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易遇 人师难逢——追忆业师楼宇烈先生
在《资治通鉴》里，引用了晋代袁宏《后汉纪》中的一句：“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胡三省的注释说：“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我们可以理解为：通晓典籍、讲授学问的讲经老师，其实代不乏人，几乎随时可以遇到；然而那些立身有道、修德成范、以人格之光照亮后学的人生导师，则是属于百年难逢、一生难遇的大先生。
回忆楼宇烈先生对于我们推广传统文化事业，对于我个人的心性成长而言，先生实为一位稀世难得的人生之师。
孔子在2500年前曾为尊于善道者留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12字修身治学、立身行道的人生纲领；其实这也是楼先生一生治学、立身、育人、弘道的真实写照。我追随先生前后30年，从初识文字之缘，到亲聆大道之教，再到执弟子之礼、承先生之为学为道，诚感先生确以四句圣训为准则、为身教。
楼宇烈先生
志于道：初心问道，见学者风骨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具体办公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二楼。起初，我的职责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情况简报》的编辑工作；负责稿件初审、栏目统筹、刊物分发邮寄。《古籍简报》每20天1期，每期收录十余篇行业文稿，涵盖古籍整理工作总结、学术理论探讨、作者读者评述；既要面向全国84位古籍小组成员，又要面向近三千名的古籍专业学者。
那时，我年少懵懂，初入行业，几乎日日与学界巨擘、古籍大家的文字为伴。楼宇烈先生是古籍小组成员，虽不常为简报撰稿，但是却在我定期邮寄的重点名单之中。每20天一次的简报寄送，成了我与先生最初、最朴素的工作因缘。当时我始终存有一份默认或是想当然：认为能跻身国家级古籍小组的前辈，应该都是张岱年、季羡林、邓广铭先生那般年长些的老先生，所以我以为楼先生也是位年纪已长的先生，过了许久之后才知道：楼先生是当时整个古籍小组中最年轻的核心成员，入选时尚不到50岁。
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于北京香山饭店隆重召开。我作为会议筹备组、工作组成员，全程参与会务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服务、亲眼得见楼宇烈先生。那时的先生，年轻帅气、眉目清朗、气度潇洒，一身素净衣着，举止从容有度。会上先生侃侃而谈，立足于古籍整理、传统文化传承、东方哲学建构，发言严谨缜密、立意高远，字字句句皆有学养、有见地、有时代格局。后来，先生跟我回忆说，因为他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余𤅀鳌社长一组，两人对于中医原典的整理工作和中医学的复兴，有着诸多的共识与共忧，所以心有所戚，故能惺惺相惜。
作者与楼宇烈先生
那次会上，我心中有个最大的困惑一直萦绕：为何一众学界耆宿之中，最年轻的先生，发言竟是如此地通透至本、格局宏大？多年之后，捧读先生所著诸书，方才逐渐理解：先生年少便志于大道，不止于整理文字、校勘典籍，更志在接续中华文脉、重建东方话语、复兴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因具可仰之志，方成可敬之师。先生有志于道，方得学者之真正风骨。
据于德：立身守正，修大德之行
自2013年起，我持续在中国文化书院、三智书院的课堂上，系统聆听楼宇烈先生关于儒释道的系列课程，沉浸式体悟先生的治学智慧与修身德行。
先生授课，自成风格、独具气象。常常是一身素白中式棉麻上衣、深色布裤、中式布鞋，质朴无华、净雅淡然。先生讲课从不携带教案或课本，也不写板书，双手轻置讲台，身形微倾，端坐一堂，从开篇立论到课间休憩，几乎纹丝不动、从容而笃定。可先生口中的人文天地、哲学大道，却浩瀚无垠、甚至振聋发聩，令满堂听者屏息凝神、入心入魂。
