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导读
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展开多方探索,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内涵及发展路径,呈现出新的研究面貌。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学者作为学者的学术追求,又是中国学者作为中国人的时代使命。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了多方探索,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理念等方面呈现出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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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中西的交叉点上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民初中西方文学与文明的碰撞之中。有学者提出的“世界性因素”概念为中国现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方法。所谓“世界性因素”,既是一种理论视野,也是一种方法论。在方法层面,其采用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并可放置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强调“世界性因素”并不是从外国文学中寻找中国文学的对应元素,而是要发现中国文学中本身存在但又可以置于世界文学中考察的因素,即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格局中,使之成为既独立又与其他国别文学互相关联的一员。
同时,有研究者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统因素。例如,以“诗美”这一概念为线索将中国新诗的诗美建构与唐宋诗词联系起来,构建中国诗歌的诗学长河,弥合了现代新诗与中国传统诗词的断裂。再如,以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文体——章回体为对象,选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章回体小说为个案,揭示章回体小说被现代小说创造性转化的情形,呈现出中国新旧小说之间的血脉贯通。这些研究思路呼应了一百多年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创造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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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的内外拓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研究领域的内外拓展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文学”研究体现了其向外“扩张”的勃勃生机。这一研究将中国现代文学向图像、教育、演说等领域拓展和延伸。其中,关于演说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了“声音的中国”与“文字的中国”相互阐释的主张,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以文字文本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演说”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演说的意义价值、演说作为声音出现的历史状况、演说学的引入与改造、演说的实践与理论、演说的跨语体性质。其带动了当下文学研究界的声音研究,成为“人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内开拓的代表性主张是提倡将晚清以来的旧体诗词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最初以中国新文学的名称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国现代旧体诗词与中国传统旧体诗词,虽然文体形式相同,但是包含现代元素。在用词方面,新名词进入了现代旧体诗词,带来了新的学理与新的时空。在情感结构方面,现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者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他们的情感结构带有现代情感元素。
“文学制度”研究则兼具向内、向外双向拓展的性质。相对于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制度研究属于外部研究,但是就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接受环节而言,文学制度又在文学内部,与文学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十余年来,文学制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晚清以来文学制度史的演变研究,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第二,文学制度的内部研究,即从文艺政策、文学机构、文艺社团、文艺出版、文艺批评与文学读者等方面探索作家身份、评价标准、审美趣味的变化;第三,探讨文学制度与重要文学事件的关系,比如文学制度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文学制度与左翼文学生产的关系等。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报刊和十七年文学报刊的研究深入文学制度的内部,以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文学报刊的多重面相并重绘了当时的文学版图。这些研究成果显示,文学制度不仅是一种文学的生产方式,而且内在地规约文学的性质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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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增长点
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涌现出一批新的增长点,撮其要者如下。
首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起点,学术界提出了多种学说。其中,1917年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广泛认可。但是,随着20世纪的结束,学术界又提出了多种说法,例如1912年说、20世纪初期说、1895年说、1892年说、19世纪八九十年代说等。这些起点说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提出的。
其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研究方面,“诗学”研究以文学作品为本,以“审美主体”和“心灵形式”两大支点展开文学文本分析,探索现代性主体的生成与表达。这一研究既揭示了文本叙事的内部机制,比如复调与反讽,又注重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以显示文本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而立足于语言本位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研究,认为“文学汉语”包含“有理”“有情”“有文”三个维度,强调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对晚清至五四时期重要作家作品汉语实践的分析,以此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路径与图景。其中,“有理”指向汉语造型,“有情”指向实践主体,“有文”指向文学形式。
再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别开生面。这一诗学理论既是一种历史诗学,又是一种理论诗学,其包含了清晰的概念系统,将“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作为母概念的概念系统,将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作为一体进行研究,提出“传播接受性”的概念,以此勾勒出中国新诗经典化的合理渠道。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典型的个案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成果精彩纷呈。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领域不断开拓、方法不断革新,具有“范式转换”的价值。十余年来,一批学术成果显示了鲁迅研究的新面貌。例如,鲁迅的“暗功夫”研究揭示鲁迅丰富庞杂的学识内涵;《野草》研究的“四典”说(“内典”“外典”“古典”“今典”)成为重新解读《野草》的密码;《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推动了鲁迅手稿学研究;寻找鲁迅早期译作的原本和创作的所本打开了鲁迅吸收新知的路径;“行动诗学”理论则揭示了鲁迅的文学道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性。
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及内涵,描绘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呈现出新的研究面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原标题: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面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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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文读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