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思原｜不止一种村上春树：规律与迁徙中的写作人生
2026年7月3日，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夏帆》在日本出版。这是继2023年的《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之后，他时隔三年发表的新长篇，也是他首次以女性为单独主角的长篇小说。二十六岁的绘本作家夏帆，在一次约会中遭到陌生男子对她外貌的冒犯，随后进入一个充满奇异事件的世界：她搬到武藏境，一对食蚁兽夫妇住进她家的地板下；她杀死了附身于磨刀店店主的美洲豹，而白蚁女王又附身于她的母亲。与此同时，她笔下绘本中的小女孩也展开着自己的探险。
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夏帆》
从1979年发表《且听风吟》算起，村上创作已有四十七年。若将《奇鸟行状录》《1Q84》等多卷作品各计为一部，《夏帆》是他的第十六部长篇。在这些长篇之外，他写了大量短篇、随笔和游记。他还和插画家合作，将文字和图画结合起来：他与安西水丸合作创作了短篇集《象工厂的Happy End》和随笔集《村上朝日堂》，他的童话《羊男的圣诞节》则由佐佐木牧绘图。此外，他也从事翻译，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等英文作品译成日语。因此，在长篇出版的间隔期间，他也做着其他不同类型的工作。
一直以来，一些文章在介绍村上时，常常强调他的作息表：早上几点起床，写作多久，下午跑几公里，晚上几点睡觉。这样的介绍容易让人觉得，他的文学来自精密的安排和严格的执行。他的生活被描绘得简单而稳定。实际上，他的生活更加丰富，甚至复杂。通过他的随笔、游记和访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多面，也更矛盾的村上：他努力维持工作规律，也常常把这个形象呈现给外界，却又在写作生涯中不断旅行、迁居，进入陌生的环境。可以说，规律与迁徙、自律与即兴共同塑造村上的写作人生。
村上春树
一记二垒安打：写作念头的萌生
村上年轻时并没有设想好小说家的人生。他1949年出生于京都，在兵库县西宫、芦屋一带——也就是“阪神间”核心区域长大，1968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学习戏剧。1974年，尚未毕业的他和妻子阳子在东京国分寺开了一家名为“Peter Cat”的爵士咖啡店。翌年，他修够学分后毕业，大学前后读了七年。这家店白天是爵士咖啡店，晚上则作为酒吧营业。1977年，店铺搬到千驮谷。播放唱片、调鸡尾酒、做三明治，是他当时的日常。
根据他的回忆，转折发生在1978年4月1日。那天下午微风吹拂，他躺在东京神宫球场外野观众区的草坡上，观看养乐多燕子队与广岛鲤鱼队的棒球比赛。当戴夫·希尔顿击出一记二垒安打时，他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也许可以试着写一部小说。看球时的那一瞬间，被他视为自己写作的起点，在他的自述中反复出现。他对这一瞬间的确信，几乎带着“神谕”的意味，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这也与他后来笔下那些被偶然事件甚至超现实力量影响的角色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此后，他开始在酒吧打烊后回到家，坐在厨房的桌边写作。起初写得并不顺利，他对用日语写出的初稿并不满意，于是尝试用英语写下开头部分，再将其翻译回日语。他掌握的英语词汇和句式有限，这反而让他找到了一种简洁、明快的日语文体。他随后用这种文体继续写作，完成了《且听风吟》。
1979年，这部处女作获得第二十二届群像新人文学奖。然而，这种文体并未得到普遍认可。除了用英语写作的尝试，他年轻时阅读的外国文学、听过的西方音乐，也影响了他日语写作的语感与节奏。当时，一些读者认为这是一种新鲜的声音，另一些读者则觉得它与自己熟悉的日本文学相距甚远。
村上春树的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
从爵士酒吧到写字桌：成为全职作家
1980年发表《1973年的弹子球》之后，村上仍在经营酒吧。当时酒吧盈利状况不错，而且比写作更赚钱。有人建议他把店铺交给别人管理，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全力投入写作，无法在心理上兼顾两件事。1981年，他结束店铺经营，转向全职写作；翌年出版《寻羊冒险记》。他后来反复谈论的规律生活，是在这一转变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
