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情谊”背后的权谋：从康奈尔“七人性侵案”看暴力的再生产

10月13日，康奈尔大学校长迈克尔·科特利克夫宣布，在2026至2027学年结束前，暂停“兄弟会联合会”（Interfraternity Council）举办的所有派对和社交活动。促使康奈尔校方采取这一措施的，是一宗发生在两年前，近期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性侵指控。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8日，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Chi Phi兄弟会的房屋。视觉中国 图

9月16日，一位化名为Jane Doe的康奈尔大学前学生提起民事诉讼，将学校、Chi Phi兄弟会相关组织、七名兄弟会成员及其他主体列为被告。她指控在2024年10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自己在被迫饮酒并摄入氯胺酮等物质导致身体和意识状态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被多名男性控制并性侵。约三周后，Jane在 Title IX调查员、受害者权益倡导员与个人顾问的陪同下，接受了康奈尔大学警方的询问。过程中，她不仅明确区分了前期自愿的接触与后期发生的暴行，详细描述了击打、推挡与口头拒绝等反抗，更准确地使用了“强迫”（coercion）、“完全处于失能状态”（completely and totally incapacitated）等关键法律定性词，并直言“100%确定”自己遭到强奸。

而到了今年，汤普金斯县地方检察官马修·范·豪滕却声称，自己是在看到前不久CBS公开报道了两年前访谈文字记录后，才第一次知道Jane曾明确说过自己“100%确定遭到了强奸”。截至目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已经撤回了马修对该案的管辖，并指定纽约州总检察长莱提夏·詹姆斯作为特别检察官接手调查。但外界至今未知，两年前受理此案的警方到底是如何把这场持续两日的访谈整理成了一份六页的正式陈述，以及这份证据文件在传输给马修和相关部门的过程中出现了何种程序问题。

兄弟会：从友谊共同体到制度性腐败的温床

继臭名昭著的Paul Nungesser案和Larry Nassar案后，这起恶性事件再次撕开了盘踞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性别政治深处的结构性病灶。而更重要的是，它也为解剖现代“男子气概”的再生产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具批判张力的切口：为什么这样的罪恶会在兄弟会内部滋生？这一典型男性社交网络内部的权力构架，本应是一个以友谊、联结与互助为名义搭建的共同体，却在其内部充斥着体罚羞辱、符号暴力、具身规训、党同伐异。这不得不引人深思：究竟是何种深层机制，促成了这一博爱叙事向压迫性装置的异化？

从词源看，兄弟会“fraternity”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语“frater”，意为“兄弟”，后来又经过古法语“fraternité”进入英语体系。早在1790年7月4日，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通过的《联邦节宣誓法令》就规定，参加联邦节的代表需要宣誓，而其中就有这样一句：De demeurer unis à tous les Français par les liens indissolubles de la fraternité（以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与全体法国人团结在一起）。这里的“fraternité”已经具备了明确的政治含义：来自不同地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通过共同的国家身份和政治誓言，承诺彼此团结，互相扶持。

然而，无论是公民誓约还是社群共同体，其所宣称的“博爱”、“情谊”、“互助”，自始至终都内置着某种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作为一种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伦理构想，它们试图超越血缘的天然羁绊与地理的局限，锚定某种似乎具有超越性的普遍共同体理想；可一旦这种抽象的构想下沉为具体的社会制度，它又必须依赖严苛的组织边界与准入门槛，来完成自身的存续与合法性再生产。于是美国大学的兄弟会，且尤其是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兄弟会，便成为这一悖论的典型具象。它们一方面在修辞上高调张扬一种去血缘化的纯粹挚友秩序与互助伦理，另一方面却在实践中借由一套高度仪式化的筛选技术，冷酷地划定“内部同盟”与“外部他者”的鸿沟。

