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洋评《故乡无用》｜“风会听我的”
《故乡无用》，[马来西亚]马尼尼为著，新星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272页，52.00元
十月二十四日晚，第十八届花踪文学奖在吉隆坡近郊揭晓，马华文学大奖颁给了马尼尼为的《故乡无用》。作者被台风挡在台北，替她领奖的是她的母亲和弟弟。读过这本书的人会认出这一幕：全书从母亲的娘家写起，以母亲的老病收束，题献给母亲最小的妹妹，一个全家族最不成器的人。花踪文学奖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创办于1991年，两年一届，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分量最重的奖，它的世界华文文学奖给过王安忆、西西、残雪，今年给了刘震云；马华文学大奖设于2009年，黄锦树、张贵兴、龚万辉得过，黎紫书得过两次。今年一同进入最后三强的，是王晋恒的科幻小说《弃医者》和林雪虹写母亲的长篇散文《林门郑氏》，三本书都已有简体字版。马华文学长期经由中国台湾地区被阅读，这一回，大陆读者几乎是同步的。
马尼尼为本名林婉文，柔佛州人，十九岁到台北读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此后在台北住了二十多年，出过诗、散文、绘本二十多种，她译绘的马来班顿（四行民歌）诗图集《以前巴冷刀 现在废铁烂》（巴冷刀是马来砍刀）得过金鼎奖。笔名里的“马”是马来西亚，“尼尼为”是三个没有意思的音节。《故乡无用》2024年在台北出版，被《亚洲周刊》选入当年的十大小说，简体字版是她的书第一次在内地出版。它算不算小说，各方说法不一：她当年向台北文学奖申请写作补助时填的是“长篇散文计划”，出版社叫它长篇小说，她自己在后记里说，很早就把“小说”当作形容词用，“就是一种很厚、很复杂的东西”。全书第一句话却毫不含糊：“在这篇小说开始前，阿娇姨就去大水沟坐船了。”
书的故事线其实很简单。叙事者是个从台湾地区回来的美术系毕业生，四十岁，没有工作，回到母亲的故乡，柔佛州麻坡海边的一座渔村。麻坡在马来半岛西南海岸，北边是马六甲，往南开两三个小时就到新加坡。外公早年随母亲从中国逃到南洋，在海边开咖啡店，卖包子油条、汽水咖啡，养猪养鸡，养大了十四个孩子；叙事者的母亲是其中之一，生了五个，叙事者行四。书从一场大火写起：半夜两点，海边的庙烧了，全村人都起来看。这座庙当年推倒了整个村子，连外公的咖啡店也推平了，所以“这庙的葬礼我们是一定要参加的”。此后二十章，叙事者陪着双腿渐渐不听使唤的母亲，隔一两天去冷落的旧庙里看阿娇姨，顺手把一村的人事记下来：从台湾读完书回来除白蚁、卖奶茶的同学，骑车上学被雷劈死的女同学，疯了的印尼女佣，还有那些被海、被鬼找去做替身的人。阿娇姨是外婆最小的孩子，比叙事者的母亲小二十岁，年轻时在咖啡店最后一间房里开家庭理发店，整面墙都是镜子。外公不能走了，就安置在这间房里，在镜子前躺了最后一年，阿娇姨从此放弃手艺，“那镜子里面都是她阿爸最后的身影，都是那尿味混了汽水味”。她后来嫁给庙前摆摊的算命佬，不到一年就守寡，再后来住进四姨搬空的旧庙，和八只猫、满地捡来的破烂一起睡在神像前面。家人说她小时候得白喉烧坏了脑，“只有我知道她没有”。大水沟是庙前那条通海的黑水沟，也是村里人对那片海边地方的叫法。去大水沟坐船，在这本书里既是死，也是回家。
马尼尼为
红色的风
全书二十一章，除去尾声，每章开头都立着几行短句。第二章前的内容是这样的：
