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课堂提问：“红薯”在全国有多少种叫法

2026-10-21 09:47

北京

你知道“红薯”在全国有多少种叫法吗？

北京叫“白薯”，东北、山东喊“地瓜”，江浙一带叫“山芋”，福建、广东称“番薯”，西南地区直接叫“苕”……看似不起眼的一种农作物，居然能画出一整张汉语方言地图。从这张地图出发，也许只是一句话，就能听出籍贯、听出历史，甚至听出一段人口迁徙的故事。在北大，就有这样一门“超有趣”的课——汉语方言学。这门课由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青年教师倪志佳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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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倪志佳带队开展汉语方言学的田野调查，前往浙南地区，记录、研究浙江缙云的方言系统。一路南下，山河移景，方言变音，从背起行囊的那一刻，便已进入“田野”。

一堂从发声开始学中文的课

如果你在2026春季学期路过第一教学楼209教室，听见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你听不太懂的声音——有时候像集市上讲价还价，有时候像乡音唱歌，声音大到让你忍不住探头看一眼——这不是什么学生头脑风暴，也不是社团活动，而是倪志佳老师的“汉语方言学”课堂。讲台上那个率先扯开嗓子示范发音的人，就是他本人。

倪志佳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课堂上

倪志佳的方言学课堂，从不始于书本，而始于发声。这并非他的独创，而是这门学科与生俱来的规律：方言活在嘴里，不在纸上，辨不清音，一切理论都是空中楼阁。因此课程围绕三个部分展开：国际音标全面训练、方言调查实操技能和汉语方言分区概论，尤其重视前两者。其中最硬核也最让学生“又爱又怕”的，就是国际音标。

国际音标表

很多出于兴趣选课的学生，会觉得方言课就是听听段子、学学各地口音，直到真正上课才发现：课程的核心，是从国际音标开始的基本功淬炼。不是浅尝辄止的普通话音标，而是覆盖世界语言、通用于田野调查的完整音标体系。听、辨、发、记，四功并重；课上安排十次随堂听写，步步扎实。

从前辈的课堂中走出来，再走上属于自己的三尺讲台，倪志佳的教学理念，逐渐凝练成三个字：知、情、趣。

倪志佳第一次走上讲台

知，是扎实的学术底气。

方言学是实证之学，音标准不准、调查细不细、分析严不严，都容不得半点含混。只有经过严格训练，学生才能打下坚实的学术底子。

要上好这门课，光靠理解书上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备课时，倪志佳的桌上永远躺着一副耳机、一张写满音标的纸、一份厚厚的方言调查表格。他要反复听自己从田间地头搜集来的实际方言读音，再与国际音标的标准发音对照。实际发音与标准发音时有出入，其中差距可能极细微，需要课下投入大量的时间来“磨耳朵”，才可能在调查听音时察觉、捕捉。“啊”“安”“Apple”与国际音标中的标准元音[a]发音究竟有何不同？这些都需要倪志佳在课下反复推敲琢磨，才能在课上清晰明了地呈现给学生。而这样的打磨，自他从前辈手中接过这门课以来，已经两年有余，课堂也随之日臻完善。

音标是方言调查的钥匙，过不了这一关，就走不进田野。

吴语的柔婉、粤语的顿挫、闽语的古奥、晋语的硬朗……一声声乡音被倪志佳完美融入课堂，他希望学生们能够在鲜活的声韵里体会语言之美。

对倪志佳来说，备课不仅是枯坐在书斋里。私下里，倪志佳是个闲不住的人——登山、徒步、自驾，越往山里跑越兴奋。而汉语方言学这门学问，恰好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他身体力行，“把山野里听到的声音，装进教案里带回城市”。

倪志佳在川西雅拉雪山脚下

情，是课堂内外的温度。

第一节课，从“吃饭”这个词的各地说法引入，再讲1955年的课程缘起，让学生明白，汉语方言学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它连着时代、连着国家、连着文脉——那是新中国推广普通话、建立语言标准的关键节点，在教育部指示下，北大将其设为汉语言专业本科基础课程，由袁家骅先生首讲，后由王福堂、李小凡、项梦冰、陈宝贤等老师接续，至今已历经四代学者、70余年的历史。它的建立，为高等院校汉语方言课程提供了综合性的教学参考，对于建立完整的汉语方言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袁家骅先生（前排左二）与王力先生等人的合影

课堂之上，倪志佳坚信，教师表现出的对学科、对知识的热爱，会真切地感染到学生；课堂之外，倪志佳也关心着选课的每一位同学。汉语方言学是语言学方向大三学生的必修课，但在这之前，一部分同学在大二已经修习过相关的语音类课程，熟悉国际音标。而部分同学直到选了这门课才接触到国际音标，完全零基础。面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对课程的不同期待和需求，他专门增设了课后音标辅导，与助教固定时间答疑，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跟上课程，取得自己的进步。

