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挪走你的布里丹之驴！
中国的一个奇迹
2021年11月，农民工陈直的故事登上了中国互联网的热搜。他大二退学，此后十余年辗转多地打工，包括在流水线工厂里组装iPad屏幕。在那里，他穿着只露出双眼的蓝色无尘服，每天工作12个小时，赚取微薄的工资。在令人疲惫的重复性工作之余，他自学英语，开始阅读海德格尔，并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翻译成中文，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在完成其他一些翻译后，他在网上发帖求助，询问译著是否有出版的可能，以证明自己具有“同等学力”，能够申请读大学。他的这一努力受到了冷遇，但媒体发现了他的帖子，帖子内容成为网上的热点话题。
陈直，2024年7月25日摄于家中。视觉中国 图
陈直献身于海德格尔的精神究竟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虚假的出路？不难想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会给出怎样的回答：流水线工人不需要将海德格尔作为解药，他们需要的是改变悲惨的工作条件。海德格尔似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而且原因显而易见。在海德格尔的《黑皮笔记本》出版之后，由于他的反犹主义和他与纳粹的联系，很多人都提议将他移出严肃哲学家的名单。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坚持认为海德格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即使在他最受诟病的地方，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说过：“有些人和群体（黑人，例如卡菲尔人）是没有历史的。……然而，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有一千年漫长而多变的历史。……在某些人存在的区域里，可能没有历史，黑人就是如此。”（“卡菲尔人”是种族隔离时期对南非黑人的蔑称。）即使以海德格尔的标准来看，这段话也很奇怪：动物和植物有历史，而“黑人”却没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有一千年漫长而多变的历史”，但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敞开”……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当代著名黑人哲学家格兰特·法里德的例子，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简单的误解案例？法里德的一本小书《海德格尔拯救了我的生活》是针对一次种族主义经历而撰写的。2013年秋天，当他在家门口收拾落叶时，一位白人妇女停下来问他：“你想换一份工作吗？”显然，她误以为他是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富裕家庭所雇的园丁。法里德讽刺地回答道：“除非你付的薪水能赶上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的薪水。”为了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法里德转向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救了我，因为他给了我一种语言，让我能以一种我从未使用的方式来书写种族问题。海德格尔让我能够以这种方式写作，是因为他让我思考如何思考。”他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观念，即语言是“存在之家”：它不是科学和国家行政管理中抽象的、普遍的语言，而是根植于特定生活方式中的语言，是始终独特的生活体验的媒介，它以充满历史性的特定方式使现实向我们敞开。不难想象，这种立场如何使主体发起抵制，不致被吞没在技术统治的全球宇宙中……然而，这就是对抗我们生活中常说的“美国化”的方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正如法里德反复指出的，这是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东西：不仅要去思考，还要去思考那些思考。
黑人哲学家格兰特·法里德
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但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时代，这个时代催生了思考的迫切性。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惬意地静下心来思考世界的时代，而是一个人类生存本身面临不同方面威胁的时代：全面数字控制计划入侵我们的思维［“连线大脑”（wired brain）］的前景、无法控制的病毒感染、全球变暖的影响……我们都受到这些威胁的影响，所谓的普通人甚至比其他人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应该对陈直这样的奇迹感到欣慰——这样的奇迹证明了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还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让我们产生困惑。巴迪欧在《何为真正生活》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的功能就是“腐化年轻人”，使他们远离由主流意识形态缔造的政治秩序。这种“腐化”功能在当今时代尤为必要，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在那里，大多数人甚至意识不到，体制正是在他们看起来最为自由的时候控制了他们——最危险的不自由，正是他们以自由之名所经历的不自由。歌德早就知道这一点：“没有人比那些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由身的人更无可救药地受到奴役。”一个致力于破坏厚重的社会习俗网络的“自由”民粹主义者真的自由吗？今天，我们应该让100个陈直研究哲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悲惨困境的出路。
没有被选择，就没有自由选择
