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柴进在宋代：从柴氏后裔看宋代二王三恪制度

沧州道口，刺配的囚徒林冲遇上了柴进。面对这位满心冤屈的昔日十八万禁军教头，柴进安慰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武德皇帝敕赐誓书铁券在家，谁人敢欺负小人？”他随后又补上一句：“我家自陈桥让位有功，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我誓书铁券。”在《水浒传》的世界里，这一纸铁券就是柴进的护身符——有了它，他可以在横海郡广纳亡命、结交江湖，连地方官府也奈何他不得。小说家言，写得痛快淋漓。然而，柴氏后裔在宋代的真实处境如何？民间记忆中的“让位之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为制度现实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 钱镠铁券

一、假如柴进在宋初

柴进在横海郡有一座庄园，“有东庄、西庄”，养着三五十个庄客，“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这是小说中的柴进，家资丰厚，俨然一方霸主。但若他真的生活在宋初，实际能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建隆元年（960）正月，赵匡胤在崇元殿接受周恭帝柴宗训的禅让，改国号为宋。按魏晋以来的禅让惯例，新朝须封前朝末帝为公为王，待以国宾之礼，行前朝正朔。太祖下诏封柴宗训为郑王，“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又命有司以时祭扫周太祖嵩陵、世宗庆陵及六庙，仍令周宗正卿郭玘行礼（《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宾礼四·录周后》）。表面上看，一切都在遵循前代故事。

但若将这道诏书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封隋恭帝为酅国公、同时仍立周后介国公的诏令对读（《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一个差异便浮现出来：唐初立二王后，隋、周并封；宋初仅封周帝，于唐及五代诸朝后裔，只字未提。这个差异并非偶然。宋代三百年间，二王三恪始终局限于后周一系。仁宗嘉祐四年（1059），著作郎何鬲上言请“考求唐、周之裔，以备二王之后”，太常礼院议曰：“上取唐室，世数已远，于经不合。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所谓“义不可”，正道出了宋代立二王后的核心逻辑：宋之天下受于周，周之后裔不可不封；唐及五代诸朝既非宋所受禅，则不必以二王后待之。

这与此前历代“二王并立”的格局不同。自曹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以降，禅让政权例封前朝末帝及其后裔。晋封魏帝为陈留王，刘宋封晋帝为零陵王，萧齐封宋帝为汝阴王，萧梁封齐帝为巴陵王，陈封梁帝为江阴王，隋封周静帝为介国公，唐封隋恭帝为酅国公、周后为介国公（《通典》卷七四《礼三十四·三恪二王后》）。历代所封，或二王并立，或三恪兼备，要皆以“兴灭继绝”之义为标榜，以“国宾”之礼待前朝后裔。而宋代独以后周一系为限，且封爵由王而降为公，其地位亦从“位在诸侯王上”“上书不称臣”的国宾，逐渐降为受有司管理的世袭封号。这一变化，既是唐宋之际贵族制衰亡、官僚制扩张在礼制上的投影，也与赵宋“受禅于周”的特殊政治语境密切相关。

在进入宋代对柴氏的封爵安排之前，有必要先审视一个常被礼制叙事遮蔽的事实：后周世宗柴荣本人，并非以一个“帝王后裔”的身份进入历史的。他早年因家道中落，为姑父郭威料理家政，并曾随商人颉跌氏贩茶于江陵。《旧五代史》记其被收养的缘由，是“太祖无子，家道沦落……以帝谨厚，故以庶事委之”，而非任何血统上的尊贵（《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及《五代史补》所载世宗早年贩茶事）。一个以“资用获济”而得收养的商贩养子，其子孙却在宋代成为“二王三恪”中唯一的“帝王后裔”一系，这一反差本身，就暗示了宋代二王三恪制度的内在脆弱：它所尊崇的“周”，在现实渊源上远不如礼制话语所描绘的那般古老而稳固。

