，此所谓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恶也。”这种阴谋论的解读虽与史实相去甚远，但又好像切中了《左传》文本的留白之处，给人以无限联想和发挥的空间。
吕祖谦像
被视为理学家的吕祖谦为何精心结撰《东莱博议》这样一本作文指南？里面的一百多篇论体文在主旨内容上为何与传统经学大相径庭且充满争议？《东莱博议》的诞生是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偶然还是必然？慈波所著《吕祖谦〈东莱博议〉与科举试论研究》详尽解答了上述问题，并提供了发散性的深刻思考。作者独具慧眼别裁，选取《东莱博议》作为考察科举论体定型、发展和转化的微观入口，以文章学本位统摄此书的撰作原委、经典化过程以及对南宋乃至明清举场文字的持久影响，不仅揭示了《东莱博议》所具备的“八股前史”节点价值，而且也呈现了文本在阅读史、文体史和科举史的宏大投射，彰显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功底和学识。
吕祖谦关于《左传》的专门著述现存包括《左传类编》《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以及《东莱博议》等数种，涵盖了类编、讲义和论体文集等不同形态，分别承载了迥异的文本功能。作为重要的经史文献，左氏之学向来是吕氏家学的重要传承。因此，尽管《左传类编》只是将《左传》内容按照国家、制度和议论等门类进行了纲领性的重新编排，在学术史上的评价较低，但该书无疑是吕祖谦撰写后续讲义和论体文集的工具性“前行”文本。慈波指出，《左传类编》是吕氏家族的私藏文本，体现了吕祖谦治学由博返约的方法论。《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则是吕祖谦聚徒讲学时期的讲义，以疏通经义为主，其讲学内容一准传统经学而鲜少个人发挥。而同样以《左传》故事为基础的《东莱博议》则是专为科场时文写作和应试技巧的论体文集，相当于考场作文指南。《左传》中的相同事件和人物，由此在吕祖谦的系列左氏著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相貌和诠释，这些文本互为对照，也更能凸显《东莱博议》所具有的强烈修辞风格和集部特质。
《东莱博议》的生成：从经史家学到作文指南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中第一个呈现的较为完整且颇有深意的故事，在《春秋》中仅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寥寥十字的记载。为阐发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明褒贬以正名分，《左传》详细铺陈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由此造就了史传叙事的传世经典之作。在《左传》充满克制的记载中，故事的起因是一段人伦悲剧。郑武公之妻武姜生有二子，因长子郑伯难产而不喜，偏心少子共叔段。在武姜的溺爱纵容之下，共叔段封地逾制，索求不断。大臣多次向郑伯进言，郑伯却都按兵不动，说出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名言。直到共叔段积聚兵粮准备谋反以后，郑伯派出精锐部队一举镇压，共叔段自此开启逃亡生涯。郑伯在政治斗争获胜以后，（或许是因为对武姜在共叔段谋反过程中提供过帮助）发誓除非到了黄泉，否则再也不见武姜。最终，邑人颍考叔出主意挖出了一条黄泉隧道，让郑伯武姜母子二人得以相见。在《春秋》笔法中，十个字已然将事件的结果、性质和立场表露无遗，无须多言。后世读者自然还是需要借助《左传》等的传写才能明白此中真意。《左传》云：“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共叔段逾越了当弟弟的本分，郑伯也不是称职的兄长，共叔段的逃亡应当归咎于郑伯的失教。尽管比起《春秋》，《左传》给出的解释可谓详尽，但其叙事其实也留给后世极大的空白和想象空间。郑伯前期百般容忍，刻意纵容和助长胞弟之恶，究竟是否用心险恶？郑伯兄弟失和以致兵戎相见，武姜是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在颍考叔的暗示和启发下，郑伯和武姜最后的母慈子孝是真的冰释前嫌还是假意表演？这些问题千百年来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吕祖谦的左传系列著述正是从这些文本的缝隙入手，给出了鲜活生动的解读。
