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沈阳|被忽略的篇章: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的奉天往事
建筑师杨硕对沈阳老建筑历史背景的挖掘和考证已渐入佳境。上一期《奥地利建筑师盖苓与东北大学理工楼》一文荣登澎湃新闻2025年3月份的优质榜单,这一期他又起底一位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确定了几座我们熟悉的建筑就出自他手,而且还捋出一条德国新艺术运动和包豪斯风格在沈阳落地的线索,这将为本地建筑史涂上最亮眼的一笔。杨硕表示,挖掘工作还在继续,将完成旅奉欧洲建筑师三部曲,以下这篇是第二部。
德国城市规划与建筑史学者托尔斯滕·华纳(Torsten Warner)在《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Deutsche Architektur in China)中,以德、英、中三种文字系统地记录并展示了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在书中记载的诸多建筑师中,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位。中国近代建筑史学者陈雳曾撰文《尘封的记忆—写在建筑师罗克格进京执业 110 周年之际》,专门对其进行介绍。更重要的是,罗克格的经历并不限于华纳书中所涉及的那些城市,他在沈阳(奉天)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建筑印记。

罗克格肖像 图片来源:Beijing Postcard
罗克格在奉天的时间虽不算长,工作却涵盖工业建筑、俱乐部、宗教建筑、外交建筑及城市规划等领域。这段经历不仅是罗克格二十余年在华执业的缩影,其设计风格所展现出的多样化,也勾勒出一条从欧洲历史主义折衷美学向近代功能主义与早期现代主义演变的轨迹。
奉天的德意志情结

奉天善行寺 图片来源: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物馆(Helsingin yliopistomuseo)
1906年10月,德国在奉天设立领事馆,最初借用小西关外善行寺作为馆舍。此后,德国企业、技术人员和商人陆续来到奉天。礼和(Carlowitz & Co.)、雅利(Hackmack & Co.)、以利斯(Illies & Co.)、西门子(Siemens China Co.)、孔士(Kunst & Albers)、华德(Wolter, Carl & Co.)以及禅臣(Siemssen & Co.)等德资公司纷纷在此扎根,广泛经营建材、机械、燃料和药品等商品。

德国西门子奉天分公司寄往德国慕尼黑的挂号信信封。 图片来源:eBay拍卖
【注】1908 年,奉天省电灯厂向上海慎昌洋行购入一台西门子 300 千瓦发电机组并于1909年10月正式开始供电,同年12月奉天城首次实现路灯照明。1910年,西门子中国公司在奉天设立分公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大批中国难民的约翰·拉贝(John Rabe)曾于1911年前后在此任职。

德国宝利公司承建的京奉铁路辽宁总站钢结构施工现场 图片来源:影易拍卖
德国的工程技术也在奉天近代城市建设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作为近代东北重要交通枢纽的京奉铁路辽宁总站,其结构设计与施工由著名的德国宝利公司(Lothar Marcks)承担;而由AEG(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提供核心设备的奉天有轨电车,也于1925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

奉天凌格旅馆建筑外观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奉天凯宁旅馆建筑内景 图片来源:StuDeO
德国商人还创办了凌格饭店(Hotel Lengmüller)和凯宁饭店(Hotel Keining)两家旅馆,其规模和设施在当时的奉天均属一流。

奉天德国俱乐部成立时的集体合影,1925年11月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档案馆 (Bundesarchiv) 【注】1926年1月,德国俱乐部共有77位正式会员、41位外埠会员及1位宾客,共119人。
在奉天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中德交流日益密切、德国社区渐成规模的背景下,建筑师罗克格携家人来到这座充满机遇与希望的城市,开启了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段全新旅程。
建筑师罗克格
当罗克格来到奉天时,他已经是一位享誉中国的德国建筑师。此前二十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布青岛、厦门、天津、北戴河和北京。他的设计既包括教堂、住宅和侨民俱乐部等日常建筑,也涉及近代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中的重要项目。

