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疾痛｜怎样定义“正常”：是缺陷还是差异？
【编者按】
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MFA）的师生们以“为肉身的疼痛要个说法”为主题开展工作坊，在被AI汹涌冲击的时代里，他们试图回到“身体”，关注我们不同于机器的身体感受、个人感受。
以下是他们新一期读书会的内容，他们集中讨论了韩国作家金草叶的短篇小说集《刚刚离开的世界》。金草叶是韩国新生代科幻作家，毕业于浦项科技大学化学系，并取得生物化学硕士学位。2017年，她凭借《馆内遗失》《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等作品在韩国科学文学奖中获奖并进入文坛，此后陆续出版短篇小说集《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刚刚离开的世界》以及长篇小说《地球尽头的温室》等。《刚刚离开的世界》中收录有《摩天轮方程式》《息之影》《劳拉》《玛丽之舞》《认知空间》《最后的拉伊奥妮》《久远的契约》七篇作品。《摩天轮方程式》写一场事故之后，姐姐的时间变得数千倍缓慢于“我”，但当我们一起登上那座曾有许多诡异传说的巨型摩天轮时，“我”见证了时间的奇迹；《息之影》描绘了一个人们不再靠语言而依靠粒子来彼此沟通的世界，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系统的女孩相遇了，虽然没有共同的过去，她们却成了毕生的挚友；《劳拉》的女主人公总觉得自己拥有第三只手臂，为了减缓这幻觉的痛苦，她决定植入一只真正的“第三只手”；《玛丽之舞》则写在所有人失去听觉的那一天，一位看不见的舞者向世界发起的反抗；《最后的拉伊奥妮》是关于一个不该降生的克隆人在被废弃的星球上对被遗忘的机器人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是陪你去建造一个缺陷不再被当作异常的世界”。本期读书会他们集中细读了这几篇作品。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尹洁，华山医院PET中心主治医师鲍伟奇，华山医院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刘燕与创意写作专业的同学们共同参与了讨论。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期讨论内容，本文为上篇。
读书会师生合影（于润欣 摄）
张怡微：现在关于身体的写作，其实已经提炼出了一些框架和套路。比如会强调“觉醒”：有一刻突然意识到身体不是自己的，或者身体是虚拟的。另外一个被反复强调的就是疼痛。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谈到身体的时候，会这么强调疼痛，好像疼痛成为了意识到自己肉身存在的一个途径。但在我看来，它应该不是唯一的途径。
《刚刚离开的世界》这本书对于身体话题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先来谈《摩天轮方程式》这一篇。
解三：这篇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不是那么喜欢，因为觉得在姐妹俩的时间感知的设定上有一点矛盾。但后来越想越喜欢，是因为我觉得这篇也和书里的其他故事一样，像寓言，不只是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科幻情境里，是可以扩散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我对这篇小说的理解，就是人与人之间在时间上的一种错位。姐姐生了病，她对时间的感知和“我”不一样，时间不同步，两个人是说不上话的。
我自己也有亲姐姐，比我大五岁，大家总说三岁就有代沟，现在回过头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姐姐已经上中学了；我还在看动画片，她已经开始谈恋爱、收情书；等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去上大学，我们就见不到面了；等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又出国留学了。我们的时间一直是错开的、错位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流或者理解彼此的时候，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的生长也不同，各自所处的世界都不一样。这个故事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错位，以及错位之后最终产生的理解。即使两个人之间存在这样的错位，亲情还是存在的，还是会尽量去理解对方，同时保有各自的世界。
张怡微：这种时间的不一样《星际穿越》里也有，就是时间的流速不一样。另外还有一种，是心理年龄成熟的时间。比如同龄人当中，有的人怎么也追不上另一个人的时间，有人会写这种时间上的差异。那你觉得摩天轮这个设置怎么样？
解三：我觉得首先它很浪漫。再一个，它建立了一个很超脱日常的空间，非常私密，只有两个人。在这样一个很特别又很私人的空间里，产生了一种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理解。尤其是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那一刻，很像一个顿悟瞬间：“哦，我明白姐姐眼里的世界了。”这很像生活突然绽放开来，到达顶点的瞬间。我觉得很美，很浪漫。