先生课堂之上，常抛出令人惊叹的时代追问：“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如何一步步丧失？近代国难国耻，是否皆归罪于中华文化？”
这些的确是我多年郁结心底的深层困惑。百年西化浪潮之下，学界普遍崇尚西学范式、否定传统思维，很多人将民族落后、时代困境归咎于本土文化，轻视儒释道智慧，质疑传统经典体系的价值。然而先生丝丝入扣的讲授、通透豁达的思辨，无声消融了我多年胸中之块垒。先生常言：文化无优劣，范式有不同；民族之根在文脉，民族之魂在传统，百年动荡是时代变局，绝非文化之过。
回想1986年，正值全民西化、以西化为现代化主流思潮的时代，我们在校园里，不夹一本《理想的冲突》或叔本华、尼采，就唯恐落伍。但是年仅52岁的楼宇烈先生，却力排众议、独持己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在全盘推崇西方哲学体系、以西学标准评判中学价值的年代，先生此举，无异于逆流而上、孤军守道。对此，当时哲学系的年轻讲师、后来《儒藏》工程的副主编李中华先生曾有感人的回忆。
先生这份守正不阿、厚德载道的品行，深刻重塑了我事业的格局。2015年，我带领团队，整合二十年来积累的传统文化资源，搭建起青少年《国学通识》创新教程的框架，打破国学教育单纯诵经或碎片化教学的模式，构建跨学科、生活化、体系化的东方通识教育体系。2017年5月，我通过雷原教授，将全部书稿打样成册呈递先生，恳请先生给予批评和指正。
彼时我内心充满忐忑与不安：如此创新的国学教育尝试，能否得到学界泰斗的认可？先生会不会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挑剔问题？未曾想，先生翻阅了全部书稿，细致修改，并提出要加大生活化、重在实践落地的建议，要改正传统国学高冷晦涩的弊病，让经典贴近孩子们的每日生活。更令我感动的是，先生欣然应允，出任本套东方通识教育系列丛书的总主编。其后，先生多次提醒我要遵守基础教育的理念，应该遵循“教之以爱，育之以礼，启之以智，导之以行”的方针。先生认为，这样才能完成孩子们价值观的建立以及习惯的养成，不能陷于流行的“唯分数论”。
近十余年的时间里，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对于传播经典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回想刚刚得到先生支持的两年，我曾一度认为只要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情，先生就一定会支持。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先生绝非只埋头做“好好先生”的老师。对于国事状况、对于事物过程机变的敏锐洞察，先生既有自己的方法，也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我就有两次领教了先生呈现金刚之相的样子。
第一次是在2017年初，我们团队花了三年时间，编定了一套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丛书。为节省先生的时间，我提前给先生打了一个序言的草稿。我原想先生一定会认可我们付出了诸多艰辛的项目。但是，送给先生后，先生让我留下书稿和序言，我只好依先生的意思退下。两周后，我过来取书稿和序言，先生在序言上做了多处的认真修改，但是同时表态：“书稿没有问题，只是我目前不适合做这套丛书的主编。”我马上要做解释，但是先生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严厉，所以最后只能尊重先生的意见。
多年之后，在一次访谈中，先生才无意中向我道出了他的担心与思考。因为当时很多民间书院和国学班，以“读经万能”来诱导家长，这种现象令先生感到非常担心。先生说，学习传统文化就是要回归生活日常，不能认为读经就可以解决人生中的所有问题。先生甚至认为有些孩子适合读经典，有的孩子条件不具备，那就不能强迫孩子们来读经典。先生认为，读书、读经典，首先就是要明理，而不能仅仅拘泥于形式。
