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丨安妮·卡森：一个“不可归类”的写作者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6年10月8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以一种充满玩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
2023年10月，雷克雅未克。安妮·卡森（Anne Carson）坐在公寓那间砖红色的起居室里，窗外是海，和冰岛荒芜无垠的大地。她对采访者说，美国显得太杂乱了，就植物而言尤其如此——到处都是树，到处是植物和花；而这里只有熔岩、海和线条。“只有线条。空的空间。”
空的空间，是理解卡森的一把钥匙。她译萨福，别人忙着用想象填补残篇之间的空缺，她却用方括号把那些空缺原样标出，让“缺失”留在纸面上；她写《爱欲苦甜》，论证欲望恰恰源于匮乏；她写《夜》，为一位置身于她生命之外二十余年的兄长立碑，悼念的正是那种再也无法填补的缺席。
哈罗德·布鲁姆称她为“在世诸天才之一”。苏珊·桑塔格说：“我会读安妮·卡森写的任何东西。”而卡森自己说，她真正想做的，不过是“把每一个‘我’都挪开”，然后纵身跃入黑暗。
安大略的迁徙童年，和购物中心里的一本萨福
1950年6月21日，卡森生于多伦多，是玛格丽特与罗伯特·卡森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父亲在多伦多道明银行工作，从一家分行调到另一家分行，于是一家人拖着行李在安大略省的小镇之间迁来迁去——斯托尼克里克、霍普港、蒂明斯。卡森后来数过，童年里大概搬了六七次。
多年以后她对埃莉诺·沃赫特尔回忆那种生活：不喜欢离开朋友，但“你会渐渐地、从依恋中抽离一点，这也许是件好事”。她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被刻意磨钝过的平静——“这听起来像是那个好不容易才领悟到它确实是件好事的人说的话。”沃赫特尔这样回应。卡森答：“唔，有可能。”
改变她一生的那件事，发生在约1965年，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一家购物中心里。她在书店闲逛，那里不知为何摆着一部由威利斯·巴恩斯通编校的萨福双语本，左页希腊语，右页英语。“它看上去那么引人入胜，我想我应该学这个。”
第二年，一家人搬到霍普港。她进了一所高中，那里的拉丁语老师爱丽丝·考恩恰好也懂希腊语。听说这个女孩感兴趣，考恩太太提出在午休时间教她。卡森后来说：“我的事业和幸福都要归功于霍普港高中的爱丽丝·考恩。”而这位老师很快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了非洲。几十年后，一位女士在朗读会后走过来，说自己是考恩太太的女儿，母亲如今住在安大略北部的一座农场上，像个隐士，“她大概会愿意收到你的信，但她不会回信”。卡森写了信，果然没有回音。这一段师生缘，就此停在了“没有回音”里——又是一个空位。
少女卡森当时还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再世的奥斯卡·王尔德，甚至备了一套王尔德的戏服，在特殊场合穿。“如果我学希腊语，我就能更像奥斯卡·王尔德。”
她后来在多伦多大学读古典学，中途两次退学，最终拿下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师从著名古典学者肯尼斯·多佛研习古希腊语。1981年，她回到多伦多大学，以萨福为题写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后来长成了她的第一本书《爱欲苦甜》——一部简短而致密的论著，主张欲望来自匮乏，爱神因此永远是“苦甜”的。
一次采访里，沃赫特尔问她，是什么时候认定这将成为自己一生的主题。卡森答得毫不迟疑：“跟考恩太太学习它的那一刻，立刻就决定了。”
安妮·卡森。图片源自网络
翻译是一条沟，犹疑是一种救赎
