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的历史回响：第十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在大变局时代，当国际规则频繁遭遇挑战、地缘格局加速重组，回望历史中的大国关系与格局演变，能为理解当下提供怎样的镜鉴？
2026年10月17日至18日，第十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这一系列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自2006年在山东日照举办首届研讨起，至今已延续二十载，见证了中外关系史领域学术议题、人才梯队的传承与更新。
本届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近代史所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与上师大人文学院共同承办，主题为“大国关系与近代国际格局的演变”。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的8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
与会者合影
会议于17日上午开幕，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陈恒致辞。陈恒在致辞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与问候，表达了对会议的支持与期许。他表示，期待会议进一步深化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持续以务实、认真、深耕的精神，推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扎实的史料整理与理论反思中不断拓展。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在致辞中回顾了二十年来的办会历程。他感慨，当初共同创办并参与这一会议的诸多同仁已经成学界元老，甚至有一些老友已经故去，但会议也见证了新生代学术力量的成长，体现了“学脉流长”的学术传承。他表示，在“大变局时代”，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国际规则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更需要深厚的国际关系史知识来理解当今世界，而中外关系史会议的现实意义也愈发凸显。
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力的致辞以档案资源分享为重点，介绍了近代史所档案馆收藏的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及北洋政府外交部等档案，特别详述了2004至2005年间将相关档案移入近史所、实现数位化的过程。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环节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主持。
首位报告人、中山大学教授吴义雄回顾自己曾参加二十年前的首届日照会议，“记忆犹新”。吴义雄教授报告题为《天朝体制与地方路径：清廷与广东当局应对英国入侵澳门之决策歧异与观念冲突》，聚焦19世纪初英军两次入侵澳门事件。他指出，鸦片战争并非一朝而至，其酝酿可上溯至18世纪：澳门扼珠江航道的战略地位、珠江口规模庞大的海盗活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法在亚洲海域的竞争，共同构成英国觊觎澳门的背景。他提出，面对英军侵占，广东当局形成了一套可称为“地方路径”的处理办法：把中西交涉尽量当地方事件在地方层面解决，不轻易上报朝廷；交涉对象仅限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只与商人打交道；借助帆船贸易的季节性，以断绝伙食供应乃至停止贸易等非军事手段施压。吴义雄认为，中央与地方在观念上的这种冲突，正是理解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关系的关键。
韩国釜山大学特聘研究教授裴京汉以《五四时期东亚思想共同体的一个侧面——以韩国第二任临时总统朴殷植的社会主义认识为中心》为题，重新审视这位通常被视为保守传统主义者的韩国独立运动家。他通过朴殷植与同时代中国进步知识人的交往及其对俄国革命的论述，提出“东亚思想共同体”概念，认为“五四”前后，东亚知识界在社会主义思潮上表现出高度共通性，思想层面的交流本身即构成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维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军以《北伐战争时期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势力及其维护》为题，从经济重心、海军炮舰威胁、与中国新兴政治力量的关系、与英美势力既合作又角逐四个维度，勾勒北伐时期日本对长江流域的经营。他质疑日本学界流行的“币原外交”与“田中外交”对立说，指出档案显示田中内阁在长江流域的举措与币原外交一脉相承，两者只是区域侧重不同，并非整体政策的断裂。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君山发表《吴鼎昌与中日危机（1928—1937）》，刻画这位兼具银行家（盐业银行与“北四行”）、报人（《大公报》社社长）与政客（后任实业部长）三重身份的人物，在国民政府“节制资本”政策、白银风潮与华北危机的多重压力下，如何在“坚持与避险、矛盾与靠拢”之间辗转腾挪的经历。
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一）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姚百慧担任总评人。
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石晓宁以《1927—1937：海外侨社对国民党党务、国民政府侨务与外交事务交叉运作的应对——以美国、加拿大侨社为例》为题，考察北美侨社与党国体制的复杂关系。她指出，北美侨民基本全部来自广东四邑地区，尽管广东号称国民党革命策源地，侨社对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却并不支持；侨社内部长期存在革命派与稳健派的激烈党争，甚至发生跨国刺杀事件。1927年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侨社的态度可概括为“认同国家，但是并不认同政党”：一方面否定党国体制、抵制侨务与党务对侨社自治的干预，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承认国民政府并接受驻外领馆的代表身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族危机才使长期党争暂告缓和。