病是神送来的，神送来的病
神送来了右边鼻孔，也送来右边的病
神送来的半身瘫痪，送来的水肿
一切都是神送来的
这种病叫红色的风
红色的风进去人的眼睛，人会瞎掉
进去人的嘴巴，会舌头僵硬说不出
……
进到皮肤，会有一百千种病
进去脑袋，人会疯掉
后记交代了来历：她多年来积攒了一个马来民间诗歌和鬼怪的资料库，“加上更多我对马来咒语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很像诗，我也改写了一些，穿插其中”。咒语撑起了这本书，风则无处不在。旧时阿拉伯和马来水手把南洋叫作风下之地，意思是季风吹到头的地方。书里的年尾大风季正是季风转向的时节，“那些四面八方的鬼，海上的、陆上的、森林的、沼泽的、高山的、平地的，都要来吃这风的宴席。阿娇姨是这样一次一次一点一点被吃掉的”。烧庙那夜，“红色的风打在全部人脸上”；第一章收尾，“红色的风黏在阿娇姨脸上。红色的风涂在她身上。她拼命搓掉它”；写到母亲的病，“红色的风一心一意要吹进那里。吹破她的身体”。
这红色的风多半来自马来语的angin ahmar，字面就是红色的风，ahmar是阿拉伯语的“红”，马来人用它称呼中风；第二章题词里的半身瘫痪、目盲、舌硬，正是这个病名底下的病象，只是咒语里的红风管得更宽，一直管到痔疮和疯癫。咖啡店里的潮州人和村外的马来人，对病的想法在这里不谋而合：中文把这个病叫中风，《素问》说“风者，百病之长也”，风邪入体，百病由生。风在马来语里本来就是病因，着凉叫masuk angin，风进来了。在半岛东海岸的巫医传统里，angin还指人与生俱来的内在之风，一个人的性情、欲望和才分，风大的人若找不到出口就会生病，巫医的办法是开一场夜里的仪式，让病人在恍惚中把风放出来，人类学家拉德曼写这种仪式的书就叫《驯服欲望之风》。《故乡无用》的叙事者替自己下的诊断正是如此：“那种风还很小的时候，就进入我耳朵、眼睛了，也进入那破庙里。那样的风早就进入我脑袋里，我才成了一个无用的写作少年，才看见了四个太阳、五个月亮的光。”“风还小的时候，就进入我耳朵了”这一句，她在2022年的散文集《多年后我忆起台北》里已经写过，篇名就叫《风还小的时候》。写作在她这里是风病，也是把风放出来的仪式，她在另一处说得更干脆：“写作和念经一样，孤独地和神呐喊。念了就平静了，没别的用。”
咒语的方向有两个。第六章前的那几行是降温的咒：“如果是锋利的，请让它变钝／如果是重的，请让它变轻／如果是痛的，请让它变好／如果是热的，请让它变凉／如果是有毒的，请解掉它／如果有火，请熄灭它。”马来语里，淡（tawar）和解毒、破咒共用一个词形，解药就叫penawar；开庙的四姨教人“对神我们只能求平淡。求从白色大象来的平淡。从白色石头来的平淡”，大约就是这一路。另一路是下咒：“一支蜡烛写着自己的名字，一支蜡烛写着敌人的名字。看看哪支先灭。”叙事者也想“学阿娇姨那样念经，把我讨厌的人咒死”。这一路有来历。2013年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写一个嫁进台北中产之家的马来西亚女子，封底只有一句话：“原谅我不爱这个城市，也不爱你们。”2022年《多年后我忆起台北》的开场诗叫《报仇记》，头一节就叫上猫，“我们一起去找那些人算账”。“怨毒著书”本是金圣叹评《水浒》的话，王德威拿它说过朱天心，黄锦树又拿它说马尼尼为。可是《故乡无用》两路咒语念到最后，留下来的是解咒的那一路：“那是麦木娜的恨。是阿英的恨。是永坤爸爸的恨。阿娇姨没有恨。我妈妈也没有。”房慧真在一次对谈里说，前几本书把恨排干净了，“类似‘爱’的东西”在这一本里长了出来。