蔡思若：我想补充一下。这一篇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它的核心设定是“内在时钟”。在这篇小说里，“我”代表的是现实时空里比较正常的时间，姐姐生病以后，则拥有了自己的内在时空，两个时空之间存在差异。姐姐的病使她没有办法整合这些信息，这让我想到摩天轮的结构。摩天轮有一个个独立的小舱，又有一个像底座一样的整体结构支撑着。那些分散的舱，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时空。表面上看，我们都跟着摩天轮开机、关机的节奏运行，但其实每个人的舱内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我很喜欢这篇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把坐摩天轮、不断登高时心理上的惴惴不安，和“我”面对姐姐时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很巧妙地捏合在了一起。尤其是在最高点，“我”突然明白，自己和姐姐的时间不会再有交错了。这个时刻放在摩天轮的结构里也很有意味：它到达了最顶点，从那一秒开始往下，摩天轮就不会再继续上升。我觉得这些很微小的设置在整个小说里都是很充分的。
为什么一开始会写到摩天轮上的怪谈？我觉得，金草叶把关于摩天轮的一些诡异、灵异的现象，和“我”与姐姐之间的差异，以及“我”对于姐姐病情隐隐感到不舒服的那些感受，都关联在了一起。其实姐姐的内在时钟一直在转动、行进，只是她和外部世界之间会出现一种感受上的相互屏蔽，这让我想到渐冻症，想到蔡磊。这让我联想到一个画面：表面上看，一个人可能真的一动不动，非常僵化，但他的大脑内部其实仍然在发生非常丰富的活动。就像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他的大脑可能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行星和行星之间发生着非常丰富的活动，只是处于现实世界这个时空中的我们感知不到。
张怡微：大家觉得《摩天轮方程式》这一篇和身体有什么关系？它提供了一种怎样的对身体的理解？
尹洁：我会觉得它很符合哲学上“内感官”的说法。时间不是一个客观的属性，也不是像空间一样外在的东西。比如在康德那里，时间和空间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感官的形式。对于人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经验的形式特征。时间总是每个人的时间，空间也总是每个人的空间。但时间和空间并不是一个对象，也不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用于形成经验的一种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我通过时间来中介我的经验，也通过空间的形式来中介我的经验。如果没有我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我的经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太一样的，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并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完全可通约性。
《星际穿越》电影海报
放到小说里看，姐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说同样一段时间，对你来说是多少，对我来说又是多少，而是两个人的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是一种内在属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什么？对她们各自来说，她们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可能都是自足的。虽然两个人之间不可通约，所谓交互的点可能不存在，但各自的经验对于各自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对于妹妹来说，她可以想象姐姐按照自己的时间生活会是什么样，但可能永远想象不出来真正的感受，只有她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小说里的那个刹那非常重要，当摩天轮爬升到那个点，她突然遭遇了那个瞬间，只有在那一刻，她才能感受到姐姐的时间。错过那个瞬间之后，她又感受不到了。这有一点像《星际穿越》，只有在某一个点上，两个人才能连接到。
刚才讲到渐冻症，我也想到一个文本，就是《潜水钟与蝴蝶》。作者后来患上闭锁综合征，身体几乎完全不能动，只有眼皮可以眨。但是他写出来的作品特别好，而且是通过眨眼睛的方式完成的。你去看他的描写，会发现整个节奏好像比别人慢半拍，所有东西都写得非常细致。比如别人推着他的轮椅去美术馆，他会想象自己仍然作为一个可以行动的身体，站在雕像旁边，看着雕像，看着光照过来。他的现实身体已经不能动了，但在写作里，他仍然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能够行动的身体放置在那个空间里。整本书就是这样靠眨眼完成的。助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确认，他通过眨眼来选择，最后把这本书写完。书出版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刘燕：我们医院做罕见病、渐冻症的团队今天还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最近越来越觉得，渐冻症的科普很难做，因为患者家属的放弃率太高了。不像有些疾病，只要还有好转的希望，家属就愿意去了解、去尝试。但是渐冻症很困难。尤其蔡磊给公众留下的整体印象也是病情一直在往下走。大家会觉得，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很多患者可能会因此放弃治疗。所以团队也在想，究竟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让人感受到渐冻症患者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文学阅读可能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摩天轮这个隐喻本身也很有意思，它很像平行线上的一个个气泡，你一直在追赶前面的那个空间，但永远不可能和它同时处在一个位置。它往前走了，你跟着走到它刚才的位置；等你到达那里，它又继续往前走了，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