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肖如平发表《太平洋战争前英国政府的对华援助与限度》，从经济信贷、军事合作与外交承认三个维度，梳理英国对华政策从悲观观望到有限援助的转变。他强调驻华大使卡尔的实地考察是政策转折的关键：卡尔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巨大潜力，也认识到妥协无法维护英国在华根本利益，1938年5月英国外交部才首次提出对华援助。但英国始终极力控制援助力度、避免对日直接冲突，军事物资援助迟至1941年3月“先欧后亚”战略确立后才真正启动；在伪政权问题上，英国则在坚持承认重庆国民政府的前提下，将政治承认与技术交涉切割处理。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佩玉以《从路权到债权：汇丰银行与晚清铁路利权争夺（1895—1912）》为题，揭示汇丰银行如何借助前台机构“中英公司”实现对晚清铁路的控制：由汇丰主导组建的中英公司承揽草约与正约的签订，而通过利息、折扣、经理费、用人权、购料权、余利分配、担保抵押权与开发权八项条款，汇丰把单纯的借贷关系转化为对铁路运营全过程的控制。即便历经三波收权运动与辛亥鼎革，路权名义上收回，金融控制仍以“银团共管”的形式在后台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的报告题为《九一八后围绕东北海关的大国交涉兼及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检讨》。他利用美国决策层文件指出，门户开放在美国内部被明确界定为一种“商业性政策”，而非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政治承诺，这为美国在九一八后的消极应对提供了理论依据。海关税收约占当时中国税收近十分之一，且牵涉战后债务担保，成为英美法意等国对日抗议的焦点，但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未能遏制日本扩张，其退让也未换来日本在军控与条约体系上的配合。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张金超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侨务局的设置和废弃》为题，钩沉了一段长期被忽视的制度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外交部下设侨务局，聘请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出任首任局长。钟荣光反复强调侨务工作的核心不在“管理”而在“服务”，在任内推行维护华侨权益、发展侨教、划分18个侨区等举措，并创办《侨务月刊》。但因机构重叠（国民党中央另设侨务委员会）、人员经费不足，他任职仅九个月便辞职。
总评人姚百慧在评议中肯定了五篇报告的档案功底，并就北美侨社研究的比较视野、英国对华政策判断的整体性问题、东北海关与门户开放两条线索的融合等提出建议，主张将具体个案置于国际格局演变的框架下审视。
同步进行的主旨报告（二）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谦平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担任总评人。
聊城大学教授张礼恒以《近代中国内地通商权的沦丧——〈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深远影响》为题，从内地通商权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自1870年代中日建交至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前后日本对华经济渗透的近30年进程，认为该约“标志着日本近30年来攫取中国内地通商权图谋的最终得逞”，助推了明治政府与西方改约谈判的实现，也“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张礼恒还从“个案与个案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等三方面检讨了中、日学界既有研究的不足。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廖大伟以《孙中山与西藏问题》为题，结合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的纪念节点，系统分析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与努力。他指出，孙中山推动了西藏问题在中央层面的制度化处理，并从移民西藏、开发西藏矿产、规划以拉萨为中心的藏区铁路网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其《实业计划》中关于进藏铁路的线路设计与今天的高原铁路系统几乎一致。廖大伟认为，孙中山对西藏的主张贯穿了他一贯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比当时多数人所持华夷之辨的旧观念更具进步性，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早期思考；如果辛亥前后西藏问题处理失当，将连带引发蒙古乃至整个边疆的连锁反应。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利民发表《灰色地带与主权回归——抗战时期广州湾的地位变化与大国外交博弈》，以广州湾的“位置”为切入点，梳理其在中、日、法三方博弈中的复杂演变。他指出，广州湾本是1899年确立的中法租借地，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租借关系演变为中、日、法（兼及汪伪、法属印度支那）多方的博弈关系，广州湾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特殊的“灰色地带”：对中国而言是关系海外战略物资运输的国际通道，对日本而言则是实施南进战略、封锁南部中国的重要支点。1943年初，日本出于摆脱战争困境的战略考虑直接军事占领广州湾，并在对法交涉中取得全面胜利，维希政府“全盘”接受了日方要求。刘利民认为这并非维希政权单纯的软弱，而是弱势政权在法西斯霸权压力下的一种“止损”策略。此后因维希政府一再损害中国利益，中国政府宣布与之断交，戴高乐政府接掌中法关系发言权。1945年，中法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从法理上和事实上恢复了中国对广州湾的统治，结束了广州湾近半个世纪沦为法国租借地的历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海斌以《“东南互保”与晚清外交》为题，从东南督抚的能动性、上海道台的台前幕后角色、庚子时期各国领事团一跃成为中外交涉重心、清朝驻外使节群体等几个层面，检讨既有“中央外交大权必须专属”叙事的不足。