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组织｜黄金的囚徒：谁来约束货币的创造者（上）

国际银行家的影响力同时渗透了政界与商界。他们对政客的判断一向不客气：目光短浅，容易屈从于短期民意，既缺乏理解货币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也缺少维护货币价值所需的政治定力。货币体系不应交给这样的人掌管。

按照银行家的逻辑，只有两项制度安排才能保障金融秩序：一是将货币价值锚定于黄金，二是把货币供给的控制权交给银行家。这套主张表面上关乎货币纪律，实质上也关乎权力——黄金为货币提供了一个看似超越政治的价值标准，银行家则凭借对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控制，获得影响经济运行的地位。

要使这套安排获得公众认可，银行家还必须维持一种观念：货币是一门复杂而专业的学问，只有少数人真正懂得它的运行规律。货币创造的过程越不为外界所知，控制这一过程的人便越容易把自己的利益解释为整个社会的利益。

金本位正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体现。支持者宣称，它能够同时稳定汇率和物价。前一项承诺确有制度依据，后一项却经不起推敲——由于货币供给受黄金储量约束，当黄金产量增长赶不上经济活动扩张时，货币相对于商品便会趋于稀缺，价格随之承受下行压力。十九世纪后期的长期通缩，正说明固定汇率与稳定物价并不是一回事。

金本位的运行原理并不复杂，各国以法律规定本国货币单位与一定重量的黄金等值，并承诺按照固定比价兑换。持有人可以依照规定，将黄金、金币或黄金凭证交由国库或指定机构，换取相应形式的货币。只要兑换承诺得到履行，汇率便有了明确的制度锚：英镑值多少黄金，美元值多少黄金，两者之间的比价也就随之确定。

黄金在这套体系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它既是货币价值的基准，也是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其他货币以黄金标价，商品则以黄金计价。黄金好比跷跷板的支点：商品价格上涨，意味着同一单位货币能够购买的商品减少；商品价格下跌，则意味着货币购买力上升。支点本身看似稳定，跷跷板两端却仍会起伏。金本位固定的是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比价，而不是货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货币制度可以稳定金融交易的计价方式，却不能因此消除经济波动。如果黄金供给增长缓慢，而生产、贸易和信贷不断扩张，调整压力就会转移到商品价格、工资和债务上。价格下跌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影响并不相同：债权人持有的名义债权保持不变，债务人却必须用更有购买力的货币偿还旧债。所谓货币稳定，因而可能以经济中的另一种不稳定为代价。

货币的倒金字塔

要理解二十世纪的经济史，必须进一步追问货币究竟从哪里来，以及谁有权决定它的数量。货币在国内经济和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银行家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本位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可以想象成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底层是黄金及黄金凭证，往上是纸币，最上层则是银行存款。越往上，货币的规模越大，也越容易扩张；越往下，数量越少，越被视为可靠的储备基础。

这座金字塔依赖一条逐层递进的兑换链。存款可以提取为纸币，纸币又可以按照规定兑换黄金。理论上，每一层的持有人都能够要求把自己的资产转换为下一层更具最终偿付能力的形式。问题在于，各层货币的总量并不相等，银行存款远多于纸币，纸币又远多于黄金。如果大量存款持有人同时要求提取现金，或大量纸币持有人同时要求兑换黄金，储备便可能迅速耗尽。

那么，是不是日常交易中每一笔存款都要对应一笔单独存放的黄金呢？当然不是。整个体系能够运转，依赖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假设：人们不会同时要求兑现所有承诺。银行体系以远少于其负债总额的储备维持运作，公众对兑换承诺报以信心，本身就是这套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纸币由发钞银行发行，并依照当时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以黄金或黄金凭证作为担保。具体需要多少黄金，取决于各国的立法、监管条例、银行特许章程以及行业惯例。发钞权早期分散于多家银行，后来逐渐集中到少数机构，最终在许多国家归于一家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这个称谓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它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许多早期中央银行由私人股东持有，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它们承担着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公共职能，却可能保留私人所有权和私人利益。这种安排使货币治理始终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当公共稳定与机构自身的财务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怎样取舍？

这套货币制度在不同的国家的具体运作有所不同。1914年至1939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券须以相当于票面价值40%的黄金凭证作担保；到1945年，这一比例降至25%。英国1928年的立法则规定，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在2.5亿英镑以内，无须逐额以黄金储备担保；超过这一额度的部分，才须获得全额黄金覆盖。同年，法国将纸币的黄金担保比例定为35%。