1776年，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的一群学生创立了Phi Beta Kappa Society，这是最早采用希腊字母命名的大学社团，早期以针对文学的秘密辩论和研讨为主要活动。1817年，其在纽约州联合学院的分会Alpha of New York成立。在当时美国大学普遍强调传统古典学科与规范化训练的背景下，此类社团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交流与同伴交往空间。到了1825年11月，该校的五名高年级学生又创立了Kappa Alpha Society。在联合学院的校史中，它被称作美国历史最悠久且至今仍持续活动的希腊字母社交兄弟会。这个组织的五名创办者此前都曾参加校内某支学生军事连队（一种在当时校园里存在的具有军事化管理机制的社团），而在连队被解散后，原有集体活动的中断成为他们创办新组织的直接契机。与当时校内已有的文学社不同，Kappa Alpha Society将传统的文史哲活动与人员筛选机制、入会仪式及长效同伴关系有机结合，从而使相对短促的组织生活演变为一个以共同身份和深度关系为纽带的紧密共同体。1827年，联合学院又相继出现Sigma Phi Society与Delta Phi Fraternity，后来三者并称“Union Triad”。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组织共同奠定了早期美国大学“希腊字母兄弟会”的经典形态：名号以希腊字母为符码标记，存在入会仪式和内部誓言，定期集会，最终使得成员获得会员身份认同，并由此构筑起贯通在校生活体验与未来校友资本的跨时空互助网络。这种独特的组织机制与身份建构范式展现出极强的制度韧性，不仅在美国漫长的社会变迁中历久未变，更被北美两国各地的大学社团迅速效仿与推广。北美兄弟会联合会2024年的数据显示，仅其下属组织便已覆盖了美国和加拿大的550多所高校，拥有约25万名本科生成员。而康奈尔大学2026年春季的社团报告也显示，校内共有50个获官方认可的分会，共吸纳了3600余名学生。

在校方视角中，这类组织通常被视为学生践行自我治理、磨炼领导力及参与社区服务的客观实践载体，许多分会还为成员提供集中式住宿，把组织功能嵌入了学校后勤保障系统的日常运作。对学生而言，兄弟和姐妹情谊借助这样的平台由此具备了情感与资源上的吸引力，大学期间积累塑造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可能在毕业后转化为具体的职业引荐机会或其他形式的发展支持。例如，在今年《卫报》10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一名受访的康奈尔大学的某兄弟会成员坦言，组织同侪不仅会向他提供职场建议，还会主动为其对接校友资源。然而，当这些机遇越来越依赖成员身份分配，且情感的公约数被赋予了物质兑现的可能时，原本用于维系内部认同的组织边界便很容易悄然异化为一种行使排除权的分配工具，并被网络中的行动者使用，去完成一场又一场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与阶层闭环的配给仪式。

这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假设。2007年，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市市长阿尔文·帕克斯上任后，专门为自己大学时期的兄弟会成员沃尔特·希尔增设了一个“副酒类事务专员”（deputy liquor commissioner）的职位。此后希尔掌握酒类许可证申请审查、酒类销售场所现场检查、开违规通知等实权，并滥用这种权力向大量酒类经营者索取现金、免费酒水等物质利益，甚至还曾以许可证续期为筹码，向一家名为Club 64的酒吧的女性经营者乔迪·马萨拉索取性服务。后来针对希尔的联邦上诉法院判决明确指出，他此前既没有市政管理经验，也没有负责酒类经营许可事务的相关经历，但帕克斯仍然将这一职位交给了他，并且在他任职期间几乎没有对其实际工作进行有效监督。无独有偶，2002年，一位叫拉里·斯科特的男性在其好友兼大学兄弟会成员特雷西·里德的帮助下进入亚特兰大市政府，后来担任“合同合规办公室”主任，负责监督政府采购和企业承包项目。2011年，斯科特又帮助里德成立了一家名为Cornerstone的政府合同咨询公司。在随后的2012年至2017年间，斯科特一边在市政府任职，一边秘密担任该公司的业务经理，累计共获得约22万美元报酬，却始终未向市政府申报这份兼职及相关收入，还在联邦纳税申报中隐瞒了大部分款项。最终在2019年，他承认电信欺诈和税务欺诈，隔年被判两年联邦监禁并支付约12.5万美元赔偿。这些横跨不同行政体系的私相授受都深刻表明，当校园时代的排他性同侪契约延伸至国家权力场域后，私密的社群资本互换便可相当容易地恶化为对公共资源的私有化瓜分与制度性腐败。

