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的泼墨大写意

20世纪中国画坛，中西融合是众多画家共同面对的课题，但真正能打通两端而不失自我面目者寥寥。吴作人（1908—1997）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早年留学比利时，以油画《男人体》获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归国后长期执掌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油画民族化的重要推动者。然而，他在水墨大写意领域同样创造了极为鲜明的个人风貌——熊猫、金鱼、骆驼、牦牛，这些题材经他寥寥数笔，便获得了此前中国画中未曾有过的形体感与生命力。他的泼墨大写意，不是传统文人画的简单延续，而是一条以严谨造型为根基、以书写性为灵魂的独特路径。

理解吴作人的水墨，首先须理解他的造型观。他在谈人物画时明确指出，素描练习“为的是锻炼创造的手段”，造型基础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提倡“师造化，夺天工”，认为先要深入自然、了解造化，而后才能“夺”——有所取舍、夸张、变形、提炼。这一观念贯穿了他的水墨创作。以金鱼为例，其作品之所以能做到“结构变化而不错位”，根源在于他对金鱼解剖结构的熟知，而后才成于中国画的笔墨塑造。鱼身、鱼尾、鱼鳍行笔的提按，犹如书法用笔的点、横、撇、捺，笔笔清晰，绝不含糊。吴作人画金鱼时，力求自背脊至尾鳍一笔而下，他认为脊骨与尾骨相连，笔痕一断则神气全失。这种造型提炼的要求，正源于他对解剖的认识，而这恰恰是传统中国画造型中所欠缺的。金鱼被描绘得轻盈灵动、极富质感，看似游戏笔墨，实则蕴含着“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艺术主张。

熊猫题材是吴作人泼墨大写意中最具开创性的贡献。他是第一位以中国传统水墨方式表现大熊猫的艺术家，其熊猫画作曾被选用为两套熊猫邮票的图案。他为熊猫形象所做的最大胆的取舍，是舍弃了熊猫眼睛的真实刻画，将整个形象概括为黑白分明的色块组合。这种处理方式充分体现了形式美的构成原则和书法意趣，从生活到艺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在具体画法上，他以浅墨勾勒轮廓，以深墨染就毛色，利用宣纸渗化的特性使绒毛质感纤毫毕见。浓淡之间，熊猫的憨态与灵动同时呈现，既有西方写实精神对形体结构的把握，又有传统水墨韵味中“似与不似之间”的从容。这正是“以形求神”的典型实践：先深入理解熊猫的形体结构与黑白关系，而后大胆舍弃细节，在极简的色块中求得熊猫特有的稚拙与灵动。

骆驼与牦牛则展现了另一种气质，但路径仍是“以形求神”。吴作人画骆驼，以阔笔淡墨扫出健壮的身躯，用浓墨复染颈鬃、驼峰、尾部和四肢关节，“笔笔是形，笔笔有质”，简练的笔墨中蕴藏着骆驼刚毅厚重的质感。牦牛画法与之相似，同样是大写意法，但更重视动态。牦牛以水墨点垛造型，几笔塑造出浑圆的躯体，再以水墨写出牛角、腿、眼、鼻，在传统绘画与西洋画之间另辟蹊径，以书法入画，以笔墨造型，作品既有强烈的表现力，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吴作人1943至1945年两次西行，深入青藏高原，所见骆驼、牦牛成为他笔下常见形象，寄托着“长驱远蹈、任重道远”之意。他说画牦牛“并不重在它的具体形态如何，而主要在于表现它的性格、它的强力的体态、迅捷的速度”，这正是“以形求神”的自白。

值得注意的是，吴作人对书法与画法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知。他并不认为书法可以“决定”画法，但书法对于提升线条理解力的作用不可替代。他的水墨作品中，书法意趣体现在每一个笔触的独立性与关联性上：一笔下去，既是形体的一部分，又是独立的笔墨趣味。这种双重性，正是他水墨语言的核心。

归根结底，吴作人的泼墨大写意走的是一条“以形求神”的路径——对形体有深入的理解，而后大胆舍弃，大胆概括，在极简的笔墨中寻求最大限度的表现力。他一生贯彻“法由我变，艺为人生”的艺术观，又说“在人生观方面应当无我，而在艺术表现上要‘有我’”。他的水墨世界，正是“有我”之境的结晶：简洁、雄强、清新，笔简而意足，形约而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