宋太祖封柴宗训为郑王，但郑王于开宝六年（973）殂于房州，郑王爵位就此中断。真宗天圣六年（1028），始“录故虢州防御使柴贵子肃为三班奉职”；七年，“录故太子少傅柴守礼孙咏为三班奉职”。其后又录柴氏之后柴熙、柴愈、柴若拙、柴上善“并为三班奉职”，柴余庆、柴诚“为州长史、助教”，柴贻廓等十一人“复其身，仍各赐钱一万”。又录世宗曾孙柴揆、柴柔及柴贵曾孙日宣、柴守礼曾孙若讷“皆为三班奉职”（《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这些官职皆为低级武职或州郡佐吏，与唐以前二王后“位在诸侯王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周世宗庆陵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陵后村

至仁宗嘉祐四年，又始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以奉周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四月癸酉条）。诏书云：“宜令有司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与京主簿；如为班行者，即比类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与河南府、郑州合入差遣，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应缘祭飨礼料所须，皆官给。如至知州资序，即别与差遣，却取以次近亲，令袭爵授官，永为定式。”（《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从这道诏书可以看出，崇义公的选授须“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其承袭须经鸿胪寺“辨其嫡庶，具名上尚书省”（《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鸿胪寺》）。其封建程序，已与普通官员的除授相差无几。诏书又规定，崇义公“如至知州资序，即别与差遣，却取以次近亲，令袭爵授官”。这意味着崇义公若升迁至知州资序，便须解任，由次近亲承袭。封爵与差遣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在唐以前二王后的制度中是难以想象的。

从“郑王”到“崇义公”，封爵由王降为公。唐以前二王后例封王或公，其班位大体在诸侯王之上或比正三品。而崇义公仅为一公爵，且其选授、袭封、差遣皆受有司管理。这一降格，当然可以放在唐宋之际贵族制衰亡、官僚制扩张的长时段趋势中来理解。但若仅以趋势解释，便忽略了宋代特有的政治考量。

宋太祖封郑王后，郑王随即出居房州，直至其去世方“素服发哀，辍朝十日”（《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此后柴氏长期未获封爵，直至仁宗朝方以崇义公之名重新进入国家礼制。这与其说是对前代二王三恪之制的继承，不如说是宋代在新的政治条件下对“继周”象征的重新安排，既不能不封，以失“兴灭继绝”之义；又不愿厚封，以致前朝后裔在政治上坐大。嘉祐四年诏书中所说的“俾有奉，飨祀不辍，庶乎《春秋》通三统、厚先代之制矣”（《宋大诏令集》卷一五六《封周室子孙为崇义公诏》），其重点在“有奉”“不辍”，即保证周室祭祀不至废绝，而非恢复前代二王后的国宾地位。

北宋笔记中保留的另一条记载，可以为这种“不愿厚封”的政治心理提供一个注脚。太祖入宫时见周世宗幼子，赵普、范质等建议杀之，太祖以“不忍”为辞，将此子赐潘美为子，改名潘惟吉，“其后太祖亦不问，美亦不复言”（王銍《默记》卷上，王巩《随手杂录》，《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及《宋史》卷四六四《潘美传》附潘惟吉事）。这一“狸猫换太子”般的记载大约为杜撰，但它所透露的潜在逻辑是合理的，正史中柴荣诸子的结局记载简略，未明其所终（《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及《新五代史》卷二〇《周家人传》，于世宗诸子结局均语焉不详），而笔记所记，恰恰填补了正史有意省略的那一层。在公开的诏令层面，后周恭帝一系被给予郑王的封号；而世宗的直系幼子则通过“赐养”的方式被从柴氏宗法体系中移出。

此外，宋代对二王后的管理，已完全纳入官僚体制。主客郎中、员外郎“掌嵩、庆、懿陵祭享，崇义公承袭之事”（《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礼部》）；鸿胪卿“若崇义公承袭，则辨其嫡庶，具名上尚书省”（《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鸿胪寺》）。二王后的事务，由礼部主客司和鸿胪寺按照常规官僚程序处理，而非如唐以前那样由皇帝特诏封建。这种管理体制的变化，本身即说明二王后在宋代已从“国宾”降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差遣。柴进在小说中凭一纸铁券“谁人敢欺负小人”的底气，在真实的崇义公身上，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二、假如柴进被弹劾