如果要为卡森的写作找一句总纲，那大概是《宾夕法尼亚评论》上的一段问答。被问到“你如何开始一首诗”时，她说：“反过来才对。是诗开始了我。”
这不是修辞。她的写作几乎从不从“我要表达什么”出发，而是从某个已经在那儿、需要被追随的东西出发。她在《Brick》杂志的访谈里打过一个比方：写作像一只狐狸跑过你家后院，你决定跟着它，看看能不能走到狐狸住的地方——“就是在循着一条踪迹走”。那只狐狸后来真的进了她2024年的新书《错误的诺玛》（Wrong Norma），成为全书反复出没的谜团之一。
《错误的诺玛》
与此相关的，是她对“翻译”的理解。卡森一生大量时间都在读那种左页希腊语或拉丁语、右页英语的书。她把译者所处的位置叫作“一条沟”——两条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条沟。译者抵达的那种心境是：两种语言同时摊在大脑的屏幕上，它们说着并不完全对等的东西，却一直并排漂浮。
“坦白说，我认为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另一个人说话时是什么意思，”她对凯特·德怀尔说，“这比翻译还要过分，简直是一头扎进黑暗里。语言是那么、那么私密、私人、古怪……但作为人而说话的努力，就是试图用每一句话去越过那种绝望。”
她也把这条沟看作极美的东西：把希腊语原诗和各种英文异文摆在一起，让“那个人究竟说了什么”的种种可能同时漂浮着——“我认为，它最精微之处是无法传达的。”
如果说翻译是她乐在其中的技艺，那么“犹疑”（hesitation）是她近年最珍视的体验。她回顾自己学古希腊语的方法：遇见不认识的词，翻词典，一页一页找释义。那个过程里有一段间隔，类似于遐思，类似于悬置——“你对某个词存有疑问，你翻着书页寻找恰当释义的过程中确实在朝着它走去，但你尚未抵达那个想法。那是一种不同类别的时间。”她的学生如今把文本存进电脑，按一下键，词义立刻弹出，“于是你连这个词的历史、连在它可能的其他义项之间漂浮徘徊的机会都没有了”。
她为这种丧失感到惋惜。在一个人人都在加速的时代，她替“还没抵达”的那几分钟辩护。
她还有一个更决绝的立场：让“我”退场。她援引约翰·凯奇——“我想把每一个‘我’都挪开，好开始去做那件作品将要成为的东西。”卡森承认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因为“我”总会接管一切，变成唯一的推理原则。“我想就别的什么来推理。人生苦短。”
这条思路的极端表述，是她借西蒙娜·薇依的概念写成的《解构创造》（Decreation）：所谓“去创造”，是拆解我们身上那个被自我封闭、被自我定义的人。
为哥哥写一块碑：《夜》，和那些不能抵达的抵达
理解卡森，绕不开她的家庭，也绕不开1998年那部诗体小说《红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Red）。
《红的自传》
在那本书里，她改写了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不再只是杀死怪物革律翁、夺走红色牛群的英雄，而是成了一个英俊、叛逆的少年；长着红色翅膀的革律翁则成了敏感、被庇护、最终被辜负的那个人。赫拉克勒斯打碎的不是革律翁的身体，而是他的心和他的天真。卡森说，她之所以被这个故事吸引，一是因为“他的怪物性”——“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觉得自己是怪物”——二是因为希腊诗人斯特西科罗斯留下了一组关于革律翁的、非常吊人胃口的残篇。
而她真正最私人的作品，是为哥哥迈克尔写的《夜》（Nox，2010）。
《夜》中文版，文汇出版社
哥哥比她大四岁。小时候是她的英雄，她到处跟着他，常被赶回家去；后来他越来越远，贩毒、被捕、1978年弃保潜逃，拿着一本假护照离开加拿大，此后二十二年只往家里寄过一封信。2000年，他忽然从哥本哈根打来电话，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约好见面。就在她动身的一周前，一个女人打来电话：“你不认识我，但你哥哥刚在我家的浴室里去世了。”那是他结婚十七年的妻子。他死于动脉瘤，五十多岁。