男性气质背后的羞辱与暴力

在《The Company He Keeps》一书中，这种阶级配给被赋予了更具体的历史维度。通过对12所大学及20余个全国性白人兄弟会的长时间考察，历史学家尼古拉斯·赛雷特揭示了这种精英社团如何将特定的社会特权转译为“正统男性气质”的入门标准。阶级、经济实力、宗教信仰、种族，乃至赛场上的体魄与异性恋取向的展示，都在不同时期被明码标价，成为获取圈内声望的硬通货。例如经济实力，赛雷特发现，19世纪早期很多美国大学仍以培养神职人员为重要功能，但准备进入教会的学生在兄弟会中的比例明显偏低。原因之一是这些学生往往家境较差、依靠奖学金入学，而兄弟会会费和社交活动本身就需要额外支出。与此同时，那些富裕商人和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更有能力承担这种生活。到了19世纪后半叶，这个经济差异开始与校园地位结合起来，经济实力和受其影响的体能强度以及校园活动参与度一起成为兄弟会男性气质的重要指标，甚至开始被自然化和道德化为某种“人格特质”。而到了现代，在2018年，社会学家Laura Hamilton与Simon Cheng对美国四年制高校展开比较研究后发现，在学生家庭背景较为多元且同时具有一定录取门槛的大学中，Greek Life（希腊生活社团，涵盖兄弟会与姐妹会）参与规模越大，低收入学生与较富裕学生之间的毕业率差距往往也越明显。根据研究模型的估算，如果将一所几乎没有学生参与Greek Life的学校，与一所约80%本科生加入相关组织的学校相比，后者两类学生之间的毕业率差距平均可多出约8.3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较富裕学生毕业率的额外提升，而领取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的低收入学生并没有获得同等幅度的收益。换言之，Greek Life所提供的社交网络、住宿资源与校园关系并没有平均转化为所有学生都能共享的优势。

如果说阶级筛选构成了进入社群的核心门槛，那么社群内部同辈男性之间的审视与评判，则进一步影响着成员在其中的声望和话语权。迈克尔·金梅尔在对美国男性气质的分析中曾指出，男性经常需要在其他男性的注视与评价下证明自己。除了上述提及过的金钱和权势，越轨的冒险行为，甚至是对性经验的炫耀，都可能成为争取同伴认可的“阳刚”资本。社群则由此参与界定何为值得尊敬和推崇的男性，并通过成员之间的比较与竞争，使这些关于“好男人”的标准变得真实、合法、有约束力。而从这个层面出发，肮脏混乱的街头帮派与看似“精致得体”的大学兄弟会，或许便可以展开比较。

在学者亚当·贝尔德对哥伦比亚麦德林本地帮派文化的研究中，他发现当贫困与社会排斥阻碍当地青年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收入和尊重时，帮派所掌握的资源、社会关系与江湖名气便具有强大吸引力。加入帮派之后，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青年便通过为组织实施暴力来换取地位，积累被帮派和其他当地群体认可，甚至是畏惧的“男性气质”。