柴进的叔父柴皇城在高唐州被知府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欺辱，要强占柴家花园。柴进闻讯赶到，与殷天锡理论，书中写他“取出那誓书铁券来”，指望凭此护身。不料高廉根本不认，反将柴进下狱，最终逼得梁山好汉出兵攻打高唐州。在小说中，丹书铁券虽一时失灵，但柴进凭“陈桥让位之功”与官府周旋的底气，是贯穿始终的。然而，如果柴进面对的不是小说中的高廉，而是熙宁年间的御史台，他的“让位之功”还管用吗？

嘉祐四年封柴咏为崇义公，表面解决了“奉周祀”的人选问题，却埋下了一个更深层的合法性隐患。熙宁四年（1071），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上言：“崇义公柴咏祭祀不以仪式。周本郭姓，世宗后侄为郭氏后，在位之日，父守礼但以元舅处之。及太祖受禅，其周朝祭享，皆命周宗正少卿郭玘行礼。国家若欲存周后，恐宜封郭氏子孙。若以郭氏绝后，须取于柴氏，虽不得如微子之贤，窃谓其宜择人为之。而咏本出班行，不知典故，性识庸猥，加之老病，侮慢宪章，简忽祭祀，岂可承周后作宾皇家？”（《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附录卷二《乞别选人封崇义公奉周祀奏》）

司马光此奏的核心论点是：后周太祖郭威无子，以妻侄柴荣为养子，故世宗柴荣本姓柴，而周之天下实承于郭氏。若依“存亡继绝”之义，当封郭氏子孙以奉周祀，而非柴氏。司马光还举出一个有力的旁证：宋太祖受禅之初，“其周朝祭享，皆命周宗正少卿郭玘行礼”，太祖本人选择郭氏宗正来主持周室祭祀，而非柴氏，这恰恰说明当时朝廷清楚周之宗统在郭不在柴。此外，司马光还指出柴咏本人“本出班行，不知典故，性识庸猥，加之老病，侮慢宪章，简忽祭祀”，根本不具备“承周后作宾皇家”的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弹劾柴咏的直接理由，是柴咏“祭祀不以仪式”“简忽祭祀”。宋代崇义公，并非什么享有豁免权的“国宾”，而是一个必须严格按朝廷规矩行事的“行礼官”。稍有差池，便会遭到弹劾，甚至丢爵。小说中丹书铁券的豁免权，在制度史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痕迹。

神宗随后将司马光此奏交王安石讨论。安石曰：“宋受天下于世宗，柴氏也。”帝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安石曰：“为人后于异姓，非礼也。受天下于郭氏，岂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条）

王安石的理由颇为微妙。他指出宋受天下于世宗柴荣，而非郭威，故柴氏才是宋所承之君。神宗引“为人后者为之子”之义，意谓柴荣既为郭威养子，则当以郭氏为父。安石则反驳说，“为人后于异姓，非礼也”。柴荣以异姓（柴）为郭氏后，本身就不合礼法，故不能以“为人后”之义来处理郭、柴关系。换言之，王安石认为，既然柴荣以柴姓继承郭氏天下本身就是一个礼法上的例外，那么宋承周统，所承者就是柴荣这一系，而非郭威。

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乃诏留守司劾罪以闻。后遂除咏致仕，以其子西头供奉官若讷为卫尉寺丞，袭封崇义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条）。然而，这一裁决并未真正解决礼法上的困境。清人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批评道：“宋承天下于周，周故郭姓，世宗乃养子，所承者郭氏之天下，非柴氏之天下也。宋立周后而不立郭氏，不明传绪之正。涑水之论极为正大，乃信安石之言而不用，惑哉！”（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二〇《宾礼》“蕙田案”）