罗克格在北戴河度假,摄于1925年 图片来源:StuDeO
1876年5月24日,罗克格出生于德意志帝国的大施特雷利茨(Groß Strehlitz,今波兰境内)。他的建筑生涯始于泥瓦匠学徒,随后进入建筑职业学校学习,最终在夏洛腾堡工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今柏林工业大学)系统学习建筑学。
罗克格接受建筑教育的时期,正值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统治下建筑思潮剧烈变化的阶段。一方面,官方建筑仍推崇新罗马风(Neo-Romanesque)、新巴洛克(Neo-Baroque)和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等历史主义风格,以展现帝国形象;另一方面,德国建筑界也开始出现反思历史主义的新潮流,德意志乡土风格(Heimatstil)、青年风格*(Jugendstil)以及维也纳分离派(Wiener Secession)等设计思潮相继兴起,强调地域传统、整体艺术表达和更具现代感的形式语言。这种多元并存的建筑环境,使罗克格同时受到传统学院派与现代设计理念的影响。
*青年风格是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在德语地区的称谓。

青岛海因里希王子酒店音乐厅 图片来源:Wikipedia 维基百科
1903年,27岁的罗克格抵达正处于德国租借统治下的青岛,任职官方建筑部门。1904年,他在青岛海因里希王子酒店音乐厅(Konzertsaal Prinz-Heinrich-Hotel)设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随后辞去公职,在提尔皮茨大街(Tirpitzstraße,今莒县路)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建筑与手工艺工作室” (Atelier für Architektur und Kunsthandwerk),开始独立执业。这一名称不仅体现了他关注建筑空间本身,强调建筑与工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向当时欧洲兴起的维也纳工作坊(Wiener Werkstätte)和德意志工艺联盟(Deutscher Werkbund)的致敬。

20世纪初汉城庆运宫(今德寿宫)一角,可见西式建筑与传统建筑并置的景象图片来源:Colonial Korea,The Compradoric Style: Chinese Architectural Influence on Early Modern Korea
1905年初,罗克格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跨国项目。汉城庆运宫(今德寿宫)发生大火后,韩国皇室计划以欧式风格重建宫殿。在德国驻韩人员的推荐下,罗克格受邀赴韩,并获得韩国高宗皇帝李熙接见,负责新皇宫的设计。虽然项目最终因日俄战争而未能实施,但这段经历显示出罗克格当时已获得东亚上层社会的关注。

天津德国俱乐部明信片 图片来源:夏桐提供
1905年,他赢得天津德国俱乐部(亦称康科迪亚总会,Club Concordia)的设计竞赛,随后迁居天津,亲自负责该项目的实施。在天津及北戴河时期,罗克格还设计了大量住宅和商业建筑。

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2024年 图片来源:Wikipedia 维基百科 摄影:Windmemories
1907年,在青岛福音堂(Christuskirche Gouvernementskirche,即总督教堂)设计竞赛中,罗克格再次获得一等奖。这座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代表性作品的江苏路基督教堂,于1910年落成。1909年,他的青岛俱乐部(Tsingtau Klub)设计方案再一次获得一等奖。连续赢得重要竞赛,使罗克格跻身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建筑师之列。

资政院大厦复原图(AI根据手绘效果图渲染) 图片来源:《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第37页
1910年,罗克格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凭借此前在青岛、天津等地积累的经验,他正式与清政府签订合同,主持设计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建筑——北京资政院大厦(Chinesisches Parlamentsgebäude)。资政院大厦是清政府筹备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象征。罗克格为这座建筑制定了完整的设计方案:主体采用欧洲古典主义风格,内部规划有大型穹顶会议大厅、旁听席,以及供各省咨议局代表使用的办公与社交空间。按照规划,建筑总面积约为德国柏林国会大厦的两倍。

资政院大厦剖面图 图片来源:《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第39页
为了主持资政院大厦工程,罗克格于1911年举家迁往北京,并将原有事务所扩展为集建筑设计、工程管理和施工于一体的“罗克格建筑与工程公司”(Rothkegel & Co. Baurat und Ingenieurbüro)。

德国德累斯顿卫生博览会中国亭现状 图片来源:德累斯顿中国亭协会 【注】中国亭始建于1911年,由中国政府作为国际卫生展览会的官方展品,后来成为疗养和郊游客人的阅读咖啡厅和餐厅。中国亭在1997年夏季遭遇火灾,2007年根据历史文件修复重建。
在北京期间,他继续参与多个重要项目。其中包括北京国际俱乐部(Peking International Club),以及受清政府委托设计的德国德累斯顿卫生博览会中国馆(Chinesischer Pavillon zu Dresden)。