卡森开始做这本书，起初是为了“理解他”。她把关于他所能说的那些线索放到一处，看看加起来是什么；写着写着，它变成了一篇“墓志铭”。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从来不希望被了解”的人。
《夜》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它是一本手风琴式折页的书，纸片上钉着粘着照片残片、信件、速写、涂改过的词典词条和散文诗。全书的暗线，是卡森逐词翻译卡图卢斯《第101首诗》——一首罗马人为亡兄而作的挽歌——诗中每一个拉丁词都单独占一页，对面是她自己的文字与图像。她甚至把打字稿泡进茶里，好让左页那些词条看上去像一本发黄的老词典：“对我来说，阅读拉丁语的体验，就是一页落满灰、你几乎辨认不清的纸。”
在这本书里，她的句子变得格外冷、格外准：
“假定折磨你的东西背后藏着一个秘密，总是令人宽慰的。”
“一个哥哥永远不会终结。我在他身上潜行窥探。”
“为什么我们在死亡面前会脸红？”
“一个声音是什么？”
她也写母亲的痛：哥哥是母亲的“金孩子”，她留着一小绺他婴儿时的头发；母亲生命最后二十年再没见过他，“她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家里的谈话一旦触及哥哥，“就像一股烧焦头发的味道，滴进每一次谈话里……它把一天都熏黑”。
而在《夜》里那段关于卡图卢斯译诗的心得中，藏着理解卡森全部写作的一句话——她说翻译一首诗试过几百次，这一回更接近“听任”：“我认为一次翻译总是有它的语境，而这一次需要嵌进那本书里，因此它需要比较素朴。我不想给任何东西做装饰。”
“不可翻译”这四个字，她后来用在了卡图卢斯那首挽歌上：“它就在那里，不可翻译。”
一个“不可归类”的写作者
用任何单一标签去框卡森都会失败。她生于加拿大，是诗人、随笔作家、古典学教授、翻译家、歌词与剧本作者、跨界艺术家；她的作品把诗、日记、历史、纪实、小说、论文、翻译以拼贴的方式糅在一起。她教书，也做歌剧；她上拳击课，也在泳池里胡思乱想；她画画，很喜欢收拾整理。
她的主要作品大致可以排出一条线索：
《爱欲苦甜》（Eros the Bittersweet，1986）。博士论文长成的第一本书，论欲望与匮乏。
《玻璃、反讽与上帝》（1992）、《清水：随笔与诗》（1995）、《闲暇时光中的男人》（2001）。确立其“杂糅文体”的标志性文集。
《红的自传》（1998）、《丈夫之美：一篇由29支探戈构成的虚构随笔》（2001）。两部诗体小说与长篇力作。后者为她赢得英国T.S.艾略特诗歌奖，她是该奖首位女性得主。
《解构创造》（2005）、《悲悼课：欧里庇得斯四剧》（2006）、译剧《奥瑞斯忒亚》（2009）。写作与翻译并行。
《夜》（2010）、《红·道》（Red Doc>，2013）、《漂浮》（Float，2016）。形式实验愈发彻底。
《错误的诺玛》（Wrong Norma，2024）。七年来第一部原创作品，收录《论飞机云书写的历史》等篇，狐狸、面包、血、卵石、“错”字在其中反复出没。
奖项方面，她有古根海姆奖、兰南文学奖、手推车奖、格里芬诗歌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0）；2020年，她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奖。她多年是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热门人选。
有趣的是，她始终不愿把自己称作诗人。《宾夕法尼亚评论》问她：“如果你有另一次人生，你还会做诗人吗？”她答：“我不认为我这一生做过诗人。我做过一些东西；其中有些时不时地把自己嵌进了诗的形式里。为什么，我不知道。”
迟到二十年的相遇：卡森在中国
与她在英语世界的地位相比，安妮·卡森被系统地译介进中文世界，晚了将近二十年。
2021年1月，译林出版社出版《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译者黄茜，这是简体中文世界首度引进安妮·卡森的作品。
《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译林出版社