《五礼通考》乾隆十八年秦氏味经窝写刻本

秦氏的批评切中要害：若严格依“传绪之正”，宋当封郭氏。然而，若封郭氏，则宋所承之“周”就不再是世宗柴荣一系，而是太祖郭威一系；而宋太祖受禅于周恭帝柴宗训，恭帝又是世宗柴荣之子。换言之，宋之受禅，在法统上直接承自柴氏，而非郭氏。若改封郭氏，反而会使宋之受禅失去直接的传承对象。这一两难，正是宋代二王三恪制度在礼法层面无法圆满解决的症结所在。王安石之论，与其说是礼法上的正解，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必需。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议，并非仅关乎一个封号的承袭，而是触及了宋代正统叙事的根本。宋之受禅于周恭帝，恭帝为世宗柴荣之子，世宗为郭威养子。若依“为人后者为之子”之义，则恭帝在法统上当以郭氏为祖，宋之受禅便应承郭氏之统。但若如此，则柴氏与周之关系便被切断，而宋太祖所受禅让的对象（恭帝）在法统上的归属便成了问题。王安石以“为人后于异姓，非礼也”一语，将柴荣继承郭氏天下的合法性本身置于疑问之中，从而为宋承柴氏之统提供了礼法依据。这一论证虽然在礼法上未必周全，但在政治上却解决了宋之受禅的直接对象问题。正如秦蕙田所感叹的，这是“信安石之言而不用”涑水正论的根本原因，不是不知其正，而是不能从其正。

三、假如柴进南渡

《水浒传》中的柴进，上梁山后又回到横海郡，来去自如。他既可以在庄园里做他的逍遥庄主，也可以在梁山上与好汉们大碗喝酒，还可以回到横海郡继续经营家业。小说中的柴进，行动是自由的，身份是游移的。然而，如果柴进生活在南渡之后的南宋，他还能这样来去自如吗？

徽宗政和八年（1118），宋廷对二王三恪制度做了一次重要调整。《宋史》载：“昔我艺祖受禅于周，嘉祐中选柴氏旁支一名封崇义公。议者谓不当封周，然禅国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礼盖未尽。除崇义公依旧外，选柴氏最长见在者，以其祖父为周恭帝后，以其孙世世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与知县请给，以示继绝之仁，为国二恪，永为定制。”

这道诏书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其一，徽宗明确承认“嘉祐中选柴氏旁支一名封崇义公”存在“不当封周”的争议，即崇义公所奉者究竟是郭氏之周还是柴氏之周，在礼法上并未澄清。其二，徽宗试图以“二恪”弥补“三恪”之缺：除崇义公继续奉周祀外，另选柴氏最长者一人，以“周恭帝后”的名义世世为宣义郎、监周陵庙。这样，后周一系就有了两个封号：崇义公奉郭威、柴荣之祀，宣义郎监恭帝陵庙。

然而，《宋大诏令集》所收作此诏时，写作“为国三恪”，与《宋史》有异。那么到底是“二恪”还是“三恪”呢？受限于学力，无法从版本目录学角度探讨。但从这一改制实际效果上，并未解决“恪”之数的问题，更没有解决礼制本身的问题。所谓“二恪”，不过是把后周一系拆分为两个封号，仍然没有追封唐及五代诸朝后裔。秦蕙田案曰：“徽宗于柴氏崇义公之外，复立周后为二恪，然所立者仍柴氏，非郭氏也。盖终宋之世，未加礼于郭氏之后矣。”（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二〇《宾礼》“蕙田案”）徽宗的“二恪”之设，与其说是恢复古制，不如说是通过增加恭帝一系的象征性封号，来强化赵宋“受禅于周恭帝”这一具体历史事实的记忆。恭帝是宋太祖直接受禅的对象，强调恭帝之后，就是强调宋之受禅的直接性。这与太祖封恭帝为郑王、命郭玘行礼等一系列举措，在政治逻辑上一脉相承。

此外，政和年间的这次改制，还与徽宗朝整体的礼制复古运动有关。徽宗“希慕古道”，在礼制上有不少复古之举。其于《政和五礼新仪》中将朝会礼仪从嘉礼移回宾礼，即以《周礼》“不纯臣”之义为依据（朱溢《中古中国宾礼的构造及其演进——从〈政和五礼新仪〉的宾礼制定谈起》）。在这一背景下，二王三恪的“二恪”之设，也可以看作是徽宗试图在礼制上弥补“三恪之封不及”的缺憾，以合于经典所载“三恪”之数。然而，由于宋代始终未能（也无意）追封唐及五代后裔，这一“二恪”仍然名不副实。本质上，政和年间调整后，还是只有后周“一恪”，还是纠缠不清血统的“一恪”。

