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在东欧
2024年3月，总统托卡耶夫在国家库鲁尔泰（即国家元首领导下的咨询和咨询机构）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是大草原游牧文明的继承者。去年9月，哈萨克斯坦修改宪法，正式确认术赤的“国家缔造者”定位。
准确来说，哈萨克斯坦的前身为白帐汗国，术赤的另一个儿子、拔都的哥哥斡儿答所建。蒙古宗室诸王分家，金帐、白帐和蓝帐汗国三足鼎立，14世纪后期，金帐汗国本部核心衰落，而东部的白帐汗国逐渐兴盛，1428年巴拉克可汗统一了整个哈萨克草原，并跟当地部落融合，下一代人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共同率领部众东迁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建立了独立的哈萨克汗国。
托卡耶夫认术赤为祖先，着眼点在于金帐汗国的贸易繁荣，以示哈萨克斯坦从古至今一直是“东西方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两年托卡耶夫一直在跟中国等国合作，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而该走廊是中欧班列南线的一部分。
罗斯政治混乱的渔翁得利获益者
通常印象里，草原民族是群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传统上欧亚各国，尤其是俄罗斯对蒙古西征有着恐惧、憎恶心理，斯拉夫人传统上有个“鞑靼枷锁”（Tatar yoke）的观念，这个术语由19世纪中期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创造，指金帐大汗在东欧的两百年束缚奴役。
基辅罗斯的末代大公米哈伊尔起初并不想跟强悍的蒙古作对，他觐见拔都汗，打算谈判。金帐汗国要求他承认宗主权、向佛像行跪拜礼以及从火盆中穿过，这是异教习俗里缔约的仪式。虔诚的大公拒绝了拔都汗的要求，随即遭到火刑处死，东正教会对米哈伊尔追封圣人。
帝俄时期的知识分子视“鞑靼之轭”为国耻，并且认为俄罗斯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在于蒙古统治的专制余毒，莫斯科公国保留太多鞑靼因素。
俄国学术界也存在少数人持不同观点，列夫·古米廖夫、维尔纳茨基和特鲁别茨科伊等人积极评价金帐汗国。他们是西化派和斯拉夫派两大主流派系之外的第三股思潮势力——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和亚洲文化一衣带水，“俄蒙一家亲”。游牧部落文化在俄国渗透得非常深，大文豪屠格涅夫，名字来自蒙古语中tiirgen一词，意为“敏捷”；布尔加科夫的名字来自突厥语bulgaq，意为“挥舞”；阿赫玛托娃刚出生时叫Anna Gorenko，他的父亲表示不想家里有一个诗人，要有一个更加阳刚色彩的名字，便改名为鞑靼色彩的Akhma（据说是她鞑靼族的曾祖母的名字）。
在欧亚主义者看来，瑞典、条顿骑士团那些拉丁系侵略者才是俄国真正的大患。按照他们的沙盘推演，斯拉夫族群被术赤、拔都征服，也就死点人，要是被北方十字军运动征服了，就会文化断根，万劫不复。因为蒙古的统治风格松散，不进行同化，实行文化宽容，允许不同宗教信仰的传播；而条顿骑士团以东正教为仇敌，他们若获胜，必除之而后快。
欧亚主义分子认为，即便没有外族干涉，罗斯各部族也是自己人打自己，诸侯混战。鞑靼人的统治（古米廖夫派系学者称之为“汗的恩惠”），预防了甚至是阻止了罗斯内讧的惨祸。
苏联解体后，部分政客受这股思潮影响，强调双头鹰的亚洲性质，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乌拉尔河以东的地方，主张经营西伯利亚大后方，背靠远东腹地。在1990年代还有个党派，党纲里写着建议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叶卡捷琳堡。
玛丽·法弗罗，这位法国南特大学历史系教授跟欧亚主义思想同频。她写作的《欧亚大陆的枢纽：金帐汗国与草原秩序》，细密地考察了金帐汗国的兴衰，蒙古与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之间纵横捭阖的历程。
在玛丽·法弗罗看来，蒙古与其说是毁灭基辅罗斯的元凶，不如说是罗斯人政治混乱的渔翁得利获益者。
