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党史专家罗平汉：回看长征，回答历史之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远征。湘江血战、遵义转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其他各路红军也相继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开启战略转移。各路红军前后历时两年，跨越无数的大小江河，攀越众多的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同敌人进行了难以数计的战役战斗，最终胜利抵达陕北。
长征胜利九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禁要问：长征何以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历史为何选择了毛泽东？长征精神对当下有何启示？
《回看长征》罗平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9月，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原主任罗平汉教授的新著《回看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严格遵照三个历史决议对于长征的论述，以历史脉络为经、关键事件为纬，分为“从准备转移到湘江战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艰难的草地”“长征之意义”四部分，内容间层层递进、逻辑紧密，勾勒出长征从缘起、转折到胜利波澜壮阔的全过程，解读了这一人间奇迹背后的信念力量与历史必然。
近日在北京，罗平汉教授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对话】
长征出发前，“是有所准备而准备不足”
澎湃新闻：非常荣幸在您上一本著作《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后，再次就《回看长征》做采访。首先请谈谈这本新著的写作缘起。
罗平汉：我长期在高校和党校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但以往的讲题很少涉及红军长征的内容，因为对长征没有研究，而这恰恰是自己近年一直想做的事情。作为教研人员，要想对一个历史事件有一定的了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写点东西。
我的写作有个特点，首先是要为自己解惑，为心里有疑惑的地方给出解答。虽然自己学习中共党史的时间并不短，但党史中不了解的问题仍很多。我在想，如果在党校的课堂上讲长征，学员关心的是哪些内容，又怎样去讲这段历史。教学当然需要以学术为基础，但教学与学术研究不能完全划等号。
《回看长征》这本小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长征史。全书分四部分，也是四个我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以为长征是一场仓促的战略转移，那么在出发前，红军到底有没有准备，准备得怎么样，以及湘江战役红军究竟是惨胜还是惨败；遵义会议为何能实现历史转折，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过草地这场艰难跋涉背后的党内斗争是怎么回事；长征到底意味着什么，长征之伟大又体现在哪里。
要全面了解长征，我推荐大家阅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本书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其实，这些年很多学者都写过长征相关的书，比如刘统的《北上》，石仲泉的《长征行》等等。这些著述，都有其长处，看看对于了解长征会有帮助。坦率地说，对于长征的研究，我还只是一个刚入门者。现在再写长征，要写出新意很难，长征相关新史料的挖掘，也很难有很大的新空间。
罗平汉教授近影。摄影：王诤
澎湃新闻：在介绍红军长征前的准备时，你把红色特工项与年传递蒋军即将“铁桶合围”中央苏区的绝密情报，作为全书开篇的“钩子”，既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也彰显了统领全书的唯物史观。请就此展开谈谈。
罗平汉：项与年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段递送情报的传奇也很感人，但说周恩来拿到情报三天后，中央红军仓促决定长征，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情报直接促使长征启动，恐怕很难立得住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莫雄的回忆录中，近年来被不断演绎，频繁出现在网络上，甚至写进了一些学者的著述中。
我的看法是长征出发固然仓促，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准备，是“有所准备而准备不足”。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不利于我方，特别是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就考虑战略转移的问题。此后，在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着手进行战略转移准备，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具体负责。应该说中央红军在开始长征前的近半年时间里，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战略转移并非临时决定，更不是因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送来了蒋介石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于是在三天后临时决定转移，由一个地下工作者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十万红军。
近十万人从中央苏区突围出去，进行如此大的战略转移，预先没有透露风声，国民党方面没有探听到具体信息，蒋介石在中央红军通过其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才判断红军主力已经西去离开了中央苏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说明保密工作是成功的。但由于过分强调保密，广大干部战士缺少战略转移的思想准备，难以展开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没有做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周密的转移部署，造成长征上路之初所带的辎重太多，坛坛罐罐无用的东西带得太多，占用的人力太多，大大拖慢了行军速度，贻误了战机，这成为给中央红军在血战湘江时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
油画《送别》（靳尚谊，1959）
澎湃新闻：长征出发前，书中也专门讲述了面对转移时，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去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
罗平汉：我的基本观点是，走和留都是革命的需要，都是为了革命。留下来的同志牺牲很多，跟着走的同志牺牲也很多，但跟着走的高级干部在整个长征中损失不是特别大。这也是长征的一个重要意义——保存了骨干，尤其是保存了重要的领导骨干。