吕祖谦《左传类编》着眼于《左传》的国都建制和机构设置，解释郑伯赐羹于颍考叔的互动场景在礼制方面的合理性。而他的《左传》讲义则大体遵照经典原义，以周公诛管叔的同类案例作为对照，体会郑伯一开始不给封地还是为了共叔段的声誉着想，到“多行不义”阶段时已无可收拾，而且还指出武姜的个人好恶实为此事肇端。可见，类编起到资料长编和名物梳理的作用，讲义持论较为客观公允。而到了《东莱博议》首篇《郑庄公共叔段》，吕祖谦完全信意发挥，从“论机心”的角度，指出郑伯一开始就是在“钓鱼执法”，对共叔段实行“捧杀”，不断助长后者的欲望，等到有了出兵借口之后一网打尽，把郑庄公塑造为故事里的终极恶人：“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后文更是点出郑国的大臣、诗人都为郑庄公的人设所欺骗，把事件归咎于共叔段的贪得无厌和武姜对郑庄公的刻薄，而没有看到这一切恰恰是郑庄公引导舆论的结果。末段吕祖谦继续给全文上价值，在反转中升华主旨：“然将欲欺人，必先欺心。庄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庄公为了瞒过天下人必须先欺骗自心，故而从中段“知庄公之心，天下之至险也”的论断进一步推演为“故吾始以庄公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天下之至拙”的结论，极论庄公机心之隐秘劖刻，上升到做人不可自欺欺人的心学立场。这样的论述倾向，显然不符合《左传》的历史叙事和经义大概，但作为考场论体文无疑具有夺人眼球的新巧效果，更容易让阅卷考官眼前一亮，末尾的点睛之笔更是巧妙经营，再上一层，从具体的人物事件抽象为修身治国的崇高精神追求。
《东莱博议》还有一篇题为《颍考叔还武姜》的论文，就颍考叔的行为和评价同样进行了翻案式的申论。《左传》盛赞颍考叔纯孝且能够推己及人，吕祖谦则是从孟子的“四端说”引申开来，指出庄公即便发下毒誓，其本自具足的天理也未曾有过一分减损，颍考叔之所以能够用舍肉赠母的方式感化庄公，只是迎合了庄公本有的爱亲之端。然而，颍考叔的过失却是很大，他选择了用文过饰非的方式来伪造黄泉之景打破毒誓，而非直接指出庄公之过并当下即令其痛改前非：“庄公天理方开，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胜叹哉！”假设是孔孟这样的圣人，一定会直接点明发下断绝天伦的毒誓本来就不合天理，让庄公收回成命即可。这样的论断，显然也是为了能够在举场上一鸣惊人而故作极端之论。诸如此类对《左传》人物和故事的再诠释，是《东莱博议》最突出的写作策略，也是吕祖谦应对科场试论的不宣之秘。
文与理的张力：《宋文鉴》背后的士林党争与思想潜流
孝宗皇帝读到民间书坊刊行的诗文选集《宋文海》，圣心大悦，诏令州府校正重刊此本，并嘱命吕祖谦负责校订刊版事宜。吕祖谦却选择另起炉灶，在获得孝宗批准后重新编纂宋代诗文集，基于其高妙的文学趣味重新遴选，汇成《宋文鉴》一书，彰显了他对北宋诗文的去取标准和独立审美。然而，《宋文鉴》的编纂和奏进不仅是文学事件，更演进为一场政治风波。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经御览之后，孝宗打算授其馆阁荣衔并有赏赐。时任中书舍人的陈骙却“缴还词头”，拒绝为此制诏。虽然在孝宗的坚持下吕祖谦最终还是获得了恩赏，但在《宋文鉴》下国子监板行之际，孝宗近臣又密奏书中奏议有诋毁祖宗政事者，孝宗遂命他人进行修订。此后，又有密奏攻击《宋文鉴》不当收入道学家程颐等人的文字，导致《宋文鉴》的刊版最终不了了之。