他提出，晚清相当长时期内“总署外交”与“地方洋务体制”并存且相互配合，其制度线索是南、北洋大臣的设立，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谕准各省将军督抚“一律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衔”。由此看东南互保，督抚“决非取代中央行使外交大权，而不过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交涉权力放大”，只是暂时“代朝廷连续邦交”，实仍在应务范围之内。他还考订指出，东南互保并未“议定”或“签署”约款，而仅以换文形式达成中外保护的谅解，真正经签约实现互保的只有福建一省。庚子之后，随着新政启动与外交机构改革，外交权确有重新集中之势，至1907年各省交涉使司设立，原地方洋务体制基本瓦解，但学界对地方外交的探讨仍嫌不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发表《安德森家族在中国：关员、作家和学者》，对“英国人”这一范畴本身进行反思。他指出，既有研究常将旅华英人笼统以“英国人”视之，忽视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含乌斯特人）之间的族群差异与千年情结。论文的主角、海关税务司安德森（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即是一位盎格鲁爱尔兰人，其两位儿子是在全球学界享有大名的本奈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生于昆明）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生于抗战时期的上海），第一任太太则是知名女性主义游记作家斯黛拉·班森（Stella Benson）。安德森在蒙自、海口、北海、珲春等各关任职，班森的小说灵感即来自这段旅居生活；正是族群认同、海关人事制度与旅居中国的足迹，使安德森一家看到的中国，与身居租界或欧美的学者那种猎奇眼光极为不同。张志云以这一家族史个案呼应滨下武志提出的“第二代海关史”研究路线——利用海关洋员的“生活志”（书信、日记、回忆录、访谈录及配偶儿女的观察记录）展开研究，呼吁揭开英帝国研究中“英格兰中心”的预设。
总评人臧运祜在评议中肯定了上述研究的多元视角与现实关怀，建议进一步挖掘孙中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当下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现实意义，同时对“灰色地带”概念用于广州湾提出商榷，并提示广州湾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法国维希政府、戴高乐临时政府等一手档案，建议进一步区分东南互保的“超连续”行为与中央外交的实践空间，并提示关注海关等领域“非纯正血统”英国人角色这一尚未充分研究的空间。
主旨报告
10月17日下午至18日上午，会议设置三场共十组分组讨论，40余篇论文报告。议题大致涵盖四大脉络：其一，晚清外交的再审视。研究者利用中、英、法等多国档案，围绕香港鼠疫与英帝国的信息政治、英国对华政策从“炮舰外交”到“合作政策”的转向、汉口英租界善后交涉中的英国内部博弈、《非战公约》与中东路事件中的美国调处、晚清界图绘制模式、万县九五惨案与英国炮舰外交的挫败、西沙主权问题中的档案政治、旅顺港大坞工程背后的中外合作，以及俄罗斯汉学的形成等具体事件与制度演变展开细致考察。其二，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涉及九一八后围绕《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的中日交涉、近代日本对东北矿产的调查、战后东北接收中的国际因素、开罗会议与琉球问题、中国的国联外交与日本侵华问题、1926—1928年中日修约再考察、新四国银行团的存续与瓦解等议题。其三，战时与革命外交，涵盖抗战时期中苏借款合约的争议、战后对美交涉、美国驻华机构对苏区及红军长征的观察、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苏联《消息报》视角下的长征、牛兰案与英国政府的观察等。其四，制度与观念史，包括清末对英修订商约中的官员互动、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传播、丁巳复辟善后中的张勋处置、《三民主义》中“与英国领事争论”的史源考辨、民国乡村卫生建设的域外关联、19世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泰国作为战争“从犯”的战罪问题，以及近代来华西人中文名的考证等。
分组讨论
圆桌讨论
10月18日上午，闭幕圆桌由近代史所研究员侯中军主持，张俊义、李少军、李兆祥、肖如平四位学者担任引言人。与会学者围绕二十年来会议的学术传承、学科发展与共同体建设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交流。
武汉大学李少军教授回忆了十届会议中最难忘的两幕，从两届之间看到了代际更新，以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可能性与生命力。他高度评价新生代同行提交的论文，认为从选题、资料掌握、语种运用到研究深度“方方面面都相当可观”，“我们完全可以有条件在比较同样的基础上，跟世界各国的同行们来相互交流、相互对话”。曲阜师范大学李兆祥教授回顾了首届日照会议的筹办经过，并介绍曲阜师大自2014年起开辟的南海及周边国家关系研究。浙江大学肖如平教授、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都提到，会议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共同体”。这一系列研讨会在背后没有一个学术组织支持的情况下连续举办十届，实属不易，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外关系史团队长期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同时提醒，在吸收社会科学方法、学术理论发掘方面仍有余地，年轻学者面临压力较大的职业环境，探索“比较艰难的方法问题”并不容易。清华大学王建朗教授最后发言，他评价研讨会风气务实，评论环节“有锋芒”，并感谢裴京汉等国际老友前来参会。
闭幕圆桌
闭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李文硕主持，近代史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珊作会议总结。她感谢前辈学者在会上分享最前沿的研究、在点评中给出最专业的指导，感谢已成长为中青年骨干的学者发表真知灼见，也感谢青年博士生与青年学者为会议注入新鲜血液。她表示，如果将过去十届的会议手册一一梳理，就能清晰感受到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传承和发展，并表示将与研究室的同仁们一道为维系好这样一个难得的学术共同体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