我们都担心新的危险会对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构成威胁，因此，值得特别关注的正是“自由”的概念。仅仅捍卫自由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退一步思考“自由”的含义。某些政权常常将政治反对派定性为精神病患者（并给予相应的对待）。曾有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开发了一种折磨人的给药方法，让被拘留者开口说话，并提取证词用于国家安全调查。精神科医生监禁病人的权力的基础，来自一种编造出来的政治精神障碍，即所谓的“迟缓型精神分裂症”（vyalotekushchaya）。精神科医生将患有这种病症的人描述为在大多数时候看起来很正常，但会突然出现严重的“信念顽固”、“寻求正义带来的神经衰弱”、“诉讼的倾向”或“修正主义妄想”等症状。其基本前提是，一个人必定是因为精神失常才会反对现有的秩序。治疗方法包括静脉注射精神药物，这种注射极为痛苦，以至于病人会失去知觉。
齐泽克在2023年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这种观念（及实践）当然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承认：激进的自由中确实存在某种“精神失常”或某种愚蠢的疯狂。康德和黑格尔都知道这一点，他们都意识到自由在最根本上是一种病——一种寄生于我们的健康有机体的东西，一种破坏性的和自我毁灭的东西，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一种“超越快乐原则”的东西。他们意识到自由这种“疾病”正是我们“正常”社会存在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正常”生活本质上都暴露在自由的威胁之下。在康德那里，道德律令与我们的自由具有完全的同源性，它是我们自由的认识根据（ratio cognoscendi），是我们能够自主行动（不受病态原因的影响）的唯一证明；然而，它同时又被体验为给我们的内在生活带来创伤的外来入侵者，即它作为“超越快乐原则”的东西发挥作用。让我们在这里说得更准确一些：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被扭曲的、可以生病的东西；自由从最根本上讲是一种疾病，这就是为什么（如康德所说的）人是一种需要主人来训诫/教育的动物。训诫和教育赖以发挥作用的维度是什么？康德似乎认为是我们的动物本性。
训诫或者管教把动物性改变成人性。动物通过其本能就已经是其一切；一种外在的理性已经为它安排好一切。但人却使用自己的理性。他没有本能，必须自己给自己制订其行为的计划。但由于他不是马上就能够这样做，而是生蛮地来到世上，所以必须有别人来为他做这件事。
训诫之所以必要，不仅源于消极因素，即人类缺乏本能的坚实基础，还源于人类表现出的一种“非自然的”野性（Wildheit）或人类本性特有的自由激情。
野性就是不取决于法则。训诫把人置于人性的法则之下，开始让人感受到法则的强制。但此事必须及早进行。例如，人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一开始并不是意在他们在那里学点儿什么，而是意在他们能够习惯于静静地坐着，严格遵守事先给他们规定的东西，以便他们不会在将来每有一个念头，就真的并且马上去实施它。
但是，人天生对自由有一种如此强烈的趋向，以至于他只要有一段时间习惯于自由，就将为它牺牲一切……
这种非自然的“野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激情，即对某一特定选择的依恋，这种依恋太过强烈，会妨碍我们理性地将这一特定选择与其他可能的选择进行比较。当我们被激情控制时，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某种选择。正如康德在“论作为激情的自由趋向”这一小节所说的：“对于自然人来说，这是最猛烈的倾向。”激情是纯粹的人类激情：动物没有激情，只有本能。康德式的野性之所以是“非自然的”，正是因为它似乎打破或中止了决定一切自然现象的因果链，就好像在这种野性的可怕表现形式中，我们的现象界宇宙中出现了片刻的本体界自由（noumenal freedom）。因此，弗洛伊德所谓“文明及其不满”可以并且应该被理解为“自由及其不满”：我们从未在自由中感到自在，我们越自由，就越沉浸在焦虑之中。“自由”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概念，它看似不言自明，但一旦试图对其进行剖析，我们就会陷入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境地。我认为，“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所呈现的情形就是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最好说明。
在这个表达中，ass一词在英语中的三个基本含义［驴、愚蠢的人、让人可以坐着的身体部位（即屁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一头既饿又渴的蠢驴一屁股坐在一堆干草和一桶水的中间（或者在另一个版本中，坐在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中间）——它既是饿死的，也是渴死的，因为它无法决定选择哪一个。［在数字电子技术中，类似的情况表现为“亚稳态”（metastability）：当电路必须根据一个本身未定义（既非0也非1）的输入信号在两种状态之间做出决定时，它就会卡住。也就是说，它在这种“未定”状态下花费的时间会超过它应该花费的时间。］布里丹之驴的姿态不是病态的例外，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的自由的“零度”（Degree Zero）：如果一种清晰的计算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只是遵循理性计算的结果，那么便没有怀疑或摇摆，因此也没有自由。但是，如果在等价物之间做出选择，而我们仅仅遵循理性，那么我们会死。所有最关键的决定都是无法判定的，只有决定本身才会使做出决定的理性清晰可见。
如果说有自由选择的话，那就是对爱的对象的选择，我们不能被命令去爱一个人；然而，一旦完全沐浴在爱河，我们就会体验到这是我们的命运。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逃脱。正因如此，我们（通常）才可以列举出坠入爱河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只有在我们已身处爱河时才会显现出来：我们无法怡然自得地置身于爱河之外，而在爱河之外，我们会比较爱上不同人的原因，再选择与谁在一起。关于信仰，克尔凯郭尔也是这么说的：我并不是在比较不同的宗教并确定基督教的理由最佳之后，才获得对基督的信仰——选择基督教是有理由的，但这些理由只有在我已经做出选择之后，即做出信仰的飞跃之后，才会出现。要明白信仰的理由，就必须先有信仰。
本文为齐泽克新作《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序言的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蓝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