根据学界的通行看法，陈骙“封还词头”、拒绝为吕祖谦除职的事件通常被解释为理学文化和馆阁文化的碰撞，陈骙作为馆臣有意维护制诰制度对程序合法性的监督权力，其所作所为并非针对吕祖谦个人。而慈波通过钩沉史实，对此引入了新的诠释可能。他指出，无论是陈骙的缴还词头还是后来持续两波的密奏，不仅是人事或文学争议，更是外戚近习集团和以理学、事功人士为主的士大夫集团的持续性冲突和话语权争夺。同为馆臣的周必大就表现出对吕祖谦的汲引，可见馆臣的身份意识并非斗争重点。他暗示陈骙与时任台谏、反对采入程氏道学作为科举标准且排挤士大夫的谢廓然同为台州乡党，陈骙日后更在庆元党禁时期积极结交党禁的始作俑者韩侂胄，由此将陈骙贬抑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成就纳入到道学与反道学的大脉络之中加以审视和探讨。不过，《庆元党禁》的作者仅凭陈骙反对赵汝愚任命刘光祖一事，便断定“盖侂胄与骙合谋已定”，只是纯粹的主观臆测而没有其他佐证。陈骙在孝宗朝是否已经和反道学的近习集团结成政治盟友的关系，仍有待商榷。值得一提的是，陈骙所著《文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讨论文章修辞和作法的专著，在文章学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宋文鉴》南宋刻本
无论如何，《吕祖谦〈东莱博议〉与科举试论研究》全书着意把吕祖谦以《东莱博议》为中心的文学实践置诸南宋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凸显了吕祖谦作为浙学的代表人物周旋在理学派、事功派和近习外戚之间所具有的典范性意义。全书各章节都尝试勾连了吕祖谦在《东莱博议》《左氏传说》《精骑》和《宋文鉴》的写作和编纂过程中，理学人士如朱熹等对此的看法以及吕、朱二人就如何以及是否应当讲论时文的往复交流。朱熹对以苏轼为代表的科场经营文字非常反感，认为过度修辞有害于理。苏轼以“想当然尔”揣摩代替圣贤立言，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创造性发挥惊艳考官欧阳修，此举被朱熹斥为“杜撰”。吕祖谦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调和折中，一方面，他在给朱熹的回信中多次表示虚心接受意见，以经义要旨为蕲向。另一方面，他认为精研文章技巧和追求性理之学并不矛盾，在苏文研读上下了很多功夫。也正是由于吕祖谦在文章问题上未与理学人士完全保持一致，他为《宋文鉴》确立的选文标准也不为理学之士所认可，这体现了浙东史学和道学家在治学路数上存在的分歧，并昭示了突破道学和反道学的二元话语体系、探寻其中隐伏的多重思想潜流的可能性。
反对空谈性理的吕祖谦在文章观念上和重经世、重史事的永嘉学派更有共鸣。以陈傅良、叶适为核心的“永嘉文派”受到东莱文章学的显著影响，并以在科举中独擅胜场而闻名于时。陈傅良是吕祖谦的好友，他和弟子蔡幼学并治《春秋》，曾先后轮流在诗赋和经义考试中夺魁：“一时师弟子雄视场屋，莫不歆羡。”叶适是吕祖谦门人，曾于孝宗淳熙五年登进士第，廷试列第二，为榜眼。以至于到了庆元党禁时期，韩侂胄的爪牙为了打击理学阵营求禁两人的进卷文字：“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体现了永嘉学派在举场风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也完美印证了吕祖谦想要通过发挥举业特长来招徕士子、以功利仕进来吸引学子的初衷。因此，吕祖谦对朱熹的告诫劝导总是委婉拒绝，以为不妨先以欲勾牵，后令入正道，阐发道理不妨通过有技巧的文字修辞来提升表达效果，以《东莱博议》为代表的文章学著述也由此成为举场作文经典指南。
宋人为什么特别喜欢做翻案文章
刘成国在《论王安石的翻案文学》一文中指出，翻案文学到了宋代蔚为大观，和整个时代的疑古精神和史学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私人讲学风气的盛行，为传统经学的别解诠释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价值层面大胆质疑并探寻历史真相；士大夫积极参与的文官政治体系愈加成熟，借用翻案文学表达政治判断或隐曲心事在文学样式上贴合士人的审美习惯；追求“以史资政、以文论理”的政治文化，要求士大夫在知识结构上融合文章和经学、政治，也催生了成熟的翻案技巧。当然，这和具体作者的创作个性和风格也有关联。在苏轼的举场文字中，就已经可以见到宋型翻案文学的征兆。此后，像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都有大量翻案文学的专门创作。这种立意求新、喜作翻案的文坛风气既有其积极革新的一面，也难免招致故作高论、追求奇僻的非议。以破旧立新为主的北宋翻案文学经历了理学复兴之后，演化成了更具有理学思维的南宋翻案文学。吕祖谦《东莱博议》就是在传统史评基础上凸显缜密义理阐释的论体文风典型。
