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言·社创观|克雷默:重大专项应承诺长期解决某一问题

拉里·克雷默
2019-05-09 22:36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益言·社创观为澎湃新闻公益湃旗下新设专栏。专栏目前由乐平公益基金会提供内容支持,聚焦社会创新领域的最新动态与前沿观点,旨在以全球化视野,促动思维碰撞,推进社会创新知识体系的建设。

本文谈论的“Big Bet” Philanthropy,可译为“大赌注慈善”、“重大专项资助”、“巨额慈善”等,本文采用“重大专项资助”的说法。“Big Bet” 一词有风险投资的意涵,意指为了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比如一次性付出大额捐赠以期达成目标。

在许多人看来,“重大专项资助”是一个国际潮流。

但本文作者认为,重大专项资助并不总是一种好的方式。社会问题的诞生和繁衍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固化体系当中,极少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需要一个缓慢的解决过程。“钱肯定是需要的,然而,事实上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以及与财力相当的人力。”

对重大专项资助更多是一种感性认知

如果说慈善界迷恋新奇的想法,我认为毫无异议。如今,人们看重的是“变革性”,通过变革来展现出“创新性”和“颠覆性”。最新的热潮便是“重大专项资助”,2016年12月的《福布斯》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将其定义为“旨在创造系统性社会变革的八位数以上的捐赠”。

《福布斯》引用了侨福集团(注:The Bridgespan Group ,一家全球性的非营利机构,)的某项研究——《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用它做了2016年冬季刊的封面故事——《为社会变革下大赌注》。

在《福布斯》看来,过去的慈善家只是偶尔会寻求社会变革,但如今的慈善大咖却更愿意运用“颠覆性思维来试图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小修小补”。

《福布斯》就是《福布斯》,一如既往地在文章最后弄出一个排行榜,即2015年“10项最具前景的重大专项资助”的排名,榜单后面还进一步列出其他48项重大专项资助的竞争者清单。(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捐赠的规模,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向欧洲气候基金会提供3330万美元的赠款被列入 “其他重大专项资助”之中)

尽管人们到处谈论“重大专项资助”,但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它的意思,只知道那是在斥巨资去做某样事情。

每位写这方面文章的作者似乎都会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重大专项资助的目的必须不仅仅是调动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毕竟那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大型基金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有时候,把钱用于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似乎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可证明这一点的是,巨额的捐赠方向还涉及奖学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开放式研究甚至是对某个公园的日常维护。

其他时候,关键点似乎是向某个特定组织提供重大支持,尽管某些重大专项资助的覆盖面要更广一些。通常而言,短期效益似乎也同样重要,但尚不清楚重大专项资助是否必须具有战略意义,抑或旨在产生某种具体的可衡量的积极影响。显然,某些重大专项资助绝非如此。

最终,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反映了“重大专项资助”更多的是一种感性认知,而非一种定义清晰的技术性行为。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因为其会诱发草率的思维和糟糕的做法,我会在下文作详细解释。

尽管一般来说,大多数支持者在提及一项重大专项资助时,都会想到捐赠者打算宣布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的慈善资金(《福布斯》和侨福都将八位数赠款设为其最低标准)以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通常的做法是直接资助某一个组织。

这种描述并不符合所有例子,但是这些特征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讨论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特征准确地反映了“重大专项资助”这个词如何被慈善界所理解。

排行榜只会诱使慈善家偏爱巨额投资

在阐述我对这种慈善行为的疑虑之前,我应该声明:我不认为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试图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难题是一种不好的或错误的做法。相反,肯定会有一些难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予以解决。

不过,要说重大专项资助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极少见的情况下,仍远不能称之为做慈善事业的最佳方式,甚至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更与被奉为规范相去甚远。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是重大专项资助支持者在到处宣扬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他们的文章中无不感叹重大专项资助的稀缺,同时一味地赞扬少数敢于追求这种策略的人士的胆量和远见。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而喻: 如果你想成为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如果你想“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小修小补”,重大专项资助就自然而然是最好的做法。

《福布斯》杂志上的那个排行榜是一项很容易误导人的工具,其意在鼓动人们选择巨额捐赠而非其他形式的慈善捐赠。

作为法学院的院长,我曾亲身体会过这种排行榜的魔力,它不可避免地引发对排名的竞争,从而使得人们盲目地迷恋排行榜发布者所看重的东西。

在法学院,排行榜导致了大家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和金钱投入(因而增加学费和债务),尽管这么做并无益于学生。在慈善事业中,这种排行榜只会诱使慈善家偏爱巨额投资,通常是对单个组织进行投资,并采用高风险战略以追求快速见效。

新一代的年轻慈善家中有许多人热切地渴望公众的认可,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大而空的口号的影响。被评选为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得到《福布斯》甚至是《纽约时报》的赞许,那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当朋友和同行都备受关注,自己却受冷落,那是多么令人恼火的事情!

