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能源转型下一场大考：当绿电不再只是“卖出去”

三江新区东部产业园今貌 曾理 摄

这是2026年夏天的一幕。四川宜宾三江新区东部产业园的“碳大脑”智慧平台上，一块可视化大屏实时汇聚着园区的碳排放数据与能源流向。这个以动力电池产业为核心的园区，2025年规上工业产值996.3亿元，碳排放总量却要被压到极低的水平。按照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标准，它的单位能耗碳排放必须较全国园区平均水平下降约90%，相当于降至后者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国家能源局2026年1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风电装机6.4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12.0亿千瓦，风光合计18.4亿千瓦。

当规模本身不再是答案，真正的问题变成这些绿电变成了什么？它们留在了哪里？它们为谁创造了价值？

前不久召开的2026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年会上，与会专家给出了一个关键判断：绿色转型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单一技术降本，转向系统能力建设。

当新能源的物理体量足够庞大之后，它如何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区域经济活力和普通人的获得感？

从“煤酒之城”到千亿产业生态

太原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寇静娜第一次去宜宾在宁德时代四川基地调研参访，记住的不是宜宾的产业规模，而是当地人告诉她的一句话。

“大概两年内，连盖带建设还没正式运营，前后就引来数十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后来更多。”寇静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忆道。当地配套企业和四川时代的人都坦承，以前宜宾相对于成都绵阳“算偏远的，对年轻人吸引力坦率来讲没有那么大”，但产业生态形成以后，“非常多年轻人愿意来工作了，城市的年轻化和经济活力提升了很多”。

宜宾的产业数据印证了这种感受。2020年，宜宾动力电池产业的规上工业总产值还不足20亿元。2023年产值突破千亿元，成为继白酒之后的第二个千亿级产业。到2025年，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245亿元，四川时代产能从2021年投产时的8.8GWh提升至175.8GWh，全市已建成产能270GWh。以宁德时代为核心，宜宾累计引进动力电池上下游配套项目120余个，结构件本地配套率突破90%。

这不是简单的产能堆砌。在寇静娜看来：“新能源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它其实就是一个引发驱动的因素。真正决定一个地区能否从能源转型中获益的，不是电网消纳能力，也不是市场化交易机制的完善程度，更重要的是能否基于本地建立起来一个至少往后看可以逐步完善并能够发展壮大的产业，这可不是单独的产业，至少应该形成数个产业、形成一个网络。”

寇静娜的判断有其研究根基。作为长期关注资源型地区能源转型的学者，她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转型的角色塑造与战略提升研究”，研究方向涵盖能源转型与产业政策评估、清洁能源治理及碳减排测算等。

她对山西的能源转型也有着深度观察，她认为：“山西绿电很大比例直接外输，真正当地企业没有享受到。高耗能企业希望有稳定的绿电直供，但根本没有那么多绿电可稳定供使用。”

这触及了能源转型中最容易被回避的问题：脱碳的代价和收益，如何在空间上分配？

东部产业园能源港 曾理 摄

当绿电不再只是“卖出去”

10月9日，中国能源研究会首席专家李琼慧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更为系统的分析。她长期跟踪新能源消纳和产业政策，经历了中国新能源从电量渗透率不足3%到渗透率超过22%的全过程。

“如果只是把电送出去，像煤电、水电这种高能量密度的传统电源，依靠资源优势从卖电量获得收益是可行。但对于新能源，这类能量密度低、发电出力具有随机性波动性的电源，必须配套调节电源才能把电送出去，单靠卖电获得收益受到诸多制约。”李琼慧说。

她的判断基于一个现实，传统大基地基本上可以实现100%外送，但新能源跟传统煤电、水电基地外送有很大区别，沙戈荒大基地100%外送难度大，考虑配套调节电源后电价的优势也不十分明显。因此沙戈荒大基地的开发与外送也不同于传统电源基地，需要通过新能源的多能互补和集成融合发展，从系统的角度提升新能源发展的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

“现在的大基地，外送比例大致在65%到75%之间，一部分外送，一部分自用。”李琼慧解释，通过新能源与其他能源品种的“左右”集成、新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前后集成”、新能源产业链的“上下集成”，进一步扩大新能源开发规模，提升绿电消费水平，同时带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她将地方层面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地方能源转型的路径概括为“以绿制绿”，即通过本地消纳绿电，推动新旧产业融合，在增强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的同时提高本地产品的绿色竞争力。

“西部地区过去最大的缺点是交通不方便，产品竞争力不强，产业技术水平相对中东部地区有差距。将来唯一中东部难以和它竞争的，就是本身工业产品的含绿量可以做得很高。”李琼慧说。

这个逻辑在宜宾得到了验证。动力电池产品的碳足迹中，电力消耗占相当比重。当四川时代80%以上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时，宜宾生产的电池在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下就获得了实质性的竞争优势。脱碳在这里不再只是一个环境目标，而是变成了贸易壁垒面前的“通行证”。

不少新能源重卡、汽车在东部产业园能源港快速换电、充电。庄歌尔 摄

零碳园区建设如何实现“系统融合”