成为全职小说家后，他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在2004年的《巴黎评论》访谈中，他描述过写长篇时的作息表：清晨四点起床，工作五六个小时，下午跑步或游泳，随后读书、听音乐，晚上九点就寝。当然，这段话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这是他写长篇小说时的作息，而他在写作生涯中并非每天都在写长篇。
他在随笔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谈到了另一个习惯：写长篇初稿时，以每天十张四百字稿纸的篇幅为目标。即使还想继续，也尽量在目标达成时停下；即使状态不佳，也努力完成当天的目标。他认为这是一种让写作得以持续的办法。这种做法重视的是建立一个写作的节奏，让创作可以持续下去。这样严格的自我约束，和许多写作者顺应自身状态的习惯有所不同：有灵感时，我们往往尽情挥洒，写到深夜；没有灵感时，则暂作休息。
村上春树随笔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则提到了写作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他在成为专职作家不久后开始跑步，后来又在国内外参加马拉松和铁人三项比赛。他认为，长篇写作需要的不只是想象力，也包括长时间独处、集中注意力和承受疲劳的能力，而运动有助于锻炼这些能力。同时，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能给他带来成就感，虽然成绩不佳时也可能带来失落。不过，据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报道，他去年曾因病住院一个月，体重大幅下降，一度连走路都很困难；报道刊出时，他已恢复写作和跑步的日常作息。
从欧洲到美国：在迁徙中写作
除了自律和长期主义之外，村上的写作生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层面：迁徙。1986年，他离开日本，开始在欧洲长期旅居。1996年《纽约客》的一篇人物特写中写到，日本出版界的约稿、采访和人情往来让村上难以专心写作，旅居海外则让他可以与这些压力保持距离。《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都写于这一旅居时期：前者在希腊开始写作，在罗马完成；后者在罗马动笔，在伦敦完成。作品里的日本城市和青年生活，其实是在远离日本的欧洲写下的。
1991年，他受邀赴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1993年，他又转往塔夫茨大学。他曾教授日本文学，也在大学图书馆查阅诺门罕战役相关的资料。《奇鸟行状录》就是在这段美国生活期间写成的，而这场战役及其暴力构成了小说中重要的历史素材。1994年，他还前往位于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场旧址实地探访，并在游记《边境·近境》中写下了沿途的见闻。因此，远离日本并没有使日本从他的小说中消失，距离反而可能给了他重新观察日本的机会。
村上春树著《奇鸟行状录》
这些旅居和旅行的经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游记和随笔的素材。《远方的鼓声》记述了他在希腊、意大利等地的生活，既有租房、散步和饮食等日常琐事，也有适应当地生活面临的困难。《雨天炎天》则记录了这段旅居期间的希腊与土耳其之旅：一边是徒步探访阿索斯山的修道院，一边是穿行土耳其的漫长车程。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写到他在美国生活时使用外语的困惑和对日美文化差异的观察；《寻找漩涡猫的方法》则写到猫、马拉松和汽车被盗后的麻烦。后来，《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又从苏格兰艾雷岛的蒸馏厂写到爱尔兰的酒馆，借饮酒接近当地的人与生活。读这些文字，会发现他的好奇心并不只围绕抽象的文学展开，也落在感官能够接触到的气味、口感与风景上。
村上春树著《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未知大概是旅行与写作的共通之处：旅行可以预先安排时间和地点，却控制不了遇到的人和事；写作者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写作，却不总是知道故事将通往哪里。对不断旅行、迁居的村上而言，重新熟悉城市、语言与文化，以及应对途中的不便、疲惫和意外，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固定的写作习惯，甚至近乎强迫症式的重复，或许正是他应对这些变化、获得一定的控制感，并在新环境中保持工作进度的一种方式。规律与迁徙，也就这样同时存在于他的写作人生中。
从侦探故事到爵士乐：规律中的即兴