倪志佳坦言，方言学不像很多文学课程那样“真情流露”，自己当初选择方言学，也是出于其严谨的实证逻辑之美。但汉语方言学隐而不发的“情”，始终以另一种形式厚重地铺在课堂内外，构成课程的底色。

趣，是让知识活起来的魅力。

课上，倪志佳让学生们站起来，用自己的方言念一段话。一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毕竟，在公共场合大声说家乡话，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甚至有些为难。课堂上安静了几秒，有人低头，有人偷笑。

他没有催促，而是自己先开口，用他自己的如皋方言念了一段。声音洪亮，音调古怪却又婉转。

“这是咱们这堂课必要的练习，大胆出声。”

迈过第一道门槛，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后续的练音环节就像开闸放水，方言声在教室里此起彼伏，像一场即兴的合奏。

最有意思的是，在有一次课堂练习中，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同学嗓门特别大。他一开口，声音从最后一排嘹亮地传到第一排，全班愣了一秒，然后哄堂大笑。

倪志佳也笑了。但他没有调侃，而是认真地赞许：“好！都按照这个标准来练就好了。”

倪志佳担任中文系2024级班主任

倪志佳总笑着说：“方言学本来就很有趣。”在他的课堂上，除了听音，还有辨字、识图以及许多有趣的田野故事，方言由此变得“可听、可视、可感”。课下，他精心“手搓”词云图，一个个天南海北的方言词汇组合在一起，变成中国地图的形状。

走！去田野调查

方言学的根，永远在田野。

倪志佳常在课上引用著名方言学家李荣先生的一句话：“不调查方言就谈不上研究方言。离开调查，方言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北大，暑期为期三周的田野调查，不只是语言学专业坚持了几十年的传统，更是一门行走的“大地课堂”。

1981年，北大中文系赴山东文登进行方言调查

北京大学中文系2026年赴浙江缙云进行方言调查

从1959年第一次实地调查开始，北大语言学师生的足迹几乎布满了中国：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年去往不同的地方，只为让学生接触田野间鲜活真实的方言。数十年间，一代代师生留下的调查手稿，在资料室里堆积成一座体量庞大的“汉语方言档案库”，成为北大方言学最珍贵的家底。

北大中文系方言室珍存的资料

1959年的方言调查实习资料

倪志佳自己，就是从方言田野调查里一步步走来的。

他本科时在山东参与调查，读研时赴江西担任助教，如今成为带队老师。倪志佳亲历了方言调查的一路变迁：他感受过绿皮火车漫长的颠簸，也见证如今高铁直达的便利；住过只有一张床板的中学宿舍，也守过宾馆深夜整理语料的点点灯光。变的是条件，不变的是“走向乡野、记录乡音”的初心。

2016年，倪志佳作为研究生助教参加了在江西铜鼓进行的方言调查

真正走进田野，才知调查并不只是“听一听地方话”那么简单。

到达调查点后，老师要先联络约好的当地发音人，再根据发音情况分组，每个小组对应一位发音人。学生们先询问发音人的基本信息，再翻开方言调查表格，从单字读音开始，一字一句地听，一笔一画地记。声调、声母、韵母，词汇、语法、自然语料，所有内容都要慢慢推进。白天围坐在发音人身边，反复确认一个音到底该怎样标；晚上回到住处，还要核对当天的调查材料，归纳音系，整理同音字表，准备第二天继续记录。

2023年，广西桂林，北大中文系师生晚间进行方言调查整理工作

这是一门真正的“口耳之学”。一个声母的清浊与否，一个韵母开口度的细微差别，一个声调的高低变化，都可能让初入田野的学生感到为难。中国语言文学系郑杰雄在大三的暑假参与了倪志佳老师带队的田野调查，去往闽北建瓯。据他回忆，调查中最考验人的，正是这种细致辨音的能力。一个人听不准，就由小组成员一起听、一起讨论。看似朴素的方法背后，是方言调查最基本也最严谨的工作态度：不能凭感觉下判断，不能把模糊听感当作结论。

田野调查也让学生重新理解课堂上的训练。那些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国际音标，那些反复听写、跟读、纠音的课堂练习，到了田野里忽然都有了用处。学生不再只是为了考试记住符号，而是在真实的语音中明白：每一个音标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生活。方言调查要做的，从来不只是把某地话音记录下来。它训练的是耳朵，也是耐心；训练的是方法，也是对人的理解。