在美国的“兄弟会”文化中，如学者斯蒂芬·斯威特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所分析的，一个希望加入兄弟会的学生，最初可能只是向往组织里的友谊、社交生活与所谓的“身份”，但随着投入加深，能否获得这个群体的接纳也可能开始缓慢且隐秘地影响他对自身价值的判断。于是在一些兄弟会充斥着暴力和羞辱的入会仪式与活动中，新人就可能自然地去怀疑自己的抵触是否意味着不够勇敢、不够忠诚，最终为了所谓的“认可”与“合群”向组织妥协，在极端的肉体摧残与精神羞辱中彻底让渡自我，从而以一种近乎“殉道”般的臣服姿势，来呈现一种荒诞却又符合社群内部价值观的“男子气概”。

2026年1月底，北亚利桑那大学Delta Tau Delta兄弟会候选成员柯林·丹尼尔·马丁内兹在一次入会活动中，被兄弟会前辈卡特·埃斯里克逼迫饮用了大量伏特加，并于1月31日早晨死于急性酒精中毒。无独有偶，在今年9月23日晚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警方接到匿名举报后进入当地Alpha Epsilon Pi兄弟会住所，在潮湿闷热的地下室发现约30名衣着不完整的年轻男性，多数只有18岁。他们身上沾满食物、调味酱和其他液体，其中数人带有警方认为与身体攻击相符的明显伤痕。这个已经不再被校方认可的组织的主席和副主席随后因涉嫌霸凌和扰乱公共秩序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然而，从群体的威逼利诱到血肉之躯的施暴，二者间并非天然存在一条合理的单向度因果链。在二者间始终横亘着一种阻力，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将其称作“对抗性紧张与恐惧”。即便一个人在冲突前表现得愤怒、强硬，真正进入近距离身体对抗后，恐惧、退缩或动作失调依然常见。而暴力能够持续升级，往往是需要现场的力量关系发生某种突然变化。比如当一方跌倒、逃跑或失去反抗能力，原先彼此牵制的紧张结构则会被打破，优势一方反而可能在同伴的包围和情绪感染中获得更强的行动确定性。

而当我们把这套暴力的微观物理现场重新嵌套进宏观的性别秩序中回看康奈尔大学的这起事件，我们便可轻松洞察到，在这起案件中，女性身份和女性身体从一开始就被情境与结构的双重逻辑置于了“绝对弱者”的卡位之中。在“兄弟会”内部，如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福拉德通过对堪培拉17名青年男性的半结构式访谈所发现的，年轻异性恋男性的性经历并不总是停留在亲密关系内部，它还会被带回男性同伴的关系网络中。而这些同伴既成为了性经历的直接听众，也可能构成行动者心中预设的评判者，性经验本身也成为男性彼此确认地位、建立认同和维系关系的重要资本。1990年佩吉·里弗斯·桑迪针对部分兄弟会民族志研究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像在康奈尔大学这起案件中，根据诉状及媒体获得的聊天记录，事发当晚，有兄弟会成员在名为“Chi Phi Actives”的群聊中，用各种粗俗言辞谈论Jane Doe，并招呼其他成员前来。甚至有人向群聊发送了她与一名男性的合照，另一名成员随即询问“Shop still open?”（店还开着吗？），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当地时间2026年9月30日，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学生们走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视觉中国 图

学校纪律系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裂隙

而在外部，女性个体在此特定事件中的位置与境况，有关部门后期对此事件的轻化处理与惩戒，以及其它学生社团的漠视与缄默，已然让针对女性的系统性胁迫与剥削获得了一片群体性的“沃土”，女性的失权也从第一现场一直持续到后续关于自我痛苦的阐释。

在2024年的问询过程中，当Jane描述自己曾告诉某个男性“不”或“我太累了”时，调查员追问她“你到底说的是‘不’还是‘我太累了’这样的表达？”后来调查员又问，Jane是否因为厌倦了一直回答这些男性而最终“放弃”。Jane回答道：“是的，那是胁迫。”从执法程序的视角来看，调查员试图通过这些问题通过确认受害者是否做出了符合纽约刑法标准的“明确拒绝”。这种对程序合规的恪守或许未必源于主观恶意，也并未直接构成显性的“victim-blaming”，但这种技术官僚式的审讯惯性本身，确实也暴露了美国司法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司法机器必须把混乱、破碎、伴随记忆缺失的当事人具身创伤体验，强行转译为二元对立的法律语义。