更重要的是，政和年间还将后周帝王正式纳入了先代陵寝祀谱。《政和五礼新仪·序例》所载“诸州享历代帝王”的祀谱中，第一等二十一人中赫然列有“嵩陵周高祖、庆陵世宗皇帝、懿陵符皇后”（《政和五礼新仪》卷四《序例·册祝》）。这意味着，后周君主不再仅仅作为“胜朝”——即被当政朝廷取代的前一个正统王朝——的君主而由崇义公、宣义郎奉祀，而是被纳入北宋朝廷直接主祭的先代帝王常祀体系之中。胜朝帝王由此从“国宾之祖”转变为“先代帝王”序列中的一员，当政朝廷对胜朝祭祀的主导权进一步强化。这一制度整合，与徽宗朝整体上强化先代帝王祭祀、以帝王庙和陵寝祀谱昭示正统的趋势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北宋一代，胜朝宗庙之祭（周六庙）与先代陵寝之祭（后周三陵）长期并存，前者由崇义公主持，后者由朝廷遣官或地方长官行礼。至《政和五礼新仪》将后周三陵纳入先代帝王祀谱，胜朝君主在国家礼制中的身份便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位移：从“被奉祀的前朝之君”变成了“被整合进本朝正统谱系的先代帝王”。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二王三恪制度虽然延续，但其地位进一步下降。绍兴五年（1135），诏以周世宗玄孙柴叔夏为右承奉郎，袭封崇义公。二十六年，叔夏升知州资序，“别与差遣，以子国器袭封，令居衢州。朝廷有大祀，则入侍祠如故事”（《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

北宋时崇义公虽已降为公爵，但仍居西京，以便就近奉周陵庙祭祀。南渡后，崇义公被安置于衢州，远离行在，其“入侍祠”也仅限于“朝廷有大祀”之时。换言之，崇义公已从常驻京师的“国宾”，变成了一个外任州郡、偶尔奉诏入祠的世袭差遣。理宗淳祐九年（1249），又以周世宗八世孙柴彦颖特补承务郎，袭封崇义公（《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此时距南宋灭亡已不远，崇义公的袭封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小说中的柴进可以自由往来于庄园与梁山之间，真实的崇义公却被朝廷指定居住衢州。行动的自由性，恰好对应了国宾与世袭差遣的差别。

南宋崇义公所居的柴家巷 位于‌衢州市柯城区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

值得注意的是，淳祐九年崇义公袭封之后，紧接着写道：“时又求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刘氏、郭氏之后，及吴越、荆南、湖南、蜀汉诸国之子孙，皆命以官，使守其祀。”（《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十二》）这条记载表明，南宋后期曾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访求前代后裔之举，所涉范围远较北宋为广。然而，这些被访求到的前代后裔，仅“命以官，使守其祀”，并未获得二王三恪的封号，更未获得国宾地位。这说明南宋朝廷对前代后裔的处理，已经完全脱离了二王三恪的传统框架，而将其纳入普通官僚的范畴。秦蕙田总结道：“宋惟立周后为恪，不及先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二〇《宾礼》“蕙田案”）这一概括是准确的。

四、假如柴进在宋末

柴进又回到横海郡，故事便戛然而止。读者愿意相信，这位“小旋风”从此在庄园里安度余生，继续做他的逍遥庄主，那张丹书铁券也世世代代护佑着柴氏子孙。但若将时间线拉长，如果柴进活到南宋末年，他会看到什么？