2026年，在浙江缙云进行方言调查，倪志佳指导学生进行记录

倪志佳常常站在学生身边，手把手地带他们掌握田野调查的一套方法。他既是课堂上的讲授人，也是田野中的同行者。小组讨论时，倪老师经常会在各组之间来回穿梭，凑上前听几句，偶尔被学生的争执逗笑，却从不急着打断，更不急于给出答案。

郑杰雄后来选择建瓯方言声调作为毕业论文题目，正是从那次暑期调查开始。建瓯话并非他的母语，但因为曾在倪老师带领下完整记录过这个方言点，他发现其中有可以继续深挖的问题。后来，为了补充毕业论文材料，他再次前往建瓯寻找发音人，四处发布征集信息，却迟迟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时间紧迫之际，是倪老师帮他联系当地人、寻找发音人，才让这项调查得以推进、完成。

一次田野调查，就这样从暑期实习延伸到学生自己的研究中。课堂上学到的方法，田野里积累的材料，老师一次次具体而细致的指导，最终都成为学生打开学术大门的钥匙。

从课堂走入田野，倪志佳想传递的始终简单：“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汉语方言研究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方言调查的最大乐趣是“总有未知在等着你”。

方言里的文化中国

方言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困扰大学时期的倪志佳。本科保研面试时，面试的老师向他抛出问题：“如何区分语言和方言？”他答得不甚理想，每每提起，仍有遗憾。在后来的教学比赛中，他便选择讲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觉得应该有不少学生和当年的他一样，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实际上，在语言学家看来，方言就是语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不是游离于普通话之外的“口音”，也不是普通话的附庸，而是一套拥有完整语音、词汇、语法的语言系统，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吴语软糯婉转的腔调，把日常琐事说得温情脉脉；川渝方言自带爽朗鲜活的语气，一句地道打趣便能拉近彼此距离；粤语中保留着不少古汉语词汇，开口便是独有的文化底蕴；北方方言洪亮直白，透着坦荡质朴的地域性格。当一句熟悉的乡音入耳，陌生的人瞬间生出亲近，漂泊的人寻到心灵归处。一方水土一方人，乡音如脉，绵绵不绝。

倪志佳与方言学的羁绊，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声乡音：小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用自己的方言和隔壁镇子的方言念同一个地名时，腔调有着细微的差别。本科进入山东大学，深厚的方言学学科基础以及现代汉语课上老师妙趣横生的讲述，让他开始生发出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华东师范大学交换期间，他在自由学习中愈发爱上语言学的逻辑之美。保研时在文学与语言学之间犹豫许久，最终被方言学的田野特质和广阔视野深深吸引，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接受了全面和严格的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训练。

倪志佳在研究生期间调查如皋方言，与发音人合影

中文系教师李林芳与倪志佳自学生时代便相识，如今又成为同事。学生时期二人常海阔天空地就很多问题闲聊，有古代汉语相关的问题，也有现代方言调查或具体个案研究相关的问题。“他一直很博学，想法深入，对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始终保持执着。他很早就有许多深入思考。成为老师之后，这一点依然没有变。”李林芳说，“他做学术、做方言学，是因为喜欢。这份喜欢，一直很纯粹。”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份喜欢唤醒另一份喜欢。课堂上，倪志佳尝试着向同学们分享他在方言学中感受到的那种“纯粹的乐趣”。

他讲方言，不是把它讲成一堆抽象概念，而是努力让学生看到声音背后的人与地。一张“红薯”地图，可以牵出南北方言的词汇差异；一个[a]和[ɑ]的区别，可以让学生意识到普通话拼音与实际语音之间仍有细微距离；一段方言自然语料，则可能保存着某个地方正在变化，甚至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方言从来不是静止地躺在书本里，而是活在人们每天开口说话的瞬间。

也正因如此，倪志佳格外看重记录与保存。在普通话日益普及、人口流动愈发频繁的今天，许多年轻人已经不能熟练使用家乡话，一些地方的老派读音也在慢慢消失。方言调查的意义，便不仅在于完成一份学术报告，更是在声音尚未远去时，尽可能准确地把它留下来。每一次询问、每一次记音、每一份调查手稿，都是对地方文化的郑重保存。他曾调查过的南通郊区的启海话，因为被南通话“包围”而形成方言岛，当地的年轻人都已改说更为通行的南通话；后来，村子又经历搬迁，对启海话的那次抢救性调查，成了这一方言极其珍贵的记录资料。

目前，他还有许多计划“正在载入中”：继续打磨本科与研究生课程，使得教学体系更完善、更贴近学生；筹备开设“方言与文化”通识课，让外系同学也能轻松走近方言、感受方言；推动成立方言爱好者社团，把校园里零散的兴趣聚成一束温暖的火苗；持续深耕田野，带领学生们去更多的地方，多记录多留存，守住那些正在慢慢消失的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