尽管美国司法部近年来不断推动“创伤知情式访谈”（trauma-informed interviewing），要求执法人员理解创伤可能造成记忆片段化与叙述非线性；纽约州刑法也承认，一个人在特定的失能状态下可能不具备有效同意的能力。然而，司法实践和救济理念之间仍存在一道相当狰狞的裂痕。按照现行《纽约州刑法》第130条，如果检方试图依据“精神失能”（mentally incapacitated）证明当事人无法表示同意，这种状态原则上必须来自未经本人同意而施用的毒品、酒精或其他致幻致醉物质。于是，一个人即使最初自愿饮酒或摄入药物并被其严重削弱判断与控制能力，只要尚未达到失去意识或无法表达不愿意的“身体无助”（physically helpless）状态，就可能落入刑事法难以充分覆盖的灰区，从而使部分受害人在刑事追诉中面临格外高的证明门槛。这也是纽约近年来所谓“自愿醉酒漏洞”（voluntary intoxication loophole）改革争议的核心。

但与此同时，纽约州从2015年7月开始实行“Enough is Enough”校园性侵法，要求全州高校在内部纪律裁决中全面引入“积极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范式。法律明确规定，同意必须是知情、自愿、相互的决定，沉默或者没有反抗本身不能构成同意。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学校纪律系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错位。两套系统固然是服务于不同的治理目标，并遵循着截然不同的举证标准，无法简单地强求同一化。但其交织出的现实后果却极其赤裸：某些行为可能足以让学生被学校认定为性不当行为（sexual misconduct），甚至被开除，却仍然很难满足纽约刑法的犯罪构成。在康奈尔这起案子中，最终有两名涉事学生被开除，两人被停学至少两个学期，但他们在2024年却没有面临任何刑事指控。而对Jane而言，她作为受害者被悬置于“高校惩戒体系的有限承认”与“刑事司法程序的直接拒斥”之间，并被迫应对自身被剪裁与审查的创伤叙事，这不仅是带有制度性羞辱色彩的“二次失权”，更揭示了美国司法系统所谓“程序中立”的虚构性。技术官僚主义通过对“程序正义”与“证据纯洁性”的教条式苛求，暗中完成了对结构性暴力的去政治化消解。

除此之外，这一机制还会在客观上与精英社群的庇护网络形成深层合谋，如法律学者马克·加兰特对“重复博弈者”（repeat players）和“偶发参与者”（one-shotters）的区分和剖析那样，司法与行政程序在技术层面的所谓“中立”，本质上高度倾斜于拥有结构性优势的前者。兄弟会及其背后的精英校友网络、高校管理层与资深法律顾问团队，可能不仅熟悉微观审查机制的运行缝隙，更拥有充足的资本与战略耐心，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程序延宕、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自愿醉酒”等技术性定义漏洞，将法律规则本身转化为规避追责与消耗对手的制度工具。相比之下，身为“一次性参与者”的“Jane Doe”们，可能不仅缺乏将法律规则工具化的资源与技术，甚至很有可能会因为创伤产生的任何记忆断层或情绪波动，最终只能独自咀嚼和吸收司法机制所转嫁的大量制度摩擦。

在后MeToo时代，要打破这一不对等困局，批判的切口便不能仅停留在对道德滑坡的道德声讨，而必须深入解构法律微观技术、行政免责条款与阶级资本所形成的结构性合谋。唯有彻底厘清并重塑决定“何为有效伤害”与“谁具备阐释权威”的底层规则，才能剥离形式“中立”对暴力的庇护作用，使那些被挤压在制度缝隙中的创伤体验，最终获得实质的正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