这本书厚达450页，属“俄耳甫斯诗译丛”，收录她最有分量的两部代表作：诗体小说《红的自传》，以及由29支探戈构成的长诗《丈夫之美》。卷首收录哈罗德·布鲁姆的评论《安妮·卡森：一座高度活跃的火山》。定价88元。出版前后，媒体以“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在世诗人”“诺奖大热门”为标题推介；它被列入豆瓣2021年度诗歌榜，至今在豆瓣保持着8.8分左右的评分（近九百人评价）。一些读者也指出遗憾之处：中文版删去了《丈夫之美》原有副标题，让这部“虚构的随笔”少了一层自我说明。
译者黄茜是诗人、译者、媒体人，著有诗集《女巨人》，译有《双生》《石筏》等，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她此后又成为卡森在中文世界最重要的译者之一。
此后几年，卡森的中文版图迅速铺开。
把时间线摊开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错位：卡森在英语世界成名于1990年代，而中文读者真正开始大规模读到她，是2020年以后的事。她进入中文世界的方式也很“卡森”——先来的是最像“诗集”的两部代表作，随后补上的却是她翻译萨福的译本和那部最难归类的《夜》。换句话说，中文读者是先读到“卡森的诗”，再回过头去认识“卡森这个人是怎么想的”。
这种迟到并不全是遗憾。它让她避开了“诗人金句化”的浅层消费——在中文互联网上，卡森最常被传播的往往是几句警句，比如“如果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或者在《丈夫之美》结尾那句“看我现在合拢这页书，你觉得那个人就是你”。真正耐心读进去的人，会读到更多：那种在碎裂处拒绝缝补的诚实，那种“把每一个‘我’都挪开”的克制。
她为什么值得读
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是安妮·卡森，而不是另外一千个还在写作的诗人？
因为她把“不确定”写成了方法。她说痛苦没有答案，于是《夜》拒绝提供一个能让一切讲得通的秘密；她说伴侣之间根本不可能完全互相理解，于是爱情在她笔下永远带着几分绝望；她说翻译是一条沟，于是她就站在沟里写作。她不做和解，也不假装抵达。
因为她对“注意力”近乎信仰。她说过，人生无非是在无聊与“忘记时间”之间寻找出口——无聊是“最接近死亡的状态”，而全神贯注是唯一能让时间停下来的东西。她把读词典时那几分钟的悬置称为“救赎”，把盯着铅笔、盯着一块石头也能进入的那种失神视为珍贵。在一个注意力被切成碎片的年代，这几乎是一种反潮流的、近乎宗教的态度。
也因为她有趣。她喜欢愚蠢的笑话，会给学生出“烧掉一样东西，用它的灰”“改进一家旅馆”这样的题目；她会兴致勃勃地讲那只莫名其妙的狐狸，讲在密歇根州搭车遇到的、干净得像“引魂者”的陌生人；她会自嘲为了练本事去上拳击课，可那不过是“打空拳”。
1990年代，她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为了逃避无聊，我什么都愿做。这是一生的任务。”《Brick》杂志的采访者问她：你赢了吗？
她说：“到目前为止。”
本文资料来源
《巴黎评论》，凯特·德怀尔《纵身跃入黑暗：与安妮·卡森的一次对谈》，2024年4月17日。
《Brick》杂志第89期（2012年夏），埃莉诺·沃赫特尔《与安妮·卡森的访谈》。
《巴黎评论》，《诗歌的艺术》第88号（第171期，2004年秋），威尔·艾特肯。
《宾夕法尼亚评论》，《与安妮·卡森的访谈》。
中国作家网“书汇”：《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图书信息，2021年1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在世诗人——诺奖热门女诗人安妮·卡森作品被引进》，2021年1月22日。
豆瓣读书相关条目（《红的自传·丈夫之美》《若非，冬季》《夜》《爱欲苦甜》及“安妮·卡森作品”丛书）。
Poetry Foundation诗人档案：AnneCarson。
出版时间以出版社最终公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