将宋代二王三恪放在整个制度史中看，其特殊性便更为清晰。唐以前，二王三恪的核心功能是以“国宾”之礼安置前朝末帝及其后裔，使其“行前朝正朔，上书不称臣”，从而为新朝的正统性提供礼制证明。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依赖于两个前提：其一，禅让政治的实际运作，使新朝与前朝之间存在明确的法律继承关系；其二，贵族制下“国宾”身份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含义，前朝后裔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值得新朝以礼相待。至唐宋之际，这两个前提都发生了根本动摇。禅让越来越流为形式，五代诸朝多以武力篡夺，赵宋本身亦是“黄袍加身”，与前朝之间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禅让”可言。与此同时，贵族制瓦解，官僚制扩张，前朝后裔已不可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其“国宾”身份自然也就失去了实质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宋代二王三恪的降格，并非宋人特别薄待前朝后裔，而是这一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土壤已经消失。宋人所能做的，只是在官僚制的框架内，为“继周”这一象征保留一个尽可能体面的位置。崇义公的选授须经有司“辨其嫡庶”，其居住地由朝廷指定，其入祠须待“朝廷有大祀”。所有这些细节，都表明二王三恪在宋代已经被纳入官僚管理的轨道，从“国宾”变成了“世袭差遣”。此后元明清诸朝虽间有封前朝后裔之举，如清封朱之琏为一等侯，但其性质已与魏晋隋唐的二王三恪大异其趣。宋代二王三恪，可以说是这一古老制度在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为官僚化的形态。

不过，若仅将宋代二王三恪视为一个衰亡中的制度，便忽略了它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功能。唐代二王三恪的改立，始终与政治集团的势力消长密切相关。唐初以周、隋为二王后，反映了关陇集团对北朝历史脉络的认同；武则天改以周、汉为二王后，则是在关陇集团式微后，关东士人试图重建正统谱系的尝试；玄宗天宝年间最终确立北魏、北周、隋为二王三恪，则是在各方政治势力反复博弈后形成的折衷方案（关于唐代二王三恪与北朝正统脉络的关系，参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而宋代自始至终仅立后周一系，既未因政治集团的更迭而改易，也未因徽宗朝的复古运动而增立唐裔，这说明宋代的正统叙事已经超越了唐代那种以地域集团为背景的正统之争，而形成了一种更为稳定、更为自觉的“继周”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宋代二王三恪的“单系继承”格局，不仅是制度衰亡的结果，更是赵宋王朝重建正统叙事的一个主动选择。崇义公的封号虽已降格，但它所承载的“继周”象征，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分量，却并未随之减轻。从太祖封郑王到徽宗设“二恪”，从北宋的崇义公到南宋的世袭差遣，宋代二王三恪的演变轨迹，恰恰反映了赵宋王朝在“继周”与“承唐”之间寻求正统平衡的政治智慧。既以“继周”标榜自身的正统来源，又以“降格”消解前朝后裔可能带来的政治隐患。

回归小说叙事中的柴进，凭借“陈桥让位之功”获赐丹书铁券，得以凌驾于地方权贵之上；而制度史语境下的崇义公，则是受鸿胪寺“辨其嫡庶”规制约束、官职升迁即须解任的世袭差遣。二者之间的显著落差表明，宋代二王三恪制度的历史命运，无法仅从礼制沿革的单一视角加以阐释；该制度在官僚化、边缘化的演进过程中，反而在民间叙事层面逐渐被转化为一种围绕“亏欠与报偿”展开的道德叙事。这一道德叙事不仅体现为对柴进特权的“放大”，也体现为对柴氏结局的“升华”。咸淳二年（1266），末代崇义公柴安受封；祥兴二年（1279）崖山之后，这一与赵宋相始终的封号随之废止，共传十三代。正史未载柴安本人的最终去向，而网络流传的说法称其随末帝赵昺蹈海殉国。这一说法当然无法考证，却恰恰折射出民间叙事的心理逻辑：人们愿意相信，被赵宋“亏欠”的柴氏后裔，最终却“以德报怨”，从而使“让位”这个故事在道德上获得了一个圆满的收束。制度史的“降格”与民间记忆的“放大”“升华”，恰成反比，而这正是宋代二王三恪制度最耐人寻味的历史余响。

小旋风柴进 戴杜邦绘《水浒传》人物图

本文写作过程中，除正文中已引用的各家成果外，谢元鲁《隋唐五代的特殊贵族——二王三恪》、孙正军《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田成浩《先代帝王祭祀研究》等专论对本文的总体思路与史料线索亦有重要启发，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