但李琼慧提醒，新能源要提升就地消纳能力并真正转化为地方产业生态，需要跨过三个门槛。

第一个是开发用地问题。新能源开发用地受限，触碰生态红线问题，风电尤其明显，目前倡导的强化新能源开发空间集约利用首先要解决新能源开发用地问题。

第二个是如何提升新能源发展对地区能源转型和对地方经济贡献的问题。解决的途径就是就地利用和“以绿制绿”。推动新能源与地方产业的融合发展，包括推动新能源产业链“以绿制绿”、新能源与传统产业协同优化升级，以及推动新能源与新兴产业融合互促发展（如甘肃庆阳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系统规划建设）等。此外通过提升风光氢储协同发展水平、建设绿色氢氨醇综合产业基地等促进新能源非电利用，进一步拓宽新能源利用场景，推动地方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是灵活调节能力不足。像西北这些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非水电责任权重完成值本身比较高，电量渗透率在全国也属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提高渗透率面临着系统灵活调节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新业态新模式的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绿电利用水平。

这三个门槛在零碳园区的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宜宾东部产业园获批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后，面临的第一个硬约束就是：按照国家级零碳园区标准，园区电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要达到80%左右，天然气占比不能高于20%，否则单位能耗碳排放可能会达不到要求。这意味着园区不可能只是从电网买绿电，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周边或园区内的清洁能源。

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加快产业“降碳增绿”，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布局1万公里以上的零碳运输走廊。同年7月，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将这一目标进一步量化为“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

“目前给出的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标准非常高。”李琼慧透露，按照国家标准，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在20万吨到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需≤0.2吨/吨标准煤；超过100万吨的，≤0.3吨/吨标准煤。而当前全国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大致在2.1吨/吨标准煤左右，“这意味着零碳园区建成后要较全国平均水平下降90%左右”。

这是一个近乎苛刻的目标。宜宾东部产业园2024年碳排放总量142.99万吨，预计2030年将攀升至262.94万吨。产业在扩容，用能在增长，碳排放却要被压到极致。传统的屋顶光伏、节能改造或购买绿证，已经无法完成如此大幅度的减碳任务。

谁为绿电园区的“信任”买单

在实际操作中，绿电园区和零碳园区的落地远比政策设计复杂。

寇静娜在山西的调研让她对“非技术成本”有了直观感受。一个真实的绿电园区涉及土地资质审批、用电负荷预定型、平均负荷电力的固定收费费用等。“方向绝对是对的，但在最开始发展的阶段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更直接的问题是输配电费谁承担。“入驻园区的企业本来是追着电最便宜去的，结果还要承担一大笔费用。大企业用电极大户可能还能承受，但很多去用绿电的反而是一些中小企业，一算下来成本（跟传统煤电）差不多甚至可能付更多。”

李琼慧认为，零碳园区仍处于试点阶段，“试点一定是在创新，如果模式已经成熟了，就没必要试点了”。她指出，按照国家发改委2025年1192号文，绿电直连项目输配电价采用单一容量制的电价机制，“如果按这个文件能够具体实施，绿电直连本身的收益应该是可以的”。

但为什么大家不敢做？李琼慧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兜底问题，电网兜底的费用要不要花钱，园区用电安全的保障，大家还没想好怎么做；第二是模式创新必须用户非常愿意主动去做，“如果外力强迫，这事肯定做不好”。

她认为最难解决的是要找到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企业跟企业之间，尤其是那么大的企业，可靠结算、不出现大的风险，反而是更重要的考量。假如开发商跑路了，或者用户出了问题，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信任必须有一个公共平台作为第三方保证。核心问题是，可信任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李琼慧还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色，即园区管委会。“管委会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管委会多半是地方政府下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里面专业做经营的人比较少，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做。园区绿电直连原则上不允许电网参与，必须由用户或开发商作为项目业主来做，但企业没办法背书，园区管委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由此她判断：“将来零碳园区做成功的，没准不是真正在资源富集地区，反而在一些资源不是那么好的地区。”因为资源富集地区往往缺乏倒逼机制，而资源不那么好的地区反而更有动力去解决制度层面的难题。

2022年，建设中的东部产业园。曾朗 摄

找到新能源最有优势的应用场景

如何判断能源转型是否成功？

在寇静娜看来，能源转型的成功，最终要由大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真实收益感、获得感来书写。她坦言，新能源产业在实际运行中绝大部分位于偏离人烟的地方，风电和光伏运营的就业吸纳人数跟传统行业比起来并无优势。如果新能源只是在西北或北方偏远地区上一些规模型项目，它给当地人带来的可能就是“传统就业失业了，但新能源并没有给我增加新的岗位或新的收入”。

宜宾之所以成为她反复引用的正面案例，恰恰在于它证明了另一种可能性：动力电池产业的崛起，让“外出务工是很多宜宾家庭的常态”发生了改变，青壮年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制造业岗位。但她提醒，真正能留住年轻人、带动就业的并不是能源项目本身，而是它上下游到底能够延长多少产业链。“光有新能源行吗？不行。需要‘新能源+’。”她说，每个地区都要找到自己最有优势的场景，跟现在的技术和形式结合起来——山西不可能去拼高精尖小而美，但复杂安全生产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恰恰是它有壁垒的场景。

李琼慧则从另一个维度给出了判断。她认为，对资源富集地区来讲，渗透率高的阶段可能对本地产业的拉动作用更强。内蒙古过去是只有煤的地方，近十年来从培育开发风光到配套产业、建设数据中心，系统融合期带动的绿色低碳产业“很多是相对比较新的产业，可以使这些过去技术相对落后、科技水平发展比较低的地方，有机会通过绿色低碳产业实现地区产业的大跃升”。她用两个指标来衡量这种跃升：绿色低碳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去这些地方可能主要是高耗能产业，内蒙古、山西以前电、电解铝比较多，现在有了很多先进装备制造业，尤其是风光产业相关、储能相关的制造业。

在制度层面，李琼慧认为还需加快建立可信任的商业模式：“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在地方政府、园区管委会、企业和电网之间重新分配信任和责任的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