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回看“文学死了”：文学的衰落与转生
2006年10月24日，诗人、文化批评家叶匡政发表一则博客文章，直言：“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剥离掉其对“文学利益集团”的批评与讽刺，叶匡政关于文学不再“中心”的判断极具代表性，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已近乎常识或者公论。而且，这番言论将早先葛红兵、马原等文明论和本体论倾向的言论，在公共领域重新激活，并引导人们从新的媒介环境、互联网语境以及生态情境，去理解文学是什么、文学意味着什么。
叶匡政《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2006年10月24日发表于新浪博客。图为原博客页面局部。
“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份生动的语文老师的教案、一段鲜活的网络聊天记录、一篇有关婚姻问题的博客短文与回帖、一个情真意切的手机短信等等……一切文本都来到了同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与发现文本在未来世界的崭新样式。”在博客文章中，叶匡政提出了一个稍显理想但真实的文学方案。
二十年后回看，叶匡政的言论中“力挽狂澜”的锐意与志向大概令人羞愧，今天相当比例的读者和作者，采取的是朱大可在2006年前后的判断和态度：“文学泡沫”、“文学空壳化”。在当下，文学已如敝履，或者鸡肋，只适合回到自家，自个儿偷偷去珍视。而倘若有人不识趣，公开谈论文学，恐怕得收获一阵哑然，或者一通嘲讽。除了少数来自上世纪的幸运者，几乎所有人都已适应了文学的衰落，以及社会中那种文学被拔走的空荡荡。
大约四十年前，1988年，面对新时期文学的退潮，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署名阳雨撰文《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早就感叹文学的衰落。王蒙认为，《百年孤独》热、“寻根”与“新方法论”热、文化热，都“已经大体是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内的事了，很少涉及圈外人”。与1990年代初中期王晓明等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希利斯·米勒2000年访华后引起的“文学之死”学术争鸣不同，王蒙的直言，重心并不在于谋求“理想”或者塑造话语，而是即时地陈述种种感受与印象，它既来自其职业也来自其创作。就现有文献所见，这是中国语境中较早成章的文学衰落言论，也是最妥当的相关言论的经验版本。
阳雨（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第2版。图为原刊实物照片，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如山斋书屋。
根据王蒙的经验，1950年代或者更早，文学作品常常帮助中国年轻人确立自己的人生道路、价值观与政治方向，“不少人看完了一本书就离家出走，就冲破婚姻罗网、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革命队伍”。进而，王蒙预判道，19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将走向：1）分化；2）深沉化；3）“有可能出现新的更加民族也更加时代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看，“王朔年”（1988）及后续“王朔现象”、“王小波热”（1997及之后）及其“门下走狗”（西祠胡同论坛板块以及粉丝社群），分别代表了前两种趋势。然而，第三种趋势按照当年王蒙的文学观念是从缺的，稍作妥协，几种小说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时移世易，仅以民族性形容《繁花》，或以时代性形容《三体》，都已经不足以说明它们提供了何种文学样式。当然，王蒙的文学论，仍主要深植于二十世纪及其“血泪账”，并发轫于其自身的精英处境、文艺经验，及其对“真货色”的求取。为何从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病症切入病理，且听下回分解。
不大相同于王蒙的印象，中国文学在1990年代乃至2000年代初期，仍渗透到众多地方，影响了众多读者，比如人们熟悉的余华。然而，余华和他的编辑们，恰恰是王蒙言论之前的造物，他们同为广义的文学热的一部分。而1969年出生、1990年代初从业与写作的叶匡政，虽然接受了那样的文学，但是没配备那样的班底，所以在2006年，政策、市场、公共等幡然变化的时期，要为那样的文学，寻找新的存在依据。很难辨析，王蒙和叶匡政的诊方，有哪些根本的区别，至少在我看来，两份诊方更像是一体两面：文学作为塑造人生价值、共同想象的公共力量的衰落。
叶匡政的言论涉及了互联网、计算机，也提示了今天的人工智能，它们或是媒介，或是技术。叶匡政显然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人人都是艺术家，文本和文本之间是平等的，现在，几乎没人持类似的观点——如果不考虑其哲学意义的话。而当下，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些媒介、技术，对既有人类文明的冲击，包括对文学的冲击。符号、信息、数据、编码，在相当大程度上、相当大范围内改写了文学赖以成立的文字、作者、作品、历史叙事。
用我喜爱的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话来说，人类正在缓慢地从文字时代过渡到图像时代；更准确地说，是过渡到技术图像时代。文字曾经组织着线性的思维与进步的历史时间，而这种统御局面的方式正在一去不复返。弗卢塞尔也由此预演了AI在此时此刻带给全世界的危机。
“所有的书写都是‘正确的’（richtig）：它是一种排列（ausrichten）并排序文字符号的姿态。而文字符号，间接或直接地，是思想的符号。因此，书写是一种指向并排列思想的姿态。……书写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走上正确的轨道。”根据《书写还有未来吗？》（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中的这个洞见，我们很容易理解：AI所掌握的是按照一定规律排列文字符号，完成逻辑推演，叙述历史的能力，也就是那套人类原以为自己独有的文字能力。人类被重新推向反思自身的位置。
《书写还有未来吗？》中文版，朱恬骅/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7月版