但是,那又怎样? 为什么不鼓励慈善家和基金会去寻求和进行这类重大专项资助?因为社会问题是困难而复杂的,至少那些真正需要慈善捐赠并能够从中受益的大问题是如此。身体疾病可以通过发明药物或疫苗来治愈,但是社会问题极少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在需要慈善事业解决的重大难题上,比如贫困、种族歧视、气候变化、教育、妇女权益或收入不平等,没有简单的良方可用,也没有捷径可走。认真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与重大专项资助截然不同的心态。

社会问题诞生和繁衍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固化体系当中。问题的起因和解决方案都取决于人自身,而且会引发各种不可预测的和令人困惑的行为。解决问题的进展是缓慢的,这不是因为人们缺乏想象力,不愿意冒险或投入足够的钱,而是因为问题实在太棘手。

在这些挑战上取得进展所需的慈善援助,与重大专项资助爱好者所推崇的慈善方式几乎是截然相反的。钱肯定是需要的。然而,事实上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以及与财力相当的人力。其需要慈善家既能聆听目标受益人的心声,也愿意向他人学习并与受赠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慈善不是一下子投入大量的现金以寻求快速效益,而是帮助构建并融入一个由受赠方、受益人和其他长期持续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资助者构成的生态系统。做慈善需要深入地了解存在的问题,制定周到的方案以解决问题,观察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并基于证据和经验修正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在需要时愿意不断地重复这些步骤。

真正的重大专项要承诺长时间解决某一问题

这就谈到了我对重大专项资助看法的要点。重大专项资助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大胆的声明、故作姿态和大张旗鼓的宣传。

我感觉重大专项资助的重点似乎不在于慈善事业本身,而在于让慈善家向世界展现自己。我知道这并不是重大专项资助倡导者想要的结果,但他们听起来和他们所鼓励(不论有意与否)的东西似乎就是这样。

依我看来,一项真正的重大专项资助应该是承诺在长时间内解决某一问题,时间长到足以产生明显的效益,这通常意味着要战略性地逐步向许多受赠方发放赠款,每次捐赠数目之小,都不足构成《福布斯》或侨福所定义的重大专项资助的额度。

我为休利特基金会的大额捐赠感到自豪,但让我感到同样或更为自豪的是这个基金会在自然保护等领域所做的工作。自1969年起,自然保护就成为这个基金会捐赠的重点领域。从那时起,该基金会在美国西部保护水土资源和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方面投入了逾3.5亿美元,一路走来,我们向受赠方和其他资助者学习如何建立联盟,平衡利益冲突,为我们的目标达成共识。

我们低调无闻但稳定地提供着赠款,并时不时取得一些进展。当中既有收获,也有损失,我们一旦犯了错误,就会从中吸取教训,并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慢慢地,凭借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专注力,我们的受赠方得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为了帮助推进他们的工作,近年来我们每年投入约2000万美元(早年的投入相对较少)来捐助众多受赠方。虽然没有哪一笔赠款额度大到足以吸引《福布斯》记者的注意力,但这些累积起来的赠款,反映了我们取得进展所需要的耐心、扎实的工作以及有意义的、持续的关注。

我们在其他领域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比如解决争端、妇女生殖健康、开放教育资源和艺术教育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休利特基金会作出了持续数十年的承诺,并取得了有意义的积极影响,这并不是靠华而不实的大额捐赠,而是得益于对无数个从不同角度解决问题的组织的认真、持续、战略性的支持。

在这方面,休利特基金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有大型基金会都已经或正在为各种项目作出类似的投资,这些基金会都能提供类似的例子,即他们如何长期致力于解决疑难问题,通过持续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些捐赠是否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不是,尽管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大专项资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要知道,这些都是极为困难、棘手的问题。战略性慈善事业要冒的风险并不低于重大专项资助。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战略性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更多地鼓励这类慈善行为。战争就是靠步兵在战场上奋勇不懈的战斗而赢得的,慈善也是同样的道理。慈善是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坚定的承诺和不懈的努力,而不是急于求成的解决方案或引人注目的新奇举动。

(本期撰稿人拉里·克雷默,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主席。原文刊发于中信出版社《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02期,已获出版方乐平公益基金会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崔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