张怡微：对于小说来说，找到一个好的“道具”，或者说设计出一个好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也可以算是一种空间。在一段暂时的、临时性的时间里，突然出现一个特殊空间，这对于写作来说是挺必要的。关键是怎么找到这个空间。金草叶非常会写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突然接触到一起。即使不写科幻，这样的故事也一直存在。比如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族裔的人，甚至人与非人、人与某一种动物，我们经常会讲这样的故事。只不过金草叶把差异非常大的双方放进了一个更加科幻的场景，再让他们建立一段友谊或者关系，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联结。
之前我们也讲过，韩国作品比较在意的一点，是灵魂之间的互相看见、互相照亮。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讨论“灵魂”这件事情，但并不代表我们感受不到，我们会用别的词来表现，比如相同境遇的人之间的共情。
金草叶随笔集《书和偶然》
张琮昊：我想谈谈《最后的拉伊奥妮》这一篇。这篇小说里写了三个物种，一个是洛蒙，一个是不灭人，还有一个是低等机器人。洛蒙和不灭人都是被设计出来的，他们都太完美了，而且这两个物种都不惧怕死亡。但是洛蒙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也就是叙述者，“我”是怕死的。机器人也是会死的。我当时写了一句话：当你身边的人太完美的时候，你的恐惧就成为了一种缺陷。因为身边的人都不怕死，只有你怕死，就会显得自己像一个异类。
但我觉得，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缺陷，才会拥有真切的感情。塞尔这个机器人害怕拉伊奥妮的逝去，而“我”因为害怕死亡，所以才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和拉伊奥妮之间的感情，感知到这些真切的东西的存在。最后，他们当然没有免除死亡的命运，但最终的心情是很平静的。倒数第二段写：“两个人虽然迎来了灭亡，却并不悲伤。”这种真正的平静，不是被规训出来的，不是别人告诉你“死亡不可怕”，或是我们生来就应该接受死亡。而是说，我们确实很惧怕彼此的失去，惧怕彼此的死亡，但正因为生命如此短暂，我们的相处才会显得非常珍贵。所以当这种必然的死亡命运真正到来的时候，它反而没有那么可怕，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静。
因为彼此都是残缺的，残缺让很多事物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留恋和告别，才会变得更加动人和珍贵。
《人工智能》电影海报
张怡微：“缺陷”这个问题确实有。对于人类来说，好像现在只要有瑕疵，就会被认为没有用了。但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完美的。很早以前斯皮尔伯格拍《人工智能》，里面那个小男孩机器人其实也是这样。他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个家庭里孩子的替代。但后来这个家庭不再需要他了，于是他就没有用了。他甚至都没有什么瑕疵，只是不再被需要。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缺陷”，只是人类太多变了，每一个阶段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当你不再满足某一个时刻的需求，你就可能被当成一个“残次品”。文学肯定不会只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篇小说里也有一点类似，有一个角色像守墓人一样，很安静地收拾各种垃圾，直到一次特殊的相逢来临，他才有机会突破原来的命运，包括一个有缺陷的存在进入陌生的环境，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写得蛮好的，就是“差异”。那些被认为有缺陷、不完美，甚至不再被需要的存在，究竟应该怎样被理解？
尹洁：昨天有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为什么不太可能拥有人所预设的那种东西。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除了前面讲的那些技术性问题，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是：它没有脆弱性。人工智能没有情感，我们现在通过具身的方式，赋予它一些人工的机械臂，给它一些刺激、生物学信号或者化学信号。这个东西最多能够模拟它被动的感知，但被动的感知事实上还不是情感。情感是主动的，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是意向性的。它应该是自己整合出来的一个先在的东西，然后再投射到外部去。所以不是说被动地接受一些信号，再输出一些信号，就构成了情感。它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sentient being。如果它没有脆弱性，也就不太可能产生我们所说的对于道德义务、道德律令或者道德感的那种强烈的召唤感，因为这种召唤感本身预设了你必须拥有道德情感。