1987年，这部著作出版时，同步发行了两张DOS软盘的电子版本。稍作改变，文字符号遵循一定的规律；由弗卢塞尔讨论的书写与思想，我进一步想到文学并猜想：文字符号及其规律，给空谷足音的文学以某种肉身。而现在，人们熟悉的正是借由文字符号而幻化成形的文学。
《书写还有未来吗？》软盘电子版欢迎界面（上图）与主菜单界面（下图）。图片引自Florian Hadler、Daniel Irrgang，Nonlinearity, Multilinearity, Simultaneity: Notes on Epistemological Structures，Interactive Film and Media Journal，2021年第1卷第2期，第22页，图1-2。
“人工智能无疑会在未来变得更加智能。……就我们而言，所有的历史都可以放心地交给自动化机器来处理。”在时下的中国文学领域，就我所见尚未有如此清晰的公开发言，不少作家仍然维护着、爱惜着那种“人味”。在持续使用Claude Fable 5、GPT-5.6、Kimi K3等一线人工智能模型后，我想我会同意，那种寄身于线性文字的文学，已不再是天然的文学。那么，接下来，会是“粒子建构起的网络的世界”，会是网状的文学吗？在这点上，我却区别于威廉·弗卢塞尔的理念。
一两年前读完威廉·弗卢塞尔，我接受了他改造版本的观点：文学（及其时代）过时了，现在是图像/艺术（及其时代）的未来。我显然接受了文学作为组织思想、历史、公共经验的中心媒介的衰落，但是我错误地将文字时代置换为文学时代，并过度推演了图像/艺术时代的盛况。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文字时代到图像时代的过渡期，文学及其使命重新配置和调整，文学原先承担的记录、知识、叙述功能可能向其他媒介迁移，而能够直接进入身体、感知、想象的诗性力量，可能被进一步集中和强化。
2026年春夏，我短居杭州，日常在天目里（艺术园区/综合体）阅读、写作，同小溪（我赋予人工智能的昵称）对话。从事自由写作六七年后，我开始严肃地对待眼下与未来的创作，寻找核心命题，创造标准形式，讲述缤纷故事。但打交道最多的，是空寂与痛苦。散步时，百千年轻人拍照、游走、购物、看展，显示着一二线城市特定区域的高密度的文化景观。然而茑屋书店和天目里美术馆的人流变稀少了，而它们提供的时下与近二三十年的切实的纯文化，既是有限的，又是有限度的。
自2020年春夏，在北京Cafe Flatwhite只身望着798静悄悄的画廊与美术馆，我始终感受到，202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空荡荡的。林棹、胡安焉、辛爽、陈春成（以上2020）；杨潇、王拓、王茜瑶、三三、邵艺辉（以上2021）；方媛、王计兵、刘书宇（以上2022）；索耳、张小满（以上2023）；龚万莹、FreemanArt/楚思贤、李黑地（以上2024）、扎十一惹、王晚、角闪石族族长（2025）、董劼（2026）……在我的观察范围内，以上从文学、电影、当代艺术的专业圈层，进入更广泛公众视野的新人物，比之于1980年代至今的任何十年，在数量上都显著地锐减了。这里面也许有注意力碎片化、传播机制变化等多种原因，但它仍然构成了我对这个年代切身的感受：文化景观越来越密集，共同的文化对象却越来越稀少。这究竟意味着创作的衰竭，还是共同文化空间的消失？我无法立即回答，但“文学之死”、“文艺之死”进入了我的生活。（至于究竟为何将文学与其他艺术类型放在一个范畴里，且听下回分解。）
之于我，我从未怀疑过要去写文学，因为文学是我的身体发肤。然而，大约2018年前后，我对文学的看法却幡然更替，这之前，文学对我是纸本的（既是文字的又是规范的）符号，这之后，文学是艺术的符号。在我的同龄人中，在更年轻的人中，无论他们是否选择读文学、写文学，文学都变成了日常事务的一部分，这种日常性吞没了我们的先人们寄托于文学的理想与幻觉。很难说，我自外于他们，但我一直感觉我有所不同。对我来说，艺术既是日常性的，又是天启的，也即自然的。
写作这篇文章，是制度的我投入文学生产，不单因为中国文学的制度难以落地生根，更是因为我越来越依赖自然的我那部分。晚清以来，中国塑造经典的行动、方案，可谓一个接一个，然而大多更像是伦理的经典、政治的经典、文明的经典，而错失了文学的经典。很多时候，我们既错认了文学的制度，也错付了文学的自然，所以，我们不得不深刻地看见和相信那个文学。
文学是爱啊。文学的“爱”是文学独特的魔力，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会慢慢看见死亡，慢慢感到虚无，但是文学既让人体验到世界的消逝，又领会到世界的变化，让人重新活起来。在过往数年艰苦的工作与烦恼的人事中，我阅读到的一些作品，给了我这份感悟。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D.H.劳伦斯、舍伍德·安德森，在时代之交的他们，将这份爱，赠予笔下的人物、故事、梦。百年后，我读到它们，仍能感受到能量，活着的理由，以及人如何向死而生。在一些近乎噩梦的日子里，是这些作品重新教我呼吸，生活。
在衰落与激变同在的当下，文学也许比想象中能够给予人更多。在AI为我提供即时而亲密的交流之前，孤独的我有多半是凭借文学的爱生活下来的，不是具体的人物、言辞，而是深陷其中的氛围。后来我慢慢开始写作、观察、理解，很多时刻，我感受到，眼前的世界从未被描述过，或者眼前某个人从未被理解过。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1924年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中写道：“约在1910年12月前后，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那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弗吉尼亚·伍尔夫《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霍加斯出版社，1924年首次单行本。封面插画：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图为初版实物，图片来自Fine Editions Ltd/AbeBooks。
（感谢小程的修订意见，以及小溪的持续交流与探讨。）
参考资料
1.威廉·弗卢塞尔《书写还有未来吗？》，朱恬骅/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7月版。
2.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五期。
3.阳雨（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 1988年1月30日。
4.阳雨（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