这种规律与迁徙之间的张力也存在于村上作品的内部。一个如此看重规律的人，写出的故事却常常让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奇。他的短篇展现了这一点。《青蛙君救东京》中，一个普通职员回到住所，迎接他的却是一只会说话的青蛙，请他帮忙拯救东京；《品川猴》中，主人公忘记自己的名字，竟是因为一只会偷取名字的猴子。《象的失踪》中，大象和饲养员一起不知所踪；《眠》中，一位家庭主妇连续多日不睡，夜晚独自读书、喝酒，过起了家人毫不知情的另一种生活。
他的长篇则更加扑朔迷离。《寻羊冒险记》中，主人公因一张照片踏上寻找一只背部带有星形斑纹的羊的旅程；《奇鸟行状录》中，主人公先是寻找失踪的猫，随后又面对妻子的离去，寻找的过程牵出婚姻中的秘密与战争的记忆。《1Q84》中，青豆发现夜空中竟有两个月亮；另一边，天吾应编辑的要求，改写一位少女的小说《空气蛹》，卷入书中故事与现实交织的谜团。
村上春树著《寻羊冒险记》
《刺杀骑士团长》中，一位与妻子分居的肖像画家搬进山中住宅，发现一幅神秘画作，随后卷入画家前辈的往事和一名少女的失踪事件，并在寻找少女时进入异世界。《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中，主人公追寻少年时代失踪的恋人，进入一座高墙围住的城市，与自己的影子分离，在图书馆担任“读梦人”；然而，再次相遇的少女却已不认得他。
最新的《夏帆》中，绘本作家夏帆在食蚁兽的指引下搬到武藏境，又受食蚁兽夫妇之托前往一家磨刀店，杀死附身于店主的美洲豹。随后，她发现母亲被白蚁女王附身。与此同时，她笔下绘本中的小女孩在森林中与家人走散，与一只猫结伴寻找通往原来世界的出口。两条故事线相互交织，也逐渐深入母女之间微妙的关系。
这些小说借用了侦探故事的动力：有什么消失了，有什么无法解释，于是人物踏上寻找的道路。但寻找的过程往往比谜底更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不得不面对被搁置的记忆、无法修复的关系，以及一直不愿正视的自我。这种侦探小说的氛围，并不意味着答案都已预先设计好。村上在访谈中说过，他开始写小说时往往没有完整计划，而是让故事逐渐展开。谈到《刺杀骑士团长》时，他也解释，作品最初只有一两个段落，之后才从中发展成长篇。他可以规定自己何时坐到书桌前，却未必能确定笔下的人物将走向哪里。因此，固定写作时间和页数，与提前决定故事的发展，是两回事。
他的文字有时让人联想到他曾经营的爵士乐酒吧，这种联想不只来自小说中提及的音乐家和唱片的名字，还来自叙述的节奏：既有即兴，也有微醺的感觉。早期的《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中，散落的回忆和对话让人感到，故事像是在边展开，边寻找下一句。他的短篇也常将荒诞的形象和极其日常的生活结合，读者一时难以判断该把它们当作寓言、梦境还是潜意识的表达。而在长篇中，一次奇异的遭遇可能忽然改变人物的人生轨迹，将故事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村上春树著《1973年的弹子球》
其实，写作的自律与即兴未必相互抵触。写作者维持相对固定的习惯，或许正是为了使自己有精力进入尚未成型的故事，承受其中的不确定性，在精神世界里自由探索。即兴也不意味着成稿不需要修改：最初的想法可以自由展开，随后仍需调整段落的节奏、完善叙事的结构。像音乐演奏一样，听起来即兴而轻盈的变化，背后可能有长期尝试和练习的支持。
作息表之外：村上的多面人生
在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之外，村上写了大量的随笔和游记。如果说小说描述了他笔下的角色如何被卷入奇异的处境、踏上寻找答案之路，那么随笔和游记则展示了他自己如何走进陌生的环境。从欧洲到美国，他记录了旅途与生活中的种种经历：有狼狈不堪，有悠然自得，也有对新鲜事物的兴致；有他的偏好、牢骚、困惑，有对自己居无定所的调侃，也有面对小事时一本正经的幽默。这些文字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作家本人，但不必成为解读他小说的工具。小说中的有些角色或许让人看到村上的影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虚构人物就是作者本人。他小说中的隐喻往往难以对号入座，也未必有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
村上的作息表反而提醒我们，每个写作者都需要寻找自己的工作方式。有人依赖固定的时间安排，有人更依赖灵感的到来；有人预先构思完整情节，有人则边写边探索故事的走向。他的自律和长期主义值得肯定，但他的生活习惯和写作方法与他的身体、性格、职业经历和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很难被其他人直接照搬。他的文字不仅来自固定的习惯和严格的自我要求，更来自他为写作保留的即兴空间、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跨文化的生活经验。和许多作家一样，他的生活和性格也有着复杂甚至矛盾的一面。村上的文学和他本人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