第二次是在我行过拜师礼之后的第二天。先生突然打来电话，并且劈头就问：“你新出的医典前面序言里面引述《黄帝内经》的一段原文，你说说它出于哪本书？”我当时就懵了，喃喃地说：“先生您容我核准一下，尽快回复您。”放下电话，我马上召开相关人员的紧急会议，追问负责人员：先生问的引文出处怎么回事？先生很少给我电话，而且如此严厉的追问，那一定是我们的引文存在什么问题。于是，我们购买了存世的所有版本，包括古版本以及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版本。结果发现，我们编辑依照这家名社的版本做了修改，而这个版本是作者是根据自己的学术脉络推定后，对原文做了修改；将《黄帝内经》中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改成了“法于阴阳，知于术数”。这属于作者自己的观点，而非原始的古本。于是，我将核校的图书全部寄给先生，并且向先生郑重道歉，承认盲从的错误，并承诺将存在错误的成书全部退厂修改。
这一周里，是我跟先生通话次数最多的一回。先生以这样一种坚定而严厉的方式，让我这位刚刚行过拜师礼的社会实践弟子，牢牢记住了对于古人原版的敬畏与尊重，对于学界新说必须要慎重。
先生以大德育人，从不居高临下，而是躬身扶持后辈，助力文脉普及。此后多年，我始终谨遵先生教诲，做扎实的、传播经典的普及工作。
依于仁：心怀悲悯，怀仁者之心
《中国的品格》
先生一生治学弘道，始终心怀仁爱、悲悯众生，对于弟子所求，会尽全力支持。2017年8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校友会的部分骨干，发起组建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倡议；并由人民政协网运营总监王珊女士专程恭请先生出任研究会名誉会长，我承蒙筹备组信任，忝任执行会长，筹划研究会全面的落地运营工作。
记得研究会启动仪式当日，我专程驱车前往温泉镇接先生参会。出发前夕，我心生多重顾虑：担心路途拥堵延误行程，担心会场筹备不周等。为求稳妥，我全程开启导航，未曾想导航偏差，误将车行路线导至北四环，等我再折回北京大学东门方向，无端绕路、延误了时间。抵达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会场时，门前等待的嘉宾与老师早已有些焦急。我内心惶恐不安、满心愧疚，唯恐先生心生不悦、责怪晚辈疏漏。可是先生自始至终神色平和、淡然从容，无一句责备、无一丝愠色。先生的包容与宽厚，瞬间消解了我的窘迫与慌乱。当日先生主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全场听闻者座无虚席、深为震撼。
先生在演讲中直言立论，字字铿锵、直击时弊：“西方的思维方式，囿于数据，死于标准；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贵在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和直觉思维。”
当时，在场的商学院师生诸多的困惑，瞬间得以释然。百年以来，学界始终以西学标准、逻辑范式、实验数据评判中国哲学、传统医学、儒释道经典，简单定义“不合逻辑即不科学、不科学即无价值”，彻底割裂了中华文脉的思维根基。
先生的仁爱之心完全体现在行动至上，对于兄弟院校的邀请，先生也是有求必应。记得2017年11月11日晚，清华大学举办纪念梁启超先生《君子》演讲103周年活动，校方特邀先生演讲以为纪念。当日傍晚，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但是报告厅中却座无虚席，甚至演讲已经开始，大厅之外还有希望进场的学子，足见先生思想与著作的广泛影响。
当日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与王珊女士，以及先生的弟子、中国政法大学的孙国柱副教授，大家共同商议，要系统整理先生十年来200余万字的演讲录音，编纂出版先生思想的精华录，让先生的人文精神、东方智慧惠及世人、广泛流传。
不想这一愿心，此后竟历时3年，我们反复整理文稿、搭建内容框架，并且多次登门汇报。先生始终温和耐心、悉心指导，从不苛责疏漏、从不敷衍懈怠。先生曾亲口对我们说：“我无意建立专属自己的哲学体系，能传往圣的文脉，能讲前贤的经典已然不易了；所以书籍自成整体、自然贯通就好。”我由此读懂了先生的仁者与智者的胸襟。
其实，先生师承冯友兰、张岱年等名家，在29岁便完成了《王弼集校释》的重磅书稿，学养贯通古今中外，倘若先生要自建学术体系、立一家之言，完全顺理成章。可先生一生只为接续古圣文脉、传播民族智慧，不逐学术虚名，成全后学。