中华民国临时国会大厦旧址,现为新华通讯社礼堂,2019年 图片来源:Wikipedia 维基百科 摄影:ScareCriterion12
辛亥革命后,资政院大厦的主体工程被迫停建。1912年秋,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委托罗克格利用宣武门内清代“象厩”旧址筹建第一届国会临时会场(Provisorisches Parlamentsgebäude,临时国会大厦)。在经费紧张、工期仅三个月的条件下,他采用理性的设计方式:外部采用青砖等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内部则运用木桁架与支撑杆结构,实现约25米的大跨度空间,并配备相应的采光与通风设施。这体现了罗克格对功能、结构与建造效率的重视,也反映出其根据具体环境寻求合理解决方案的理念。

紫禁城宝蕴楼现状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罗克格的专业能力与国际视野也获得了时任民国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认可,两人由此建立了长期的合作。1914年,政府决定利用紫禁城前朝建筑筹建“古物陈列所”,罗克格受命对作为主要展厅的武英殿和文华殿进行现代化改造。为适应博物馆的展示功能,他设计了西式陈列展柜,并引入现代采光设施。同时,为妥善保存清室文物,他又在武英殿后方主持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式库房——宝蕴楼。这些工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2014年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摄影:Bruce Yuanyue Bi
1915年,罗克格进一步参与北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先后承担有轨电车线路规划和正阳门改造。正阳门改造试图协调传统城门体系与现代交通之间的矛盾。方案拆除瓮城,使城楼与箭楼分离,并在两侧开辟通行空间;城墙两侧增设大踏步石梯,使城门由封闭的防御设施转变为可供市民登临和观览的公共城市节点。在保留箭楼主体形象的基础上,罗克格在箭楼两侧增设西式悬挑阳台,并在箭窗檐口上方加入具有新罗马风格的连续券形装饰线脚。这些细部处理使传统城防建筑呈现出新的视觉效果,也体现了他在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城市需求之间寻求协调的尝试。

1915年6月16日,正阳门改造拆除工程开工仪式。右一撑伞者为罗克格夫人(Gertrud Rothkegel),中间戴礼帽者为朱启钤,右侧身着深色西装、头戴浅色礼帽者为维尔纳·拉扎罗维茨(Werner Lazarowicz),此时罗克格正被关押在日军集中营 图片来源:《StuDeO-INFO》(侨居东亚生活资料集),2013年6月
同年6月,罗克格又受筹备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委托,为其设计并建造位于中南海的新国务院建筑群,以及作为袁世凯登基加冕主殿的政事堂。
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克格的在华事业骤然中断。1914年,身为预备役军官的他返回青岛参战;德国战败后,他被日军俘虏,经历了约五年的拘禁。其间,罗克格夫人格特鲁德·罗克格(Gertrud Rothkegel)与建筑师维尔纳·拉扎罗维茨(Werner Lazarowicz)留守北京,维持公司运营并继续推进中南海新国务院和古物陈列所等工程。
1920年1月,罗克格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之后,他先后参与了叶恭绰、曹汝霖、顾维钧等人的住宅项目。他还曾受邀设计外蒙古乌兰巴托的政府建筑,参与张家口至乌兰巴托的铁路规划,并提交了葫芦岛港码头项目方案。然而,受直奉战争的影响,这些计划最终均未能实施。
1923年,罗克格夫妇暂返德国,一方面是为了休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开中国国内持续的政治动荡。直到1924年,他们才再次回到中国。这一次,罗克格没有返回此前熟悉的北京,而是将事业重心转向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东北中心城市——奉天。
抉择奉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对德国的重新认识,使罗克格在北京承接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机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张作霖控制下的奉天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和工业中心,成为奉系与德国技术、商业力量建立联系的重要节点。
张作霖主动接触德国驻奉天领事鲁道夫·瓦尔特(Rudolf Walter),希望引进德国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以推动军械生产。瓦尔特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认为张作霖具备成为可靠合作伙伴的经济基础,而相关技术与贸易往来在形式上并未违反《凡尔赛条约》的限制。1924年以后,德国机构与奉系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德国方面在提供技术和物资支持的同时,也获得了参与东北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
奉天由此成为德国技术、资本与地方建设需求交汇的重要城市。对在北京发展受限的罗克格而言,这一变化提供了新的事业空间。凭借长期在华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及其德国建筑师的专业背景,他顺应德国企业进入东北的趋势,将事业重心由北京转向奉天。
作为生产机器的建筑
扩建东三省兵工厂是张作霖推进军事工业化的重要战略。面对这一规模庞大的工业建设项目,建筑师不仅需要解决厂房的空间布局与结构技术问题,还必须理解机器配置、物料运输和连续生产等现代工业生产的组织逻辑。
罗克格此前虽较少涉足工业建筑,但他所接受的德国建筑与工程教育,以及参与资政院大厦等大型项目的经历,使他在总体规划、大跨度空间、结构技术和复杂工程协调方面积累了扎实经验。同时,他对钢结构技术及德国现代工业建筑体系也较为熟悉,这些是其参与东三省兵工厂规划与设计的必要条件。
罗克格承担的并非单座厂房,而是东三省兵工厂核心区域的一系列规划与建筑设计,包括重型火炮工厂、引信工厂、弹药工厂和大型钢铁厂,火车编组站,以及官员俱乐部、纪念馆等配套建筑。兵工厂由此成为一个由建筑、设备和生产流程共同构成的系统。