风也吹进了她的中文，“一百千种病”是当地华语的口气，也是马来语的数法，十万说成seratus ribu，一百个千；书里买一间房子要“两百千”，疯男人要给阿娇姨“二十千”。“个”在书里是万用量词，“每一个花瓣”，后记说这是“刻意保留在地的口气”。她承认偷了很多亲戚的句子，三姨说谁谁“血很薄”，阿娇姨叫母亲“用两个拐杖走路”。书中反复响起的“欸哇布兰，欸哇布列”，据她的注，是马来话混印尼话的wau bulan，月亮风筝，东海岸那种下半截是一弯新月的大风筝，也是一首歌词可以随口造的民谣。麦木娜成了村里疯子的代称，Maimunah，一个阿拉伯语来源的马来女子名，意思是蒙福的、吉祥的。连书里那些人最常做的事，溜达，马来语也有现成的说法，makan angin，吃风，她2018年有一本马中对照的绘本就叫《吃风集》。阿娇姨一辈子在吃风，到头来被风吃掉。
马尼尼为著《马来鬼图鉴》
光明正大的废物
大陆版的腰封用书里的一句话解释书名：“我们是家族这代的废物，光明正大的废物。”台湾地区读者会想起舞鹤。三十年前舞鹤在小说《悲伤》里写下“努力做个无用的人”，他自己在淡水自闭十年，复出后写《拾骨》，写《余生》，叙事者不是精神病人就是闲人。《拾骨》写的是亡母的拾骨仪式，儿子捧着母亲的头骨摩挲，王德威论舞鹤，说每个人都是自己那座坟的拾骨者。阿娇姨捡破烂，叙事者跟着捡，捡的也是家族的残骸，只是舞鹤的无用是有意为之，是对政治机器和有用之学的一种犬儒抵抗，马尼尼为的无用先是一笔别人替她算好的账。外婆十四个孩子只供得起一个去读书，三舅读完台大电机系，回来没工作，后来学脚底按摩，辗转到新加坡的医院当清洁工，“可去台湾算是白去”。叙事者这一代去读经济系、化学系、生物系、美术系，回来成了除白蚁的人、卖珍珠奶茶的人、教象棋的人、开民宿的人。姊姊们成绩优异，橱柜里满满的奖杯，“她们那么努力是想考到医学系的，不过那名额过少，给我们华人的名额”。固打制，也就是按种族比例分配大学名额的制度，这个词正文里一次也没有出现，马来西亚华人读到这里不需要解释。有用的坐标在南边：“在这里，去新加坡的人都翻了身，工作两三年回来买房，个个意气风发。”叙事者去新加坡上过三个月的班，存下人生第一个一万，“那可能是我妈妈对我此生最满意的三个月”。她管自己这类人叫“被新加坡打回的人”，“流的是一样的血吧，一样无法翻身的血”。台北在这本书里几乎不出场，只剩一个冬天，新加坡倒是无处不在，故乡用新加坡的钱来衡量有用无用。
推倒村子的庙主说这块地是他家的，没有人拿得出证据，至少一百户人家被推土机推平，铺上一卡车一卡车的小石子。八户人家凑钱请律师，两年后拿到的赔偿付掉律师费剩两千块，“买一间新的房子要两百千以上”。到了书的后半，这家人要卖房子给病中的母亲请女佣，“请女佣花很多钱，比女儿儿子都贵”，房子却因为屋外的草地是政府要盖发电厂的地，卖不出手。开篇那场火，后来在母亲口中竟是庙主的儿子自己放的，“他以为这样可以筹到更多钱，结果病毒来了”；不到两年，庙又盖了回来，“已经和以前一模一样，只是变小了。缩了一圈”。无用也是土地的事。中文读者读到“无用”，难免想起庄子那棵因为无用而免于斧斤的大树，麻坡的树没有这种运气。外面那棵芒果树老了，不结果，就准备砍掉；叙事者在大热天出去砍榴梿树，“你结不结果，不结我把你砍掉。树说，好吧，我现在就结果。不要把我砍掉”。母亲“很喜欢砍树，动不动要砍一点。砍了才会长更多”。叙事者替自己想到的也是这个下场：“有一天我也会被砍掉，等我结不了果的时候。”庄子的安慰在这里不成立。书里替无用辩护，靠的是破烂。阿娇姨捡破烂，母亲去回收站捡鞋、捡画、捡病床，叙事者一进二手店就心平气和，“挖破烂已经成为我们无可救药的病”。车库里母亲捡的和阿娇姨捡的堆在一起，“破烂和破烂在一起，泥土和泥土在一起，都分不清了”，不妨读作这本书对亲属关系的定义。写作被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写作和阿娇姨的垃圾堆一样，只有她才知道那些不是垃圾。”“垃圾和年轻就一线之差。写作和垃圾也只是一线之差。我就在这边上。”