昨天还有一个专门做人工智能的博士生特意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过来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做的这些智能体太完美了，所以它们在博弈当中一点都不像人，怎么办？”我们顾老师很诚恳，给他的建议是：要不然把这些机器人做得不完美一点，让它们慢慢衰减。一旦它们做出一些不符合人类的、太过于完美的表现，就给它减一点能量，让它体会到死亡是什么。但我觉得这可能没有太大的实用意义。
我觉得刚才同学讲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小说文本中倒数第二段那句话：“两个人虽然迎来了灭亡，却并不悲伤。”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作品会有很深的感触，包括现在我们讲动物伦理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讲动物或者讲跨物种的关系，甚至比讲人类关系更加让人舒服一点。因为人类关系实在太复杂、太可怕，也太让人伤感了，所以反而不太想提。在这些跨物种的关联中，人找到了一种意义。一个人怕死当然是正常的，但最害怕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和自己有关联的那个人消失，或者说这种关联本身消失。所以如果两个人一起死，好像反而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你真正寻求的并不是自己的不可毁灭或者不朽，我觉得人类寻求的可能并不是不朽性，人最害怕的是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关联消散。如果两个人一起面对死亡，那么至少在那个时刻，这种关联仍然存在。
李晓玉：我觉得这一篇好像把人和机器的关系对调了一下。在小说里，洛摩看起来好像是“人”，但实际上并不是人。洛摩一族如果没有缺陷，就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变成了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一种机器或者永生体。他们每天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有固定的职能，就像现在使用的agent一样。但是塞尔这一类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机器人，反而会越来越衰败，变得更像人类。特别是小说中写到塞尔快要死的时候，把它放在地板上，它马上就要碎了，外壳大开，按键裸露在外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它特别像一个躺在ICU病床上的人，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扭转了我们对于机器的一些认知。
张怡微：我想到《人工智能》里的一个场景。小男孩机器人被抛弃之后，在一个废弃的地方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它们有些已经坏了，有些并没有彻底坏掉，但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被人类曾经的欲望和已经过时的需求抛弃掉的。我很喜欢那个有点“狂欢”意味的场景。因为如果我们都有缺陷，或者说早晚都会出现缺陷，没有办法永远符合最完美的“耗材”标准，那么灭亡好像也不再是一件那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还是在试图唤起某种接纳，让我们对“缺陷”产生一种不一样的理解。
尹洁：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建构”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疾病存在建构的一面，但有些疾病确实就是疾病。我觉得这个故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影射了人类对于“有用性”的过度强调。人类太实用了，太看重一个东西有没有用，所有东西都基于有用性来判断。所以我们会问：“文科有什么用？”也会问：“一个人有什么用？”如果你不能给别人带来经济价值或者利益，那么你有什么用？这种标准会非常偏狭地把所有“没有用”的东西都当成可以处理掉的东西。它不会用一些超越有用性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存在。但在人和其他物种的关系里，有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超越有用性的。
很多人问我人工智能有没有意识。虽然我有很多怀疑，但我仍然不能回答。也许它可以拥有意识，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需要把它看成一个和我们具有同样道德地位的存在。它究竟是以一个小男孩的形象出现，是一个虚拟形象，还是看起来只是一堆破铜烂铁，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东西触动的只是我们感官层面的判断。
张怡微：《人工智能》里那个小男孩最伤感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被设定成必须爱妈妈，所以无论妈妈对他做什么，他都还是要爱她。到了最后，人类文明已经不存在了，他仍然保留着这段情感记忆。但这个“爱”本身又是被设定进去的。