至于选择谁走谁留，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的走与留问题，我觉得不能说博古是因为对毛泽东有偏见，故意要把毛泽东留下，让他自生自灭，后来带他走，又是担心他留下后发展力量尾大不掉。博古当时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他的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当年把一个没有多少革命经验的年轻人，一下推举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本身就是党还没有成熟的体现。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他作风上也许存在盛气凌人的问题，但他不是那种心胸特别狭隘的人，尤其不是把个人私利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的人。他或许曾对毛泽东有过成见，那也是以教条主义的眼光，去评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和毛泽东之间，相同点都是主张要革命，不同点是革命怎么个革法，主要是个人认识上的差异。正因为他们有共同点，因而博古在过草地的过程中，能够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反过来，像瞿秋白、何叔衡这些或体弱多病或年龄偏大的同志，当年少带些坛坛罐罐，是有可能将他们带上一起转移的。即使不带，如果在做长征准备的时候，有意识地把他们疏散、隐蔽一下，包括把一部分红军家属疏散隐蔽起来，等国民党军完全占领中央苏区的时候，那些留下来的同志，也许不至于遭受后来那么大的损失。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或许是保密的需要，或许是博古压根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博古要负责任的地方。
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当时为什么把那些辎重、坛坛罐罐看得太重，我分析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征最初的目的地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想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李德没有将长征看作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而是将之当作一次搬家，即从中央苏区搬去湘西。既然是搬家，自然带去的东西越多越好，觉得这些家当带过去还可以使用，才舍不得丢。这是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当时大家也没想到长征会走那么远。如果一开始就明确目的是北上西北，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这些东西还要带着吗？肯定不会。
“用机动灵活的战法保存革命力量，这就是典型的实事求是”
澎湃新闻：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接下来的几仗就打得灵活漂亮多了。怎么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尤其是跟之前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相比？
罗平汉：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博古本人不懂军事，他主要倚仗李德。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但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能把从苏联红军那里学来的一套照搬过来，打正规战，尤其是要打阵地战，完全放弃了中央红军之前擅长打运动战、游击战的成功经验。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权，看似下达作战命令的是朱德（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李德手里。一个不懂军事的领导人（博古），倚仗一个懂一点军事、又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指挥红军，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则不一样，他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党的早期领导干部中，毛泽东是为数不多的当过兵的领导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湖南新军中当了半年的兵，接受过基础军事训练，虽然这段时间并不长，但使他获取到了基本的军事常识。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学习，吸收了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军事思想精华，且善于把书中的理论、战例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油画《娄山关》（全山石 ，1978）
四渡赤水不就是从实际出发吗？当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3万余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在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人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展现出超凡的军事指挥艺术。用机动灵活的战法保存革命力量，这就是典型的实事求是。
按理说，中革军委二局（中央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机构）一直能够侦听敌人的动向，但这些情报在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面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明明知道蒋介石在湘西设置重兵等着红军，还要硬着头皮往口袋里钻。毛泽东身上没有半点教条主义色彩，都是按实际情况做出决定。
澎湃新闻：作为红军长征的对立面，蒋系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势力虽然反动，但也不全是草包，不仅在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等硬实力上远强于红军，书中还提及湘江战役时，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当地营建了严密的民团制度，限制了我军发动群众的传统优势。还请谈谈对他们的看法？
罗平汉：博古、李德对“敌、我、友”三方的态势判断与掌握并不清晰，阻截的主力主要是湘军和桂军，中央军基本上还是在后面追击。
湘军的首领是湖南军阀何键，这个人顽固反共，再加上湖南是他的地盘，他当然不希望中央红军到湖南去——红军里好多高级将领都是湖南人，到了湖南还不如鱼得水？所以他会拼死抵抗红军的进攻。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就不太一样，他们主要的想法是保住自己在广西的地盘。一开始是抱着“送客”的心态，认为如果把湘江完全堵住，红军过不了湘江，必然掉头南下进入广西，所以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所以有意一度放开了湘江上游的渡口，希望把红军早点送出广西，避免蒋介石利用追击红军的机会把手脚伸入广西。可惜由于坛坛罐罐的拖累，作为全军保护对象的军委纵队行进速度太慢，这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中央红军没有利用上。后来情况变了：一是白崇禧发现中央红军的队伍比较凌乱，觉得红军战斗力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强；二是何键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桂军一状，蒋介石逼着他们不能出工不出力。白崇禧绰号“小诸葛”，特别精于算计，权衡利弊，发现红军已然是疲惫之师，觉得有便宜可占，也开始拼命进攻红军。