东三省兵工厂厂房 图片来源:Dansk Kulturarv,丹麦广播公司档案影片《奉天(三)与奉天兵工厂,1925—1928》 摄影:克里斯藤森(Robert Christensen)
其中,重炮厂长逾百米,内部需要容纳重型机械、起重设备和连续生产线。砖木结构难以满足大跨度作业和重型生产的要求,因此厂房采用钢桁架及钢结构支撑体系,尽量减少柱网对生产空间的分割。柱梁结构构成立面的基本秩序,大面积多格钢窗则依据车间采光和通风需要排列,建筑形式直接由生产功能与结构技术决定。

柏林AEG涡轮机工厂 图片来源:Kunst und Künstler: illustrierte Monatsschrift für bildende Kunst und Kunstgewerbe (艺术与艺术家:美术与工艺美术月刊)1913年11月
这种设计方式与20世纪初德国现代工业建筑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明显呼应。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工艺联盟主张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协调艺术、工艺与生产。其创始成员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于1909年设计的柏林AEG涡轮机工厂(AEG-Turbinenfabrik),通过巨大的钢结构框架、连续的玻璃墙面和高度统一的建筑形象,将工业生产的功能要求、结构技术与建筑表现融为一体。尽管其整体构图仍带有古典建筑的纪念性,但在结构尺度、材料表达和功能组织方面,已展现出德国早期现代工业建筑的鲜明特征。
此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与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设计的法古斯工厂(Fagus-Werk,1911年),进一步以玻璃幕墙、轻质转角和开放立面削弱传统建筑的厚重感。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Staatliches Bauhaus)以及此后兴起的“新建筑”运动(Neues Bauen),又继续发展了这种将结构、功能、材料与工业生产相结合的观念。
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罗克格对东三省兵工厂的设计受到AEG涡轮机工厂、法古斯工厂或包豪斯的直接影响,但这些建筑与罗克格设计的厂房同处于德国工业建筑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中。因此,东三省兵工厂可以视为德国早期现代工业建筑理念在中国东北的一次平行实践:生产流程开始决定空间组织,结构技术逐渐塑造建筑形式,而历史主义装饰则退居次要位置。


东三省兵工厂主楼和俱乐部 图片来源:Dansk Kulturarv,丹麦广播公司档案影片《奉天(三)与奉天兵工厂,1925—1928》 摄影:克里斯藤森(Robert Christensen)
而作为非生产功能的主楼和官员俱乐部等建筑,则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建筑立面保持严格的中轴对称和三段式构图,通过连续半圆拱券、古典柱式、附墙柱(Pilasters)以及阳台栏杆等元素,营造出庄重而有秩序的空间形象。这与他此前设计的北京国际俱乐部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同的是,在奉天特殊的军事工业环境中,这种古典秩序更多地体现出纪律感和权威感。