基辅罗斯的发展过程类似周王朝，周朝是一群姓姬的宗亲，在蛮荒之地播种文明，建邦国，罗斯世界则是一群留里克大公出去单干。南到顿河流域，北至白海，罗斯人开发荒地，建立城邦。其中的后起之秀为诺夫哥罗德城邦共和国，商贸繁荣，中国、印度的丝绸香料，撒马尔罕、塔什干的奇珍异宝，都在这里中转。
诺夫哥罗德novogorod一词里，gorod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格勒，斯拉夫语里的“城市”，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词根novo和英语的new同源，新的意思。
诺夫哥罗德意即新开发的城市，这里涉及到“大罗斯”“小罗斯”的区分。简单来讲，“小罗斯”的概念大致等于核心罗斯，从伊戈尔到“智者”雅罗斯拉夫（他的三个儿子，平分国土之后，基辅罗斯再未统一），数代基辅大公的发家之地。后来民族对外繁衍迁徙扩张，形成西北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等）、东北罗斯（弗拉基米尔一苏兹达尔公国等）和西南罗斯（加利奇一沃伦公国等）等新地盘，就是“大罗斯”，诸侯们各自建了十几个新的独立公国，隔壁也有“大波兰”“小波兰”之分的说法。
从“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到罗曼诺夫王朝再次统一之前，是东欧版春秋战国时代。新兴诸侯实力膨胀，互相征战，争夺霸权，而基辅罗斯本部，反倒权威不振，江河日下，如同中后期的周王室。
蒙古军队打进东欧的时候，号称“众城之母”的基辅，经济滑坡，其状况早不复昔日鼎盛时期了。
公元1237年，来自遥远东方的拔都发起闪击战，十万大军在严冬越过冰冻河面，先后攻破梁赞、莫斯科、符拉地米等城镇，然后转而向南，直抵基辅，兵临城下，1240年在经过一番战斗之后，灭亡基辅罗斯大公国。蒙古人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下游间水草肥美之地安家，定都萨莱（Sarai）。
蒙古的间接统治
欧亚主义者反对蒙古人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的常规见解，把蒙古西征视为全球化的先锋。铁木真的子孙统一欧亚草原，建立了成熟的行政和贸易体系，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呈现“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景象。
金帐汗国的统治模式恩威并施，早期萨莱实行达鲁花赤制度，设立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由八思哈（突厥语basqaq镇守官，来源于达鲁花赤一词）统一指挥。罗斯各邦诸侯必须由大汗册立，受达鲁花赤的监视，有时候还要远赴大蒙古帝国的“上都”和林朝贡。
东欧发生了跟元朝达鲁花赤制度同样的弊病，外族征服者和本地群体存有文化隔阂，“达鲁花赤员并守令、垂佐，连位坐署，哄然言语、气俗不相通”，管理混乱并且效率低下。后来改用间接统治，贡赋由罗斯王公贵族上交到汗廷，莫斯科公国“钱袋”伊万（伊万一世，1325年-1340年在位）因善于敛财，获得这个绰号。
罗斯世界头号两个诸侯，诺夫哥罗德大公跟莫斯科大公争宠，争取当蒙古人的钱赋代理人。此时的局势如同东亚南北朝末年，宇文家、高家竞相讨好突厥，“岁给缯絮锦彩”，沙钵略可汗坐拥控弦之士四十万，得意宣称：“但使我在南两儿（北周和北齐）常孝，何忧于贫！”
在统治集团基本盘人数有限的情况下，蒙古只控制大城市、商路、渡口、税关等要害之处，不追求权力的全方位覆盖，而是通过最小干预尽可能掌控全局。萨莱掌握毛皮与食盐，两项利润最丰厚的贸易，罗斯世界的貂皮、獭皮、狐狸皮、熊皮销售往西欧，每年运输的毛皮至少50万张，巨额利润流入大汗家族。
在第五代大汗忙哥帖木儿的鼎盛期，金帐汗国致力于和平建设，跟南边的伊利汗国进行贸易竞争，修建质量更好的道路。《欧亚大陆的枢纽》第六章详尽描绘了北方之路。
忙哥帖木儿调解其他蒙古汗国之间的冲突，并巩固欧洲地区的经营治理，鼓励修建驿站（蒙古语为站赤）、水利工程和教堂，休养生息。
另一方面，鞑靼人带来了更严密、更“高级”的税收系统。斯拉夫人的传统耕种模式为开辟一块林地，清理烧荒后种几年，等地力贫瘠，抛荒到别处再开一块。随之，罗斯诸侯汲取民力的方法比较简单，以“炊烟（灶）”为收税单位，哪里看得见人烟就去哪征税。
草原生活的蒙古民族不习惯新地盘，他们管理农业社会还有些勉强，对东欧腹地的森林完全陌生，你往密林里一钻，开块荒地，还怎么找你收税？必须强制把人绑定在土地上，再实行人口普查，扩大纳税基数。