当时，蒋介石名义上是中国的领导人，但实际上各个地方的实力派还是各自为政，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各有各的小算盘。但这些人在反共的立场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消灭掉红军是除掉自己的心腹大患，只是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相互间有矛盾。
“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澎湃新闻：《回看长征》书里大量用三个历史决议、会议电文以及亲历者回忆，能否讲一件档案或口述材料“改变了你原先判断”的具体故事？
罗平汉：我这个小书里的史料全部来自公开材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领导人年谱、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集，公开出版的回忆录等。我使用的资料全部来源于此。这里面没有独家史料，也没有独家机密，也谈不上有何原有判断的改变，我只是就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作答，也就是试图自己给自己释疑解惑。
谈及张国焘坚持分裂红军、主张南下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已经走出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以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从包座、班佑地区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南下。今天的读者或许有些不解：这些已经过了草地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为何当时没有同党中央一道北上，而是选择了南下？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我的看法大体是：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当时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对会议的详细过程，尤其是对会议前后的转变缺乏切身感受。两军会师后，党中央把大量精力放在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的工作上，也没有来得及在红四方面军中系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因此，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到底在哪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一定像中央红军的同志体会得那么深刻。
反过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中央红军的人数要远少于红四方面军，甚至和遵义会议时相较，也是减少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这些战斗无疑都是胜利的，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同时行进途中也来不及成规模地“扩红”（扩充、壮大红军的力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万余人，号称10万人，而两军会师时，人数已远少于红四方面军，这是客观事实。
同时，党中央权威的树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但大家对此的认识要有个过程，对党中央权威的认同也是逐步形成的。正因为当年党中央的权威还没有真正完全树立起来，张国焘搞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才有了一定的基础。反过来说，现在我们强调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也是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如果党中央缺少足够的权威，党的团结统一就难以有保证。
油画《红军过草地》（张文源，1977）
澎湃新闻：书中，通过196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对话，揭示了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惊心动魄。斯诺问毛泽东：“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说：“长征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怎么来理解这段对话？
罗平汉：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做到了斗而不破，为后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张国焘这个人应该说是还有能力的。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红四方面军之前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川陕边，创建了新的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发展，红四方面军从初入川陕时的1.5万余人，等强渡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已经发展到8万多人了。当然，川陕苏区的开辟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是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功劳，但张国焘作为主要领导人，这方面的作用也不能排除。
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张国焘的权力欲极强，不惜利用肃反扩大化来巩固个人权力。
需要强调的是，党史上对张国焘的个人评价与对红四方面军的评价是严格区分开的。不管是红四方面军，还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陕北和陕甘边的红军，以及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队伍，都是党的武装，都不是某个人的武装，他们都为整个革命的胜利做了自己的贡献。
油画《三大主力会师》（蔡亮、张自嶷，1977）
澎湃新闻：全书最后一章谈长征的意义。你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今天回顾长征，我们能汲取些什么？
罗平汉：讲长征，我就讲两句话：第一句，长征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第二句，长征是伟大的。今天讲弘扬长征精神，长征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当年我们自己犯错误，就是因为党中央的不成熟。现在我们有了成熟的党中央，就要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只有在一个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油画《飞夺泸定桥》（刘国枢，1959年）
讲长征精神首先是理想信念——红军将士遇到那么多困难，却始终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最终能够取得胜利，这种信念是支撑他们走完这么远路程的精神支柱。一个人一旦认准了方向是对的，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今天我们的条件好了，环境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长征精神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