奉海市场地图 图片来源:1933年《实测最新奉天市街附近地图》
在完成东三省兵工厂核心区域建设后,罗克格的工作逐渐扩展至城市空间规划。虽然现存资料对他这一时期具体设计活动的记载较为有限,但结合奉天城市布局的发展过程来看,1925年前后大北边门外兴起的奉海市场(奉海工业区),其规划设计可能与罗克格存在一定关联。这一推测的依据在于,罗克格在大东工业区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对生产流程、空间效率和结构理性的重视,与奉海工业区的发展需求具有较高的契合性。随着奉海铁路建设启动,原有的工业建筑与厂区规划经验开始向更为开放的物流和商业空间延伸,这也与奉系政权逐渐重视经济建设的趋势相吻合。
宗教奉献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克格受奉天法国籍天主教主教卫忠藩(Adrien Larribeau)委托设计主教府邸,并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团建造大型校舍。如今,这座主教府仍屹立于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40号,沈阳天主教堂(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俗称小南天主教堂)西侧,现由天主教辽宁教区使用。作为教堂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教府与1912年建成的沈阳天主教堂一同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教府卫星平面图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谷歌地球
沈阳天主教堂主教府是罗克格建筑风格由传统折衷主义向现代功能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品。其整体布局虽延续西方古典建筑的对称原则与“三段式”构图逻辑,但形式语言已明显趋于简化。罗克格摒弃了19世纪宗教建筑中常见的巴洛克式繁复装饰,转而依靠严谨的比例关系、清晰的体量组合和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塑造整体形象。

天主教主教府现状正面 摄影:战志云飞
建筑主立面采用深进式外廊设计,通过几何化的折线券与浅尖券形成富有现代感的立面节奏,在回应建筑宗教属性的同时,也体现出更为现代的审美取向。

天主教主教府现状背面 摄影:战志云飞
建筑侧面则由开放的柱廊空间过渡为规整的青砖实墙。这种“前廊后室”的空间组织,不仅强化了整体体量的层次感,也适应了东北寒冷气候下对入口遮蔽、外围护保温及内部空间稳定性的需求。罗克格将奉天地区常见的青砖清水墙与西式建筑中惯用的灰褐色水刷石相结合,通过材质色泽与肌理的对比,勾勒出清晰的立面秩序。地方材料与现代建筑语言的结合,使主教府成为奉天近代建筑由历史形式向功能理性过渡的经典案例。

1927年建筑师雷虎从奉天寄往德国的家信的信封背面,中央有黑色火漆印章“雷虎之印” 及椭圆形奉天雷虎公司印章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有关文献提及,该建筑可能由罗克格与另一位德国建筑师雷虎(Hugo Leu)合作完成。雷虎同样是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的德国建筑师,曾设计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约于1926年前后来到奉天,并持续在奉天和哈尔滨开展建筑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目前尚缺乏档案资料明确二人在主教府项目中的具体分工,但这一线索反映出当时活跃于奉天的德国建筑师之间存在一定的专业联系。此外,罗克格曾经的合作伙伴拉扎罗维茨后来也在奉天独立执业。这些德国建筑师曾在奉天参与相当数量的建筑工程,只是几乎所有作品由于资料散佚,至今已难以考证。
社区领袖
1926年,时任奉天德国俱乐部主席的罗克格主持设计了俱乐部位于二经路“名盛里”的新会所。该地原为德商雅利洋行的租地,经洋行负责人韩森(P. Hanson)同意,德国俱乐部在租地西侧临街处兴建会所,即今日所称的西楼。1928年,雅利洋行又将其全部租地转让给德国俱乐部,俱乐部随后增建东楼,其设计者目前尚待考证。

德国俱乐部(西楼)沿街立面现状 摄影:张黎明
德国俱乐部的东西两栋建筑均保存至今,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北二经街19号,并被列为沈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西楼长期闲置,东楼作为幼儿园办公用房使用。
受早期档案整理、地方文物登记及长期民间传闻的影响,该建筑一直被误认为“德国驻奉天领事馆旧址”。部分研究在缺乏充分史料辨析的情况下也沿用了这一说法,使这一错误认识不断固化,以至目前大量网络信息、文物介绍及相关出版物仍沿袭这一名称。

地图上的德国俱乐部地块 图片来源:1928年《奉天商埠正界租地鱼鳞图》
然而,20世纪20至30年代多版奉天城市地图均未将“名盛里”这一地块标注为“德国领事馆”,而是明确标示为“德国俱乐部”。现有史料亦表明,该建筑并未作为德国驻奉天的外交机构使用,而是德国侨民开展社交、聚会及文化活动的场所。