13世纪80年代金帐汗国进行了3次大规模人口统计，查出众多未登记的“黑户”。蒙古人以暴力为后盾，落实贡税等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充盈了大汗的金库。后来莫斯科大公国进行“全盘鞑化”，照搬大量鞑靼制度文化，俄语中的“手铐”以及“国库”这两个单词就原封不动来自鞑靼语。
二十世纪的欧亚主义者对此大为称赞，金帐汗国给俄罗斯留下了强力政府和王权的政治遗产。原本斯拉夫人有浓厚的部落习气，通过学习鞑靼人，才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兵强马壮的君主制国家。
草原帝国的继承者
经历六代人的卧薪尝胆，莫斯科的德米特里亲王积攒了实力，举起反旗，在基辅焚毁的一个世纪后，在顿河战胜蒙古军。在俄罗斯人的传统观念里，1380年库利科沃之战是民族独立的里程碑。
但玛丽·法弗罗指出，此战并不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并没终结蒙古人的宗主权，没几年萨莱汗廷的权臣脱脱迷失便进行报复，烧了莫斯科。
莫斯科大公国扩张过程中，屡败于草原部落。号称俄罗斯千年来最可怕的铁腕强人之一伊凡雷帝，也被鞑靼人痛击过。1547年伊凡登基加冕，实行全民皆兵，可动员骑兵多达5-8万。他把国土面积增大了两倍以上，控制了里海的贸易线，都准备向西伯利亚扩张。
1570年伊凡雷帝试图获取通往南方暖水区的出海口，跟克里米亚汗国发生冲突。鞑靼人在边境抵抗，并且反攻，4万大军挺进欧俄腹地，如入无人之境，攻破莫斯科。
金帐汗国非亡于外部，主要由于自身制度缺陷。他们的汗位继承制，保留早期成吉思汗时代那套部落残余，稳定的父子世袭没确立下来，术赤系宗王互相争夺萨莱的宝座，造成极大的内耗。在札尼别汗死后，短短20多年换了十几个汗，平均在位一两年，有的甚至在位短短几个月就被废黜。
别儿哥汗为了笼络突厥盟友，实行伊斯兰化，然而疏远了多个信奉萨满教或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蒙古部落，也无助于安抚东正教斯拉夫百姓。这个“本土化”文化转向，收效甚微，还削弱了汗廷的号召力。
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迅速崛起，纵横草原。16世纪诺盖人盘踞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这是一群突厥化的鞑靼人，骁勇善战。瑞典国王为了遏制新兴的沙俄，派使者千里迢迢跑到伏尔加河，跟诺盖汗国结盟。
诺盖人衰落后，其位置又由卡尔梅克人填上。这个群体来自明朝中后期的卫拉特联盟，受迫于强大的鞑靼俺答汗，向西转移。1608年在里海东北岸的恩巴河草原，出现了零星的卫拉特前哨，他们定期洗劫萨拉托夫、乌法等俄国边疆城镇。1620年代，整合了伏尔加河的各个游牧部落之后，卡尔梅克人成为新的霸主。
莫斯科在地缘竞争中最终崭露头角，反败为胜，在于其更靠近西方，更快学习欧洲文明。彼得大帝模仿荷兰的海军和造船体系，参考德意志的官僚等级制、军警体系和大学建设，他又强制贵族学法语和法国文化。
同时罗曼诺夫王朝又继承了金帐汗国的集权方式，严密的征税体系以及商贸垄断，17世纪，毛皮物品贸易收入占俄罗斯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双头鹰用着游牧民族带来的行政体系，去攻打游牧民族。
可以说，卡尔梅克是草原民族的最后一次西征。经过富国强兵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帝外战获胜，一部分卡尔梅克人回到亚洲老家，也就是乾隆时期的土尔扈特东归；剩余的卡尔梅克人向莫斯科称臣，成为沙俄最优秀的骑兵兵源之一。1783年女皇又在西南战线大捷，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
罗曼诺夫王朝在亚洲人面前自居为“白色沙皇”（белый царь），这个称号的词源可能是“白色的骨头”（White Bone），即成吉思汗的后裔，西伯利亚人和中亚人向“白色沙皇”上交贡赋。
欧洲国王的权力体系建立在封臣契约之上，有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特色。俄罗斯则更接近东方式的君主制，无论是制度内核，还是政体外观，宫廷的跪拜礼、加冕仪式（莫斯科大公登基戴蒙古风格的莫诺马赫皇冠，直到彼得一世和兄弟伊凡五世后，才重制礼乐，易服色），都透着一股草原帝国的气息。