“废物”这个词在她笔下走过一段路。2013年的《带着你的杂质发亮》里，废物是别人，那个三十多岁没上过班、整天看电视的小叔，章名就叫《废物的力量可以毁掉我的婚姻》。同一本书里她写母亲蹲在杨桃树下一颗颗包果子，“我吃着这些难看的水果长大。没有帮她包过一次水果，没有帮她锄过草。我对这里完全没有贡献”。十一年后，波罗蜜、甘蔗和杨桃树都回到了《故乡无用》里，这一次她先下了结论，“我因为这样成了一个废物”。废物从别人身上收回来，安在自己和家族身上，才成了光明正大的。那本书里还有一句话：“故乡只不过是一个名字，有人的内容充实，有人的稀薄，它是母亲留给你命中的一块糖，你苦时它融化一些，直到最后你对苦免疫，它也用尽了。”糖用尽的那一天，就是故乡无用的那一天。
故乡在这本书里也从来不是整个的。父亲这边的阿公林永在福建失手打死了偷地瓜的人，一路逃到新加坡，再到印尼的一座渔岛，三个男婴死于腹泻，印尼又禁了华文教育，他才决定把家人陆续迁到麻坡，“搬去一个小孩子不会死掉的地方，一个可以学到中文的地方”。阿公在福建原有妻室，八十几岁还一个人回去，“他一个人的故乡，我们没有人去过”。叙事者在后记里说自己有三个故乡，真正的故乡是内陆的拉美士，九岁搬家后再没回去；尾声里她承认，书里这个海边的故乡是挪用的，“我挪用的是我妈妈他们的故乡”。于是有两个问题值得问。一个在台北住了二十多年、靠台北的出版和奖助写作的人，有没有资格说故乡无用？她在2022年出过一本散文集，书名就叫《异乡之用》；领奖的视频里她自己回答，书名是反话，故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给什么资源”，却是“一块能够一直在精神上支持我的野地”。再者，当“无用”成了书名、腰封和获奖理由，它还无用吗？张贵兴今年的新作《2084》已经自称“微不足道的小书”，到了马尼尼为这里，故乡干脆只剩一座缩了一圈的庙。可是无用在这本书里有自己的分量。第十九章前引了一句马来谚语：“铁静静地生锈／木薯静静地长。”谚语的原意是区分两种沉默，铁的沉默只会生锈，木薯的沉默在土里长肉。这本书写的穷人都沉默，“硬挺的安静。花落无声，鱼死无声。鱼游也无声，花开也无声”，阿娇姨病了痛了都不吭声，像猫。叙事者到最后承认，“这条安静一直在加深。我在继承这条安静。继承我妈妈的一只眼睛，阿娇姨的一只眼睛”。无用在这本书里是木薯那一种沉默，不出声，在土里长肉。
不管谁先死，先好好写
男人在这本书里大多只有职业和死法：开大卡车的大舅，送报纸死在小学门口的二舅，一夜之间逃命的小舅，“自私”的父亲。女人有身体。外婆四十三年密集生育，十四个孩子，两颗肾都坏了，“活埋在生活里”。母亲生了五个孩子，“用厨房消灭了她自己”。阿娇姨一辈子没有春天，“不过，她不知道春天，所以没有关系”。二舅妈阿英二十四岁死在水缸里，问米婆（请亡魂附身说话的灵媒）开口，用的是她骂丈夫“疯猪”的口气，一遍遍重复“我没有遇到贵人，如果遇到贵人就不会死”，二舅答应她：“我会烧很多贵人给你。”这一章借母亲一辈的口吻讲述，后记说有一个故事她听当事人讲过三次，大约就是这一个。