罗克格在德国俱乐部奠基仪式上讲话,奠基石上刻有“1926” 字样 图片来源:StuDeO
德国俱乐部的建设主要依靠奉天德侨自身筹资完成。通过发行总额37,000大洋的债券筹集购买土地及建设的资金。俱乐部于1925年10月开始筹备,设计方案经三次比选后确定。1926年4月正式开工,5月22日举行奠基仪式,建设过程中又因会员人数增加进行了扩充和完善,至同年11月20日举行落成典礼,从筹备到建成历时约一年。

新建成的奉天德国俱乐部 图片来源:StuDeO
德国俱乐部建筑采用两层住宅式体量,尺度适中,整体更接近德国传统住宅而非公共建筑。四坡屋顶、曼莎式折坡屋面(Mansard Roof)与中央山花共同塑造出鲜明的德意志乡土建筑形象,同时融入“青年风格”的设计语言。
罗克格在德国俱乐部新建筑落成典礼的演讲中提到:“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与家园,哪怕它再小,是人类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健康而强烈的本能。在那里,人能找到归属感,与挚爱的土地融为一体,去守护它,并因此获得自豪与自由。”由此可见,德国俱乐部不仅是奉天德侨的社交场所,也承载着共同家园与文化归属的意义。建筑的住宅尺度与乡土建筑形象正与这一诉求相呼应,使其在满足公共活动需要的同时,也成为德侨社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德国俱乐部(西楼)现状 图片来源:沈阳市文物历史建筑可阅读工程
建筑现状虽然基本保留了主体体量,但历次改造已明显破坏其原有设计体系。作为正立面视觉中心,山花中的植物卷草纹饰已被拆除,使青年风格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特征基本消失。此外,曼莎式折坡屋面亦被拆除,深色屋面对建筑上部的包覆关系被打断,原本富于变化的屋顶轮廓趋于平直,建筑上部的层次感与轻盈感也随之减弱。立面构图同样受到后期改造的干扰。新增的一、二层水平分隔线脚割裂了原本连续完整的浅色墙面,使建筑产生明显的横向分层。外墙后期采用与原设计不协调的色彩重新粉刷,也削弱了原有简洁统一的色彩关系。建筑细部和入口空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现今临街一侧的铁艺栏杆,在材料和形式上均与建筑其他部位反复采用的方柱式实体栏杆不一致,很可能为后期更换。随着原有地坪高差及入口构成的改变,建筑与地面之间的过渡关系、入口层次及基座感明显减弱。
虽然随着德侨社区的消失,德国俱乐部作为海外德国侨民“精神家园”的原有社会文化属性已不复存在,但历次改造中对山花、屋顶、门窗、栏杆及入口空间的随意改动,却显著损害了建筑的艺术价值与历史风貌。

1926年,奉天德国俱乐部落成典礼上的董事会成员合影,最前者为罗克格 图片来源:StuDeO
在奉天期间,罗克格逐渐成为当地德国侨民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不仅参与了德侨社区的发展,也通过建筑实践塑造了其生活环境。罗克格曾两度担任德国俱乐部主席,并被授予荣誉会员身份。1926年秋,在奉天火车站,时任德国驻华公使馆医务负责人、曾任德国驻奉天领事的奥托·韦斯特法尔博士(Dr. Otto Westphal)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Dr. Sven Hedin)送行时,曾郑重委托友人向驻北京的德国公使转达:奉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堪称典范的德国侨民社区,而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罗克格先生。
* 1926年秋,斯文·赫定为推动其筹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中国政府及学术界批准,经西伯利亚铁路前往北京,途中在奉天短暂停留。