这些数字看起来像是对货币发行权施加了明确约束，但它们也揭示了另一层事实：所谓“黄金纪律”，从来不是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自然法则。担保比例由法律确定，也可以由法律修改。遇到战争等紧急情况，政府可以改变规则，甚至暂停执行。黄金本身不会规定一国应该保留多少储备，也不会决定在何种危机下允许暂停兑换。真正划定这些边界的，仍然是掌握立法权和制度权力的人。

金本位因而具有双重性质：它把货币价值置于一个外在标准之下，限制政府任意扩张货币的能力；与此同时，它也把货币供给的日常控制交给一套由银行、储备规则和兑换承诺构成的制度。黄金提供了纪律，银行体系则决定这套纪律如何作用于现实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没有支持者所说的那样简单。

存款，不只是存款

倒金字塔最宽阔的部分，是银行存款；现代货币体系最容易被误解的机制，也恰恰藏在这里。

银行使用同一个词，描述两种来源不同的存款。一种是客户把既有资金存入银行形成的存款，可以称为“存入存款”。银行因此欠客户一笔钱，客户则可以按照账户条款提取资金，或获得相应利息。

另一种是银行放贷时创造出来的存款，即“派生存款”。银行批准贷款后，会把相应金额记入借款人的账户。借款人得到可用于支付的存款，同时承担向银行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与前一种情况不同，这笔存款并非由另一位储户先行交付同等金额的现金，再转交给借款人；贷款与存款是在同一笔银行业务中同时产生的。

两种存款都可以用于支付。持有人可以开具支票，向第三方购买商品、支付工资或偿还债务。正因为它们在交易中发挥相同的作用，银行业才用同一个词来称呼它们。对于经济体系而言，关键不在于一笔存款最初来自谁的账户，而在于它是否能够用于支付，以及它如何影响整个货币与信贷的规模。

存入存款与派生存款的区别，却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前者通缩、后者通胀。把现金存入银行，改变的是公众与银行之间的资产和负债结构；银行发放新贷款，则会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同时增加贷款资产和存款负债，从而创造新的存款货币。至于这些变化最终怎样影响物价、产出和信贷周期，还取决于资金是否被支出、经济是否存在闲置产能，以及借款人和银行随后如何行动。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并不主要以纸币和硬币的形式存在。大量支付通过银行账户完成，银行存款因而构成货币供给的重要部分。银行不只是把已有储蓄从甲手中转交给乙；在放贷过程中，它们也参与创造经济活动所使用的货币。

这使银行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了特殊位置：谁获得贷款，谁便能提前动用尚未赚取的收入，购买设备、扩建工厂、购置住房或投资证券；谁无法获得贷款，即使拥有一个看似可行的商业计划，也可能只能等待。由此，信贷分配不仅影响资金流向，还影响哪些企业能够成长、哪些行业能够扩张，以及哪些人可以提前支配未来的收入。

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当然不是无限的。贷款受到资本充足程度、流动性、监管规定、融资成本、借款需求和违约风险等多重约束。在传统的储备金理论中，货币体系的扩张潜力常被描述为储备金的若干倍。美国曾以存款规模不超过纸币与黄金储备十倍左右作为一种传统规则，英国的比例则通常接近二十倍。

这类比例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安排，并非银行放贷的普遍机械定律。银行是否愿意增加贷款，既取决于可用储备，也取决于资本、风险判断和市场需求；而贷款本身创造的存款，又可能在银行体系内流转，影响其他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现实中的货币创造，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监管制度和借贷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信用扩张也因此具有顺周期性。繁荣时期，企业对未来销售充满信心，家庭更愿意借钱，银行则倾向于把较低的违约风险视为继续放贷的理由。新增贷款带来新的购买力，推动投资、消费和资产价格上涨；经济活动越旺盛，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看起来越好，银行也就越有理由继续扩张信用。衰退时期，这个过程可能反向运行。企业减少投资，家庭推迟大额支出，银行开始担忧违约，贷款标准随之收紧。借款人不仅更难获得新贷款，还必须偿还既有债务。支出下降会进一步压低收入，恶化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并促使银行更加谨慎。

货币体系由此放大经济周期：繁荣时，它能够迅速扩大购买力；危机时，信用收缩又会加重经济下行。

这种机制与金本位的约束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关系。货币体系的底层试图通过有限的黄金储备维持纪律，顶层的银行信贷却能够在经济繁荣时迅速扩张。黄金所提供的基础相对狭窄，建立在其上的信用规模却远为庞大。金融体系的力量，正来自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它的脆弱性，也藏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