马华文学从来不缺家族书写，只是最有名的那些多半出自儿子之手，写的也多半是父亲：和她一样留台的黄锦树，《乌暗暝》里，胶林的夜里父亲出门不归，《鱼骸》里躲进研究室的学者对着龟甲招魂；张贵兴的《猴杯》写华人垦殖者余家四代的罪与罚。留在马来西亚写作的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写锡埠女子杜丽安的一生，《流俗地》写怡保“楼上楼”的盲女银霞和她周围的女人，把一座小城几十年的人情织成一张网，《故乡无用》不织网。它和今年同入三强的《林门郑氏》倒像一对，两个女儿，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天津，各自替母亲立了一部传；前年得奖的龚万辉《人工少女》正好倒过来，是一个父亲带着人造的女儿，在瘟疫后的城市废墟里走过十二个房间。于是有一个问题：忧郁的家族书写，是女作家回溯家史的专利吗？
林雪虹著《林门郑氏》
我想不是。舞鹤的《悲伤》是男人的忧郁，黄锦树的胶林也是。差别也许在时态。儿子们哀悼的是已经失去的东西，父亲、唐山、雨林；女儿们写的是还在眼前、正在用坏的身体。这本书的挽歌因此是预支的。阿娇姨在第一句话里就已经去大水沟坐船了，第十二章的章名又是《她去大水沟坐船了》，章末再送她走一次，到了第十三、十四章她却还活着，捡破烂，找房子，说八十岁还要去中国走一走，直到倒数第二章叙事者才对母亲交代：“妈妈你不用再担心阿娇姨。我帮她搬好家了。”一个人被写死三次。母亲的病，书里早说了不会好，叙事者能做的是写：“妈妈，我已经把太阳写完了，野草都被我写死了。”第二十章快结束时有一句：“不管谁先死，先好好写。”然后是“我最后找到一片年迈的空旷，把我妈妈的照片移植到那里。整整齐齐地放着，我妈妈就定居在那里”。巴特在《明室》里说，照片的时态是将来完成时：他已经死了，他还将要死。马尼尼为把这个时态用在了活人身上。2013年她就写过，“因为注定会有死别，我预习”；2022年那本书的后记说，她“用写作预习离开这件事”。在失去之前先把失去写完，这是她写了十多年的功课。
这本书的样子也由此而来。它完稿后在台北文学奖年金类（一项写作奖助）的终评里，评审在肯定其“语言高度诗化”之余，也惋惜“人物不够立体，整体故事稍显缺乏主轴，篇章之间的关联性较为薄弱”。这个判断没有错，只是量错了东西。后记里她说，写作期间桌上放着鲁尔福的《燃烧的平原》，后来又找到安德森的《小镇畸人》，对它“全书没有共同主角，甚至可独立阅读的做法留上了心”。这本书的单位是画面：章前一段短句，多数章末一页没有字的插画，简体版收录了她的手绘插图，并新增六幅。她先前有一本《马来鬼图鉴》，把马来民间的鬼一个一个画下来；《故乡无用》是一本故乡图鉴，疯子、傻子、买来的孩子、送人的孩子、去日本打黑工变成浮尸的男人、拜日本神的尿失禁男人，一个一个入册。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里写过一座住满死人的墨西哥小镇，安德森写的是一座住满畸人的美国小镇。她谦称自己没有写出鲁尔福那种“鬼魂和人自然交错的空间”，她写的鬼是来结账的。按书中人的说法，自杀都是假的，“其实是鬼在找替身”；阿娇姨年轻时在新加坡的高楼走廊上听见一个声音说，“跳下去。你如果跳下去，就会是全世界最美的人”。书前的献词与此呼应，只有几个字：献给阿娇姨，土太小了，别跳。
“我妈妈叫我不要再写作，叫我不要再生病。”书里这样写。十月二十四日晚上，这位已经被女儿移植进照片、安放在一片年迈的空旷里的母亲，替女儿领了奖。台风把马尼尼为留在台北，那阵风倒像是从书里吹出来的。第一章的咒语说，到这里来风，把你的锁放下来，让我去接船，风会听我的。这一回，风没有放她走，却把这本书吹到了她母亲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