2021年初，《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一书终于面世，为让更多人体悟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重塑文化自尊与自觉，我恳请先生参与樊登读书会“作者光临”栏目。疫情阻隔、沟通不便，我首次电话恳请，先生委婉推辞。我深知先生不喜喧嚣、淡泊名利，为了不错失传播大道的良好时机，我遂登门，当面向先生恳请。
《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上下）
年过八旬的先生，体恤后辈心血与初心，不顾路途遥远、疫情不便，最终应允出席活动。当日我们驱车往返温泉镇与建外SOHO空间，全程近5个小时。先生端坐车内、淡然从容，无一丝疲惫倦怠、更无一句怨言苛责。现场悬挂着先生题写的崇贤书院匾额，在摄像镜头中熠熠生辉，让更多人看见了先生的笔墨风骨，体悟到中华文脉的气象。
先生一生，以仁待人、以善处事、以爱传道，成全无数后辈、滋养众多心灵。无论是北大的学术弟子，还是崇文重道的社会践行弟子，后学们广受先生仁爱之教，专注传统文化、推广经典、以仁者之心做事，这无疑在将个人之善汇集成集体之善；这就是先生魅力的感召，也是先生所乐见。
游于艺：贯通百家，臻道艺合一
夫子所言“游于艺”，是通达万物、游于六艺、融会贯通、自在从容的至高境界。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游刃百家，真正做到了“以道统艺，由艺臻道，道艺并进，形神俱备”。
先生之学除去琴棋书画、昆曲茶道等门类之外，还联接哲学与中医。据《中医药文化》杂志李海英主编回忆，在201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安徽中医药大学承办的全国扶阳论坛召开，千人会场座无虚席。先生应邀发表关于中国中医文化的专题演讲。3个小时，先生以哲学高度、文化视野，溯源中医根基、解读天人相应、阐释生生不息的中华生命智慧。今日世界，即使是从业中医事业的同人，心中也始终存有深层的困惑与忧虑：中医与中华哲学、儒释道文脉究竟有何深层关联？为何百年西化之后，国人丢失中式生命思维，轻视、质疑甚至否定中医？先生的讲授，解开了医界同人多年的疑惑。后来先生晚年，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必然有赖于中医文化的率先复兴。
李海英主编在征得先生同意之后，系统整理了本次讲座录音，逐字转录、反复校对；又经先生亲自修正、精益求精，最终2014年，这篇凝结先生心血智慧的《中国文化的生生之学》，正式刊发于《中医药文化》第三期，为中医文化溯源、中医哲学建构，留下了珍贵的学术文献。
先生一生，游于六艺、不执一技、不囿一学，以大道统摄诸艺，以诸艺彰显大道，真正诠释了游于艺者，通达无碍、圆融自在、道艺合一的至高境界。
结语
今年9月25日中秋，我致电师母，询问探望先生是否方便。师母说，先生刚刚住院了，应该做完小手术后就可以出院了。于是，我抓紧时间赶到了301医院。当我见到先生后，此前所有的担心又放了下来，因为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依然思维敏锐、泰然自得的样子。因此，我就放心地离开了。然而不曾想，这竟是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回顾自1985年与先生的文字之缘，到1992年亲见先生儒雅风骨，再到十余载亲聆大道、受教修身、拜师承学、践行为学为道；数十载光阴流转，先生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一生，为我树立了毕生修行的标杆。
无疑，先生是真正的经师，因为先生贯通三教典籍、学养浩瀚、治学严谨，传授百家智慧；先生更是难得的人师，立身有德、心怀仁爱、知行合一，以精神传世，以人格与身教育人。
先生虽然远行，然而思想不灭、文脉永续。经师易遇，人师难逢。得遇恩师，实乃终身之幸，终身受教，终身感念。
谨以此文，遥寄哀思！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
原标题：《经师易遇 人师难逢——追忆业师楼宇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