《东莱博议》明弘治七年蔡绅刻本
苏轼《宋襄公论》和吕祖谦《东莱博议》中多篇议论宋襄公的论体文恰好构成了《左传》同题人物的论体文对照组。在《左传》的记载中，宋襄公是一位志大才疏又迂腐求霸的国君。他在和楚国的战争中，己方已经摆好阵列，却因为楚军还没渡河、尚未阵列而拒绝抢先进攻，又宣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来美化战争行为，最终由于战伤去世。苏轼的《宋襄公论》提出宋襄公乃“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旗帜鲜明地反对《公羊传》认为此战是仁义之战、文王之战亦不过此的观点。他在后文中还列举了宋襄公用鄫国国君鄫子进行祭祀以此震慑东夷的例子，认为宋襄公毫无怜悯之心，与其看似仁义的言行不符，不过是欺世盗名以求霸业。苏文延续了孟子关于“王霸之辨”的思想脉络，点明仁义之实与仁义之名的区别，并借宋襄公的人物议论强调“王天下”必须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
《东莱博议》卷十二《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讨论的事件也是宋襄公用一国之君来进行人祭，但吕祖谦并没有像苏轼那样从伪善的角度来切入，而是把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精神推广到了宇宙层面：“无间则仁，有间则暴。无间则天下皆吾体，乌得而不仁？有间则独私其身，乌得而不暴？”认为宋襄公之所以做出人祭之事，正是因为有了物与我、人与我的对立（“有间”），进而通过祭祀的手段来媚神害人，忘失了人与天地万物本就同源一体。这一立论明显是受到理学观念的影响。再比如卷十《宋太子兹父请立子鱼》一文，回溯宋襄公曾想让国于庶兄子鱼的《左传》故事。吕祖谦认为，从继承的合法性来说，宋襄公本就是嫡子正统可顺势即位，之所以惺惺作态表示要逊位于子鱼，不过是政治作秀而已。但是，他没有停留在指责其沽名钓誉的层面，而是抛出了更具有哲学内涵的观点——宋襄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错把让国逊位当作莫大的善举：“矫激而强为骇世之行者，岂非平居自视无善之可为，不得不出此耶？”文中进一步阐发真善不假外求的道理，君子平日居处举动天理浑然，无一不善。善事不是通过惊天动地的方式刻意做出来的，而是在人伦饮食的日用生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和宋襄公一样希求获得名利的俗人或许会认为尧舜的禅让是至善之举，而圣人如尧舜并不会觉得这是特殊的牺牲。从吕祖谦和苏轼的宋襄公论来看，两宋翻案文学在议论基础、立论重点乃至价值旨趣方面的差异可见一斑。
吕祖谦是南宋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他的文章学著述几乎涵盖了包括资料汇编、随笔札记和选集评点等后世大部分的文话形态。慈波敏锐地指出，《东莱博议》中针对议论主旨的展开（尤其是破题之后的承题部分）表现为偶对分层的体式特点，正是明清八股文“扇对”的前身。不过遗憾的是，明清八股文的写作仅仅汲取了两宋论体文的形式技巧，其发展重心逐渐趋于程式化规范，未能继承从苏轼一直到吕祖谦的博学创新、融通思辨精神。
王水照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此书展开研究的方式是通过对吕祖谦《东莱博议》以及多种文章学著述的撰注特点、版本梳理和辨章源流，“以一本书撬动整个科举社会”，成功揭示了这部举业用书如何进入科举社会的运行机制并形塑举场的文章经典和篇章范式。这在阐释学、阅读史和文章学的方法论上都具有莫大的启示意义，单一文本或文本群在传播、接受与再阐释的过程中参与知识生产，进而影响文体观念与文学评价体系，并延伸为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重要研究议题。吕祖谦《东莱博议》所具有的灵动生命力，也正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