1936年8月,奉天德国俱乐部花园聚会,背景可见西楼台阶及入口 图片来源:《StuDeO-INFO》(侨居东亚生活资料集),2012年12月
1926年12月,罗克格一家决定告别中国。离别之际,奉系外交核心人物王荫泰亲笔写下一封长达四页的告别信,对罗克格多年来在奉天从事建筑工程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不到两年之后,罗克格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奉天。当时,德国外交部正计划将驻奉天领事馆由长期租用的办公场所迁入自有馆舍,罗克格因此再次受邀参与这一外交建筑项目,并重返奉天。
走向新建筑
由于一战后德国财政拮据,魏玛共和国政府一时无力承担建设驻奉天领事馆的全部费用。罗克格不仅承担了新馆址的选定以及总体规划与设计,还先行垫付了购地和建设资金。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地块不同时期比较 分别是1928年规划图,1931年沈阳市最新全图,1966年卫星图,2025年卫星图 制图:李冬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新址选定在奉天商埠地六纬路“誉振里”北部。根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德国政府于1928年3月承接鸿德堂原租土地七亩二分一厘,并按每亩二百五十元办理永租换契。该地北至六纬路,南、西邻华业公司,东至四纬路。其北侧分布着二纬路“惜阴里”的英国领事馆和法国领事馆、二纬路“冰鉴里”的日本领事馆,二纬路“九如里”的美国领事馆以及三经路“瑞庆里”的奥地利领事馆,共同构成商埠地核心的领事馆区。新址东侧紧邻已初具规模的德国社区,周边集聚着德国俱乐部、德国企业、德国旅馆和德国诊所,附近还有德国人经常前往的三经路教堂。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施工工地全景 图片来源:StuDeO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是罗克格探索现代建筑语言的重要作品。建筑群呈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突破了传统外交建筑惯用的历史主义表达,也反映出当时德国建筑界正在兴起的新思潮。

从七经路(今北四经街)北望德国驻奉天领事馆办公楼和领事住宅 图片来源:StuDeO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领事住宅,摄于1928年12月 图片来源:StuDeO
三座建筑均采用平屋顶,摒弃了常见的檐口装饰、古典线脚及象征性构件,外墙则以大面积平整的抹灰为主,通过几何体块、高低错落及光影变化塑造建筑形象。领事住宅面向网球场与花园的一层长廊设置连续水平窗带,不仅为室内引入充足的自然光线,也进一步强化了建筑的水平延展感与流动性。

德国斯图加特魏森霍夫住宅展场地航拍,2004年拍摄 图片来源:Wikipedia维基百科
领事馆的设计与德国本土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几乎同步。1927年,德意志工艺联盟在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主持下,于斯图加特举办“白院聚落”现代住宅展(亦称魏森霍夫住宅展,Weißenhofsiedlung),集中展示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欧洲先锋建筑师对于钢筋混凝土、新型居住模式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探索。平屋顶、白色外墙、开放式空间以及强调功能逻辑的建筑形态,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现代主义的重要象征。罗克格当时正身处德国,因此不能排除他接触这一建筑思潮、参观住宅展并受到影响的可能性。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总平面图 图片来源:StuDeO
这种先锋性也贯穿于整个领事馆建筑群的规划之中。罗克格突破了传统外交建筑强调轴线、对称与仪式性的布局模式,将办公楼、领事住宅和副领事住宅三座主要建筑沿三条城市道路(即今北四经街,六纬路和八经街)错落布置,并以围墙围合成相对独立的外交生活单元。院落中央设置网球场,周围环绕大面积绿地,在保障外交机构安全与私密性的同时,营造出以“阳光、绿地与运动”为核心的现代生活环境。这种将办公、居住、休闲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规划方式,在奉天传统城市肌理中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功能主义对于健康、效率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新认识。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领事住宅及花园,摄于1938年 图片来源:StuDeO
1929年,随着德国驻奉天领事馆全部工程竣工交付,罗克格再次离开中国,也完成了他与奉天这座城市的一次最后告别。
然而,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后,新政府试图改变原有支付条件。罗克格并未退让,而是委托弟弟瓦尔特(Walter Rothkegel)在柏林交涉,并以赴瑞士提起诉讼相抗衡。最终,德国政府被迫恢复履行原协议。这场争议展现了罗克格在政权更迭之际坚持契约、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