蔡思若：我觉得这和《最后的拉伊奥妮》也很像。塞尔同样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就是一定要等拉伊奥妮回来。而且小说里的机械其实也表现出了某种意识。比如机械会给逃跑的复制体腾出仓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们会因为塞尔和不灭人的命令产生冲突而宕机。那个瞬间好像是：究竟应该听不灭人的，还是听塞尔的？如果无法选择，那就混乱，就不行动。我觉得这个设置也很有意思。另外，塞尔是在慢慢变破、变旧的，这也很像人的衰老。看到最后，我还会联想到临终关怀。
刘燕：拉伊奥妮和塞尔之间应该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才会让塞尔变成这样一个带有情感的机械。我觉得塞尔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它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等她回来。”这是机器自己的意志。它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但仍然决定要成为这样一个存在，决定继续等她。我觉得这是很动人的。
尹洁：对，这个“意志决断”很重要。当你选择这么做的时候，选择本身就意味着你拥有意志，否则你只是被决定。人区别于其他东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能就在这种意志性的东西。因为有意志，所以你可以act otherwise，做另外一种选择，而不是完全被决定论支配。比如我饿了，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立刻吃东西，我有某种欲望，但也可以抵制它。即使某件事情对自己有利，也可以抵制伤害别人来成全自己的冲动。这种意志性的决断能力，对于人来说是很关键的。
刘燕：而且这种意志是有感染力的。到最后，“我”也做出了决定，好像正是塞尔的意志召唤出了真正的“我”，让“我”确认自己是一个有情感的存在。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动人。
尹洁：所以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完全被算法决定的机器，它是不可能拥有这种“决断瞬间”的。当它真正做出选择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究竟怎样定义机器的感情？但在定义机器的感情之前，首先还是要回答，我们怎样定义人的感情。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类比机器的感情。如果只是给机器人输入“开心”的指令，它就显示一个笑脸；输入“悲伤”，它就显示一个悲伤的表情，这只是数据的视觉呈现，和情感本身不是一回事。
张怡微：所以我会想，如果说一个机器和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那么这个“很深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文学要怎样把它写出来？比如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就是一个例子。
张琮昊：《克拉拉与太阳》是说有一种专门卖给小朋友的AF机器人，也就是Artificial Friends。主人公乔西选择了一个叫克拉拉的AF。克拉拉会学习她的生活方式，陪她聊天、散步。因为克拉拉是太阳能机器人，所以她也需要长时间晒太阳。但乔西的母亲购买克拉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她担心乔西会像姐姐一样死去，所以希望克拉拉不断学习乔西的生活方式、走路姿态，最后能够代替乔西。小说是从克拉拉的视角展开的，克拉拉很爱乔西，她因为自己依赖太阳获得能量，也曾经看到街对面的人和狗在太阳出来之后重新活动起来，所以她相信太阳拥有某种力量。乔西病重之后，克拉拉会跑到很远的谷仓里，因为她认为那里是太阳落下之后栖息的地方。她会对太阳说：“我很爱乔西，你一定要帮她好起来。”后来乔西真的好起来了，小说没有明确解释原因。但故事最后，克拉拉已经老化，被扔在废弃场。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并不去寻找其他同样被废弃的机器人，只是不断回忆自己和乔西相处的点点滴滴，并且觉得非常幸福。
张怡微：《克拉拉与太阳》里面有很深的《海的女儿》的痕迹。克拉拉一直在学习什么是爱，她觉得牺牲也是一种爱，她的很多决定都来自自己的观察，也就是说，她一直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功能被不断提炼和外包。比如现在出现的一些家庭陪伴工作，本质上就是把“母亲”的很多职能拆解出来，变成一种功能。一个人需要了解孩子的习惯，教他各种东西，承担陪伴和教育的职责，同时又不能取代孩子和亲生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把“母亲”提炼成一系列可以执行的功能，再交给另外一个人。我总觉得，高度功能化之后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工具化。
如果人只是依靠把自己变成更好用的工具来竞争，我觉得永远没有出路。因为总会有另一个存在比你更像工具，不管那个存在是机器还是另一个人。文学反而会去关注那些跟不上节奏的存在，我们甚至会关心一个跟不上节奏的机器人。所以现在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当我们的价值没有办法再被社会需要的时候，人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被替代焦虑，以前这种感受可能没有这么强烈，但现在它已经越来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