德国驻奉天领事馆旧址现状 摄影:王连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极具传奇色彩、本应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建筑群,如今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尽管德国驻奉天领事馆的原有地块尚存,但建筑单体均已遭到大幅改建,网球场、庭院与绿化空间等整体规划也被拆除或改变,原有建筑群的空间格局与现代主义风貌已难以辨认。
这一结果不仅源于城市建设带来的持续改变,也与其长期处于封闭使用状态有关。由于该建筑群长期由某部门使用,建筑史研究与文物调查难以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其历史身份又长期被错误认定,未能被准确记录为德国驻奉天领事馆,重要的建筑史价值因而未获充分认识,也错失了及时纳入保护体系的机会。封闭使用、身份误认与研究缺位相互叠加,最终使这座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建筑群在不断改建中逐渐消失。
1929年罗克格返回德国后,先是定居于波茨坦(Potsdam),而后又辗转于克洛本施泰因(Klobenstein,今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瓦杜兹(Vaduz)与米尔霍尔茨(Mühleholz)等地。1945年12月5日,罗克格因患癌症逝世,安葬于列支敦士登沙恩公墓(Friedhof Schaan)。
结语
最后,从罗克格晚年的自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于中国南北社会环境差异的深切感受。他曾回忆:“在青岛,秩序与纪律建立在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因此人们能够依据可靠的契约关系开展工作;但越往北方,一切便逐渐变得混乱,法律关系愈发模糊,依靠私人关系协调事务成为普遍方式。此外,北方社会对于外国人的敌意不断增加,在奉天尤其表现为公开或隐蔽的破坏行为,有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几乎使我成为一名卑微的‘苦力监工’。与此同时,礼仪素养与工匠技术水平之间存在明显断层。因此,在奉天,即使我投入了更多个人热情与牺牲,也难以获得像天津、北京或青岛时期那样的成果。”
这段文字反映了罗克格对于不同地区社会环境的个人判断,也从侧面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东北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奉天时期的建筑实践,不仅受到地方工业化需求、军政权力结构与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受到工程管理、劳动力和社会信任机制等现实条件的制约。
罗克格在奉天时期的大量建筑作品未能留下完整的影像记录。这并非由于他缺乏记录意识,而更多是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一方面,东三省兵工厂等军事工业设施长期实行严格的摄影管制,使建筑师难以自由记录设计成果;另一方面,为维系与地方权贵、宗教机构及重要委托方之间的关系,罗克格有时也不得不接受对方对于影像记录的限制。例如,在奉天天主教主教府等项目中,建筑影像的保存最终成为一种未能实现的愿望。这些缺失不仅影响了后世对于罗克格奉天时期建筑实践的认识,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建筑师所处的特殊环境:建筑创作从来不只取决于设计理念,而始终受到政治环境、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共同塑造。
我们由衷感谢德国建筑师罗克格为沈阳留下的珍贵建筑印记。愿他的名字不再被遗忘,愿他尚存的作品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善待。
致谢:
感谢王连、谷向鹏、李冬、马腾、杨树、张黎明、战志云飞、启溯、于海波、董圣涛等提供的线索与帮助。感谢沈阳建筑大学吕海平教授、北京建筑大学陈雳教授和汕头大学郑红彬教授给予的学术支持。特别感谢德国东亚德侨生活(东亚之友)研究会(Studienwerk Deutsches Leben in Ostasien e. V.)以及该会Jährling女士在档案查找过程中所作的无私和耐心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Torsten Warner:《Deutsche Architektur in China: Architekturtransfer》Berlin:Ernst & Sohn,1994
2. Studienwerk Deutsches Leben in Ostasien (StuDeO)e. V., Archiv
3. Wilhelm Matzat:《Rothkegel, Curt (1876–1945), Architekt》,Tsingtau.org,2010,https://tsingtau.org/rothkegel-curt-1876-1945-architekt/
4. Ying Li:《How Germany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eijing》,Beijing Postcards,https://www.beijing-postcards.com/archival-materials/how-germany-impacted-the-development-of-modern-beijing
5. Ying Li:《The First Parliament in Beijing Was Located at the Elephant Stables》,Beijing Postcards,https://www.beijing-postcards.com/blog/from-imperial-elephants-to-political-animals
6.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PAAA), Berlin:《Akten betreffend das Generalkonsulat Mukden / Bauten und Liegenschaften》,1926 - 1938
7. Ned Richardson-Little, “Arms Intervention: Weimar Germany, Post-Imperial Influence and Weapons Trafficking in Warlord China,”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Vol. 19, No. 4, 2021, pp. 510–528.
8. 郑红彬:《近代洋匠录:近代在华外国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建筑工程组织机构名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4年
9. 陈雳:《尘封的记忆—写在建筑师罗克格进京执业110周年之际》,《建筑师》2022年第2期
10. 陈伯超主编:《沈阳都市中的历史建筑汇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城商埠局为报鸿德堂永租埠地更名德国政府清缴换契费银照章另填新契请印发事给奉天省长公署的呈(附地契)》,1928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